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战争与艺术的双重奏-外国文学与战争-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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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2月，鲍狄埃参加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在此后的诗中自然而然地对二月共和国寄予很大希望：他幻想即将实现普遍平等（《自由之树》），他把临时政府设立劳动部的伪善做法当作劳动解放的新纪元，他号召人们捐款帮助国家解决困难，但随着临时政府日益公开地反对无产阶级，他的诗歌立即变为刺向二月共和国的投枪：《正直的共和国》揭露资产阶级操纵政府、军队、舆论；《我饿》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该拆掉的老房子》把二月共和国比作一座等级森严的住宅，发出“是折毁它的时候了”的呼声。1848年6月，巴黎工人再次揭竿而起，鲍狄埃又走上街垒。他在大起义的六月写的诗充满革命的火药味：“街上响起阵阵枪声，人民奋勇前进，走！筑街垒去！”、“开火！再开火！我是雷霆，我的灵魂在枪膛中沸腾！”（《解闷》）。起义被血腥镇压后，他发出悲愤的控诉：“这世道不容我们生活”。一八七四年普法战争前夕，鲍狄埃参与签署国际巴黎支部《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反对这场“争夺霸权的战争”。普军入侵，祖国危险之际，他毅然加入国民自卫军，任副连长、第二区警备委员会委员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代表。当第二帝国垮台后成立的“国防”政府投降卖国的嘴脸暴露时，他大声疾呼：“快成立红色的公社”。
1871年3月18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会成立。鲍狄埃当选为公社委员。为保卫公社，他在街垒上一直战斗到“流血周”的最后一天。公社失败后，他刚放下枪，立刻又拿起笔继续作战，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写下了日后举世闻名的《国际歌》歌词，全诗除开头和结尾的付歌外，共有六段。第一段向无产者发出“要为真理而斗争”的呼号，并指出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即用暴力打碎旧国家机器的革命原则；第二段阐明“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的唯物史观；第三、四段从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批判；第五段表明了无产阶级以革命战争反对资产阶级掠夺战争的基本立场；第六段指出了无产阶级让“一切归劳动者所有”的正义性，并抒发了“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美好理想。其鲜明的主题——团结、战斗、胜利在全诗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880年，鲍狄埃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对公社的论述，特别是马克思的光辉著作 《法兰西内战》，描述了“那素有英雄传统的人民”开创巴黎公社的历史过程；歌颂了“视死如归”的公社革命者的英雄业绩；总结了公社“未夺取银行”和“轻饶了豺狼”的沉痛教训。这部取名为《巴黎公社》的长诗，具有公社“作为未来社会秩序的榜样”的开创性意义。1887年11月6日，病魔夺去了鲍狄埃的生命。他去世的前几天还写出一首题为《莫洛克》的诗，以吃人恶魔莫洛克比喻资本主义机器生产，发出了“打倒莫洛克”的怒吼。就在他去世的第二年，法国工人作家皮埃尔·狄盖特为《国际歌》一诗谱了曲。从上，《国际歌》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迅速传遍全球、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
走上战场的军事记者
——苏联现代作家康士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
苏联现代作家康士坦丁·米哈伊洛维奇·西蒙诺夫，1915年出身于革命前波得堡的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沙皇军队中的现役军官，战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疆场，1934年开始写作，并考入苏联作家协会附设的高尔基文学院夜班，一年后转为日班。四年的创作专业学习大大提高了他的文学素养和写作技能。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蒙古的战争，西蒙诺夫以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苏联军队同侵略者在哈勒欣湖一带的战斗，不久，他又转到北方苏、芬战场进行实地采访。他根据在两个战场耳闻目睹所得的印象，写了许多报道苏联红军战斗生活的通讯和特写。1942年，西蒙诺夫参加苏联共产党。在整个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期间，他一直作为《红星报》等报刊的战地记者，奔波在硝烟弥漫的战争最前线。他参加过举世闻名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跟随苏联红军对希特勒侵略军的英勇反击，足迹到过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德国等许多地方。长期的战地生活里，西蒙诺夫采写了大量的战争题材的报道和政论文章，揭露控诉法西斯匪徒的罪恶兽行，热情歌颂了苏联及东欧各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英雄行为，成功地塑造了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的形象，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作家在战争年代创作的剧本《俄罗斯人》曾荣获1943年斯大林奖金。
