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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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生命规律的阐述

《内经》对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规律有精妙的观察和科学的概括，不仅注意到年龄阶段的变化，也注意到了性别上的生理差异。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男子八岁为一生理阶段，女于七岁为一生理阶段的生理阶段递变规律，《灵枢天年》以十岁为一阶段的递变规律，分别详细阐述了人的生理变化特点。

（四）对衰老的认识

《内经》详细论述了衰老的变化过程及衰老表现，并指出情志、起居、饮食，纵欲、过劳等一方面调节失当，是导致早衰的重要原因，并提出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初步建立了抗老防衰及老年病防治的理论基础。

（五）明确提出养生原则和方法

《内经》不仅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养生原则和行之有效的养生方法，如调和阴阳，濡养脏腑、疏通气血、形神兼养、顺应自然等原则，以及调情志、慎起居、适寒温、和五味、节房事、导引按跷、针灸等多种养生方法。而且特别强调“治未病”这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将养生和预防疾病密切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内经》集先秦诸子之说，参以大量医疗实践，形成了中医理论体系，为中医养生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总之，先秦时期是我国从原始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转折时期。在这一时期里，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认识生命。长期的医疗实践，为医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为中医理论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而《内经》则是这一时期内医学发展的系统总结和结晶，它为中医养生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汉唐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制终于代替了奴隶制。汉、唐两代都曾出现过封建经济高度繁荣的景象，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对医学及养生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时期内，出现了不少著名医家和养生家，以及养生专论、专着。对养生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秦汉之际，特别是秦代“焚书坑儒”的高压政策被解除以后，道家、儒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佛教的传入，也逐渐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及医学的发展。自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的纲领后，三家之说便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推行于世，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其中，有关养生方面的内容，便被当时的医家、方士所继承，从而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汉唐时期的养生学思想发展，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对养生理论的阐述往往是融医、儒、道、佛诸家养生思想于一体，各取其长。②汉唐时期的养生家，往往也是著名的医学家。其具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因而，对养生方法的论述，多具体、实际而有效。③这一时期的养生专论、专著，在理论上有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既承袭了先秦的学术思想，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并作为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予以专门阐述。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兹将江唐时期有关养生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内容概括介绍如下。

（一）张仲景的养生思想

东汉医家张仲景，继承了先秦时期的医学理论，博采众长，著成《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其中，也从病因学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养生观点。

1、养慎　养慎即调护机体以顺应四时之变，仲景认为：“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病则无由入其腠理”（《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注意四时变化，外避虚邪贼风，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方面。

2、调和五味　仲景特别强调饮食与养生的关系，“凡饮食滋味以养于身，食之有妨，反能为害，……若得宜则益体，害则成疾，以此致危”，因而“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并治》）。明确指出，饮食之冷热、五味之调和，以适宜为度，方可起到养生作用。反之，于身体有害。

3、提倡导引　仲景对导引吐纳也十分重视，他主张用动形方法防病治病，如《金匮要略》中云：“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

仲景的上述养生思想，具体体现了中医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原则。

（二）华佗的养生思想

华佗是与张仲景同时的医家，他继承了先秦《吕氏春秋》中的动则不衰之说，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动形养生的道理，如《三国志华化传》中载其论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不朽是也”。

华佗对导引健身术十分重视，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为模仿虎、鹰、熊、狼、鸟五种动物动作的导引法，称之为”五禽戏”。方法简便，行之有效，大大促进了导引健身的发展。

（三）王充的先天禀赋说

东汉时期的王充，在养生方面，提出了禀气的厚薄决定寿命长短的观点，在他所著的《论衡》中强调指出：“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不至百者，气自不足也。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寿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

王充还认为，生育过多，往往影响下一代健康，他指出：“妇人疏字者子活，数乳者死。……字乳亟数，气薄不能成也”。所谓“疏字”是指生育较少，少生少育则禀受父母之精气强，故子女健壮而寿命亦长；反之，“数乳”者，则禀受父母之精气薄弱，故子女体衰而寿命短，因而提倡少生少育。王充的这一思想，将优生与长寿联系起来探讨，是很有见地的，大大丰富了养生学的内容。

（四）《神农本草经》重药补

成书于东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共载中药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药物为补养之品，计120种，多具有补益强身、抗老防衰之功效，提倡以药物增强身体健康，如人参、黄芪、茯苓、地黄、杜仲、枸杞等，均为强身益寿之品。后世医家据此而创制了不少抗老防衰的方药。

