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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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整，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一年半还多。开会时，心情沉重，但会后回家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当然也得益于毛主席当时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所采取的新做法。那时回家后也没有和家里人发牢骚，就是读历史。从《通鉴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国榷》、《纲鉴易知录》，到《明史》，《明史》没有读完，读过的划了些要点。〃四人帮〃倒台之后，读毛主席著作，主持写了一批文章。其中包括：为陈云写的一篇文章；为邓小平写的十一大的发言；为先念写的一篇纪念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因赶不出来，后改成关于毛主席经济理论的文章；还主持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的文章。
此外，我还布置有林同林子力写了一本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批判的书。有林是从《红旗》杂志干校借调到政治研究室来的。为准备创刊的《思想战线》写了两篇文章。文章完稿，赶上“批邓”，只好搁在一边。大约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天，有林到我家来，把文章送给我。记得其中一篇的题目是《论革命和生产的辩证法》，另一篇的题目不记得了。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四人帮”把“唯生产力论”作为棍子来打抓生产的同志的，都是从正面讲道理。我当场翻看了一下，明确提出：现在只是正面讲道理已经不够了，要进行批判。要把“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散布的谬论尽可能都找出来，加以分类，逐个批判。要写成理论性、战斗性很强的书。这个任务比较重，我对有林说：这书只你一个人写，力量单薄了一点，可以找林子力合写。他们把《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初稿写出后，乔木、于光远和我都看过。我作了个别修改，乔木同志改得多些，于光远不仅修改，开始时还作过指导。这本书的征求意见稿送小平同志看了，他加以肯定，并提了修改意见。他说：你们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写得好的，站得住，但有点吞吞吐吐，讨论后改一下。
1977年7月1日做好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工作和运动的基本总结以后，我被先念同志找去，在国务院财贸小组当副组长，恢复正常工作。这在后面还要专门说。
总的说来，在挨整时，没有六神无主，还是读了些书，做了些理论工作。重提社会主义要发展商品经济，在当时来讲是第一篇文章。我们的主张，于光远就不赞成，北大经济系全部都不赞成，在当时的北京理论界，赞成的人极少。后来在1977年12月，我又到中央党校讲了一篇，也收在我的《文集》中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像毛主席所说的，在挨整时，没有消沉。主席很爱引用〃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倒霉修《史记》等典故，应该说我自己虽然没达到人家那么高的水平，但当时自己的心情、精神状态能够安得下来，不消沉，仍然读书、研究问题。我不仅自己这样做，还鼓励身处逆境的年轻同志。在这点上，自我感觉还是够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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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五 “四人帮”垮台后政研室继续受压
1 出乎意料的处境
“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政研室外部，形势仍然很不好。总的说是“四人帮”在台上时受压，“四人帮”垮台后照样受压；内部出气了，外部还是受气。
毛主席去世后进行遗体告别。一般机关负责人都安排到那里守灵，研究室没有份。少数负责人分批到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去了，乔木就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就找我商量，说，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几十年，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有个机会给主席告个别，可是一直不准，怎么办？这事我们也报告了，批下来不准他参加。我说，你写封信吧。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就成了一个把柄。
开追悼大会，正式通知每个机关可以推举两个负责人上天安门搭的那个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乔木和我。报上去以后，纪登奎来电话，说你们两个不上好吧，为了大局，你们不要上台了。我们也就忍了。结果，研究室去参加追悼大会时限定名额，胡乔木还是不让参加。我参加了，在广场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们站在广场里头，非常不平。我那时已经61岁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乔木谈话，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参加毛著编辑工作，调回中办。我今天只是口头通知，将来有正式通知发给你。
2 宣布解散但没有散伙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开会，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么原因呢？就是乔木写的那封信。说主席去世后，乔木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经过汪东兴转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帮〃。乔木为什么写这封信，前面已经讲了，主席去世后的追悼大会，每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却不能上，纪登奎还打电话要研究室照顾大局；胡乔木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几十年，主席去世后却不允许他与主席的遗体告别，更不允许他去守灵，而各单位都是轮流派人守灵的。至于信的内容是不是效忠信，后来我和于光远问过他是怎么回事。乔木说，他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此事原委是这样的：在转刘冰的信之后，政治局开了几次会，乔木都参加了。批判胡乔木时，江青讲，你胡乔木这个人对毛主席是忘恩负义。乔木信中那句感谢的话就是指此事说的。胡乔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个别，有那两句话确实不好，但也不能说成是效忠信。
参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会的有中央组织部的一位副部长和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政研室的负责人参加那次会的有于光远、胡绳和我。会上宣布到阴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从哪个机关调来的，回到哪个机关报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说，政研室现在还有一些事要做，我们要把运动搞完，还要做一个总结，还有，同批评我们有关的两个地方，一个大庆，一个大寨，我们没有去过，要参观一下，看看我们的宣传哪些对，哪些不对。吴庆彤听了，说了一个很好的意见。他说：对啊，这些同志应该到大庆、大寨看一看。还有，计委写了驳“四人帮”批《工业二十条》的文章，中国科学院写了驳“四人帮”批《汇报提纲》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们的《论总纲》，你们是不是也要写一篇反驳的文章啊。我说：对啊！这样，宣布了解散而实际没有散伙。
在这次会上，胡绳突然冒出一句话，你们搞运动，搞得不对头，你们不批胡乔木，只批农伟雄，这个方向不对头。胡乔木政治动摇，你们不批。农伟雄算个啥，无非是小喽罗而已。我与胡绳是好朋友，在这事上我同他发生了尖锐的争论。会上下来以后，他说：老邓，你怎么那么尖锐呢？我说：我知道你那些话是代表谁来说的。你回去以后，把我的意见告诉李鑫，我就是这些意见，我当他的面也是这些意见。胡绳还讲，胡乔木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态度暧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政治动摇。我说，谁都知道嘛，胡乔木受“四人帮”的压力，毛主席的压力，受研究室内部“四人帮”代表的压力，也受到我们的压力啊。他说，我们谁给他施加过压力？我说，我就给他施加过压力，批判过他。我说，还有批判更厉害的。他说是谁啊？我说，就是李鑫嘛！李鑫说胡乔木不是个玩艺儿，我总算看透你了。胡乔木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这怎么能同“四人帮”的小帮派联在一起呢？这种意见不公正。