西蒙诺夫在1943年至1944年完成的《日日夜夜》是苏联文学中最早最及时地反映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中篇小说。它以红军炮兵大尉沙布洛夫率领一营指战员进入被敌军团团围困的斯大林格勒，成功地保卫了市内三座大楼的经过为主线，塑造了从沉着、果断的师长普罗庆柯到勇敢好胜的青年战士马斯林尼可夫，纯洁而善良的年轻护士安娘·克莉缅柯等一系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出苏联军民平凡而又高尚的英雄行为。小说发表后很快被改编成话剧，拍摄成电影。1949年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结束后，西蒙诺夫曾以作家和《真理报》记者身份访问过日本、美国、法国和英国。他创作的剧本《俄罗斯问题》、中篇小说《祖国炊烟》和诗集《友与敌》均获斯大林奖金。
随着战争期间创作上的多方面成就，西蒙诺夫在苏联社会上和文学界的地位越来越提高，到四十年代末、五十年初，他已成为苏联文坛上屈指可数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被选为全苏作协副总书记。西蒙诺夫用十二年的功夫写成了反映战争题材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一个夏天》。第一部写的是卫国战争初期的情况，故事从1941年夏天希特勒向苏联进攻和由于斯大林错误造成苏联大片领士失守开始，以苏军 1942年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束。第二部主要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一个侧面。第三部的故事发生在卫国战争后期，集中反映1944年夏天白俄罗斯战役胜利后苏军正准备向东欧进军追歼德军时的情况。在这三部曲中，西蒙诺夫以切身的战争经历和长期的写作经验，把苏军最高统帅部的决策到前线具体的战斗活动，把战争给苏联人民带来的苦难同苏军指战员的坚强、勇敢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一个侧面较完整地反映了卫国战国的全过程。三部曲获1974年度列宁奖金。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后期陆续发了几部战时札记，最著名的有《洛巴金札记摘录》。西蒙诺夫曾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2—1956），苏共中央临察委员 （1956—1961，1976—1977）。他的一生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被人们称为：“走上战场的军事记者。”
不愿告别前线的“人民诗人”
——德国著名文学家埃利希·魏纳特
德国诗人埃利希·魏纳特，1890年八月四日生于马格德堡一个进步的工程师家庭，中学毕业后先在机械制造厂当学徒工，后从事美术工作，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1913年，魏纳特应征入伍，大战开始后，被派往西线，在战场上目睹炮火连天，尸横遍野的惨状，开始觉悟，成了坚定的反对军国主义战士。苏联十月革命使他欢欣鼓舞，但德国在1918年革命的失败又使他感到压抑。战后经济萧条时期，他尝到了失业的滋味，靠画广告、干些收低微的杂活维持生活。此时，随着反动势力的器张，他的革命精神和论战能力也逐渐增强，他毅然拿起笔来，撰写了揭露帝国主义在策划新战争的《秘密的行军》，讽刺歌唱和平高调的社会民主党右派听到军号，就迫不及待地加入反布尔什维克的行列的《老军马》。1933年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魏纳特开始了斗争的新阶段。纳粹上台前夕，他就写诗揭露法西斯本质，提醒工农群众不要受欺骗。他提出希特勒是“用自由的蜜糖，涂着穷人的嘴，欺骗作恶”。希特勒上台后，他写诗教育被国社党蒙蔽的工人。正因为他的讽刺诗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像红辣椒一样刺得他的食管发痒，双脚暴跳，所以法西斯对他们进行残酷迫害，搜查了他的住宅，抢走了他的手稿，并被剥夺国籍。因他当时在瑞士演出，才免遭毒手。魏纳特的作品富有强烈的爱与憎、辛辣的讽刺、机智和幽默的语言，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被誉为“人民的诗人”。
西班牙内战时期，魏纳特在前线创作鼓舞士气的战歌，其中著名的是《国际纵队之歌》、《十一支队之歌》、《向苏维埃联邦致敬》，此外，他写了不少通讯，后收入题为《同志们》文集，是一部关于西班牙战争的珍贵文献。一九三八年，国际纵队撤离西班牙；作为国际纵队队员的魏纳特，满怀深情地写下了《告别前线》。纵队战士们告别了他们浴血奋战的土地，“向另外一个世界撤退”，但并不是退伍，“而是去做游击队”。表达了战士们要继续奋战的坚强决心。
苏德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魏纳特积极投入瓦解德军、教育受蒙蔽士兵的工作，他用诗的形式写了许多短小有力的传单在前线散发。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时，他冒着敌人的炮火，亲自到前线广播喊话。他在题为《给一个德国士兵》、《反对真正的敌人》的传单中号召士兵的赶快觉醒，调转枪口，“冲向柏林，前进！”他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写成的日记《斯大林格勒回忆录》 （1951），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文献，被译为多种文字。
魏纳特的诗歌继承了海涅、维尔特政治讽刺诗的优良传统，在同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成熟起来。其诗歌充满火一样的热情，勾勒敌人的丑态时，讽刺尖刻，鞭挞入理；歌颂英雄时，倾注着深深的怀念和敬仰之情。他的诗不是图解、说教、常常以感人的形象，贴切的比喻给读者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语言鲜明生动，简短有力。他善于使用双关语、方言、缩略语，经过改写的谚语、成语，并创造出许多新词来增强讽刺效果，字字句句扣人心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机智勇敢而屡立建功的“人民演说家”