（五）方士之术的利弊

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如秦始皇、汉武帝等都追求长生不老，想方设法寻求长生不老方药。因而，社会上方士盛行，炼丹术、服石法、神仙术以至房中术等，曾风行于世。鼓吹和信奉炼丹、服石可使人不老不死者，此不但无益，反而有害，误服者多中毒暴死。故自汉以后，许多医家都指出乱取丹石之害。但也应看到，当时统治者的谋求长生，客观上促进了方士对炼丹、服石、导引等养生方法的探索。

东汉时期的魏伯阳，即总结了前人经验，著成《周易参同契》三卷，阐述了炼丹的理论和气功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亦如实地指出了金石对人的危害。书中有关气功的论述，至今仍有研究和参考价值。而其所述炼丹之术，在化学史上亦有重要贡献。

二、道家学说与道教养生术

西汉初期，统治阶级很重视清静无为的黄老哲学，即指托名黄帝，渊源于老子的新道家学派，这时的道家思想，已经将阴阳、儒、墨、法等各家思想批判地吸收进来。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一要旨”云：“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可以看出，这是承袭了先秦道家贵生、养神的思想。同时，也是对汉武帝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思想的有力批判。

汉武帝既崇尚儒术，又祟信神仙，然当时黄老之学声望甚高。于是，方士们逐渐将黄老之学与神仙术结合，形成为具有宗教色彩的黄老道。宣称他们的那套“养神保真”之法，可以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然而人不能永远活下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养生学应摒弃其荒谬的成仙思想，而取其养生之术。事实上历代道家养生名家几乎都是以其养生术而传世的。

道教所行养生之术很多，如外丹、内丹、服气、胎息、吐纳、服饵、辟谷、存思、导引、行蹻、动功等等，这是将古代所流行的养生之术，皆吸取进来，加以发挥。

由于道教注重养生，崇信神仙，故而将诸子之说，兵、农诸家之书及占星、阴阳、五行医经医方等数术方技诸家之书广为收集而为道教经籍。因而，道教经书之中，内容广泛而丰富，有关养生的书籍多收其内。

东晋医家葛洪，精研道教理论，在养生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他从预防为主的思想出发，首先提出“养生以不伤为本”，认为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长寿。

葛洪对于导引、吐纳等养生术也十分重视。在他所著的《抱朴子释滞》中指出：“行气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首次提出了“胎息”功法，并详述其要领。

葛洪对炼丹之术也进行了研究，他在《仙药》中论及的植物的如灵芝、茯苓、地黄、麦冬、巨胜子、楮实子、黄精、槐实、菊花等，经现代研究分析证实，确有抗衰防老、益寿延年的作用。当然，他的金丹长生之论在养生方面并不足取，但在化学上却是一大贡献。

南朝的著名养生家陶弘景，精于医学，通晓佛、道，“十岁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精研，便有养生之志”（《梁书·处士传》）。他辑录了“上自农黄以来，下及魏晋之际”的许多养生文献，而成《养性延命原》一书，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养生学专著。全书共二卷分为：教诫、食诫、杂诫、服气疗病、导引按摩、御女损益等六篇。

书中论述的养生法则和方术甚多，概括起来，大致有：顾四时、调情志、节饮食、宜小劳、慎房事、行气吐纳等几个方面。

《养性延命录》收集了先秦及两汉时期的养生文献，也反映了陶弘景的养生学思想，这本养生专集对于推动养生学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佛家养生思想的传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很难考定，但一般都以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入中国，明带始建白马寺为据。

随着佛教的传入，大量经论被翻译过来，当时传译的僧侣学者大都利用老、庄之学的概念来译解佛经，由文字“格义”到思想会通，经过长时间的消化和吸收，佛学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发展。公元六世纪末至九世纪中叶的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极盛时期。

佛学的传入，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仅据隋唐史书记载，传来的医书和方药书就有十余种。佛学本身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彻悟成佛”，然而没有健康的身体就不能进行修炼，所以佛学中也含有与佛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有关养生健身的思想、观点和方法，汉唐时期的养生家们既取其养生作用之长，纳入中医养生思想之中。例如：

参禅　禅是禅那（dhyana）的简称，汉译为静虑，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一般叫做禅定。此法是将心专注在一法境上，一心参究，故称参禅。在修习禅定的过程中，有调身、调气、息心静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健康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岂页）法师著的《六妙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医家，即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五：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