——法国著名作家瓦扬——古久里
法国著名作家瓦扬—古久里，1892年出生在一个艺术之家，父母均是歌唱家。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瓦扬——古久里自幼爱好音乐、绘画和诗歌。中学时，他就是一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业余时间还有兴趣从事考古发掘。一九一四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学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瓦场—古久里这位刚刚取得律师头衔和历史学硕士的学位的热血青年，怀着热爱祖国、誓死保卫祖国的一腔热情走上前线。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的英勇行为同他的名字一样令人敬佩。“瓦扬”在法语里是个响亮的字眼，意思是“勇敢的”。瓦扬—古久里没有辜负父母为他取名时寄托的期望，在战争中机智勇敢，屡立战功，很快被提升为军官，获得七次嘉奖之后又在战场上受勋。
战后，瓦扬—古久里加入了法国社会党左翼。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促使他最终确立政治立场的重要因素。1921年，法国共产党成立，他被当选为中央委员及法共机关报 《人道报》编委，写了千余篇政论、杂文和通讯报道，直到他猝然去世（1965）的前一天还伏在办公室的公文桌前工作。1923年，巴黎劳动人民选举他当了国民议会议员。在议会的讲坛上，他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演说家，他对敌人的无情拼击致使他几次被捕入狱。瓦扬—古久里还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一名活跃的战士。1933年，他作为第三国际的代表到中国上海参加远东反战会议。他冲破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分子设置的重重障碍，在群众集会上多次演讲，并会见了鲁迅先生等中国各界进步人士。他利用短短的一个半月时间调查了上海附近农村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写出了《农民陈大怎样当了红军》等报道。在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不仅在舆论上声援共和国军队，而且积极筹募救援物资，两次亲临前线慰问国际纵队。
瓦扬—古久里的文学创作是从青年时代开始的。1913年，他发表了第一本诗集《牧人的访问》，歌颂田园生活。大战末期，他以对战争的亲身感受，写下了散文集《士兵的战争》、《给朋友的信》和小说《休假》，作品的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战壕里的硝烟和死亡的气息。怵目惊心的战争景象不能不使他对战争加以认真思索。特别是1916年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在报上刊载、给了瓦扬—古久里深刻的触动。他也发表文章，对这场人类大屠杀的性质提出质疑，结果因违抗军法而受到监禁。
瓦场—古久里曾多次访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写出大量的报道介绍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文章。1924年至1933年间，他撰写的题为《红色的列车》是歌颂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诗篇。192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盲人的舞会》，描写在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老兵如何成为资产阶级阔太太愚弄的对象和她们的“慈善行为”的牺牲品。同年，他和朋友莫希那合写的以1789年大革命为题材的剧本《七月老爹》、电影剧本《公社万岁》等。法共出版机构在他逝世以后整理出版了一本诗选。分别于1948年和1962年选编的散文集《我们要使旭日东升》和《朝着凯歌高唱的明天》，搜集了作家部分重要的政论、杂文及上述作品的片断。瓦扬—古久里毕生把战士和作家的位置摆在同等的高度上，他不愧是一位勇士，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其毕生的建树是令人惊叹的。战士瓦扬的形象是光辉照人的，作家瓦扬的成就同样不可磨灭。他逝世后，伴随他的灵柩的百余万浩浩荡荡的送葬队伍，足以证明他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批评与揭露
与尚武精神相反，用反面的观念，消极的态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只看到战争有杀伤生命和摧毁财产的一面，看不到战争积极的一面。在战争面前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态度，有的甚至诅咒批评战争，害怕战争。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他们心态各异，对战争提出严肃的批评和揭露。“战争是无聊的”
——当代西德著名小说家亨利希·伯尔的呐喊“战争是无聊的”。这是当代西德小说家亨利希·伯尔对战争的基本看法。战争在他笔下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而是一种可怕的自然现象。战争把人们分成“刽子手”与“受害者”，但给他们带来的却是同样的命运——死亡。这位深受战争创伤，曾在战俘集中营里挣扎过的文学家极力诅咒战争。他的作品启发德国人去认识战争的罪恶，同时也模糊了战争的本质。
伯尔1917年生于科伦一雕刻匠家庭。1937年中学毕业后，曾在波恩一家书店里当过学徒。1939年进入科隆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同年被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