3 替胡乔木说话
因为主席去世后胡乔木受到那样的待遇，加上“四人帮”把胡乔木揭批邓小平的那个材料印发了，看到胡乔木那个材料的高级干部，对胡非常不满意。我就替他说话。
首先到陈云同志那里，说他那个材料，事实没有捏造，但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种过头的话不妥当，但也确有当时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建议陈云同志替他说说话，办法呢，陈云同志最好同胡乔木同志见个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陈云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同胡乔木谈了一次。
王老给我讲，唉呀，你的那个乔木啊，叶帅也不满意啊，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我又把情况给王老说了，王又把情况给叶帅说了，取得了他们两个人的谅解。
余秋里见了我说，你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样子。我也给他解释。后来先念、陈锡联也找我们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我又给先念同志、陈锡联同志解释。我也同先念同志谈了政研室的处境，我们还要做总结、写文章，要到大庆、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还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们。
罗瑞卿同志出来工作，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专门把我叫过去，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这样干。我又给他解释。他说，既然这样，你应该出来说话。我的确是到处给他说话。
耀邦那里，我没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时到耀邦那里去，耀邦讲，老邓这个人打太极拳打得很好。原来耀邦对乔木意见很大，经解释也表示理解了。这一段，凡是谁提到他，我都替他说话。这些事情乔木生前我没有同他说过。
这中间，因为外面对乔木多有微词，乔木的夫人谷羽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谷羽说，你看，对乔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邓”时受压，“四人帮”粉碎了还受压。她给我讲了乔木批邓时写那篇揭发材料的情况。她说，胡乔木写那篇东西，写了一两个月，也不给他们看，送出去也不告诉他们。到后来发下来了，他们才知道。家里人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呀。胡乔木讲了原因，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听说胡乔木在邮电学院挨批斗了，就给身边的人讲，胡乔木怎么挨批斗了。去看看。那时天安门的红卫兵人挤人，主席非去不可。一个路线走不通，又绕一个路线。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长街123号，敲了他家的门，没有敲得开。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还听说主席讲我不去心里不安，周总理就打招呼，以后谁也不能批斗胡乔木。从此以后，胡乔木就被保护起来了。
我们也找胡乔木谈，我们替你说话，特别是要到小平那里去说话，你得交给我们一个底呀。他说，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里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决心批邓小平了，就写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帮”后，政研室还是受压，处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里说，我们室的处境还是不好，准也不理我们，受到冷落。他说，我去一下，我还是一个副总理呀，研究室是国务院管的，副总理来联系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专门到研究室来了一趟，召开了20多人的会。王老表示了一下，说，你们还是同〃四人帮〃作了斗争的；对胡乔木呢，说我们是朋友，我们的友谊很好啊，还说了他们两个个人之间的交情。王老这次来，对我们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讲，总算还有人知道我们。朱佳木把王老谈话的意思整理成文广为散布。
现在来看，解散研究室是对着胡乔木，也是对着邓小平来的。用过去的语言说，这是剪去邓的羽翼，使邓即使出来工作，也没有人帮助他。
4 为邓小平保存理论队伍
后来，政研室一分为二，李鑫领着吴冷西、胡绳、熊复去了华国锋那里。当时还想把其他一些人带过去，例如，曾多次让丁树奇过去，但丁树奇说，我不愿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去；还曾让滕文生、苏沛、郑惠过去，这些同志也都没过去。本来《红旗》干校解散后，胡绳要搞近代史研究，从干校要了两个人，即苏沛和滕文生。到此时，他们两个人都没过去。后来又把郑必坚、龚育之调到了华国锋那里。没有到华国锋那边去的人，面临政研室解散、人员分散的问题。乔木几次讲：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组织理论队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来了，现在又一分为二了，剩下的人等于是一个个细胞啊，如把这些都搞掉了，以后就难办了。保留一个细胞以后就可不断分裂，理论队伍也就可以重新组织，不断扩大。我同意乔木的这个意见。
12月先传来消息，接着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去《红旗》当副总编。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李鑫正式劝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愿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这点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可以继续帮他做点事情。同时，那时我们正在写〃四人帮〃怎样砍掉〃百花齐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经胡乔木修改定稿，本来《解放军报》登，后来不知谁出了个主意，送《红旗》登。送到王殊那里，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里头引的主席的不少话，如〃双百〃方针是我们长期的方针等等，大砍大删。对他这个做法实在不佩服。我想，给这样的人当助手，就不如和胡乔木合作了。这样我就拒绝了去王殊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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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六 反对“两个凡是”
1 向王震反映〃两个凡是〃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留下的乔木、于光远和我，我们总想把邓小平抬起来重新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关于“两个凡是”的问题。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当天我没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年轻人朱佳木来找我。他说，老邓，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论了吗？我说，我没看，有什么事吗？他说，这个社论提出〃两个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后，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这个意思说了。王老说他没注意。我对他说，这〃两个凡是〃里面的问题大了，依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也不应出来工作。在到王老那里去谈话前，我还把《联共党史》结束语中那段学习马列主义不能只学词句、要学精神的话整理出来。我跟王老说，〃两个凡是〃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我建议他看看上述结束语的那段话。没过几天，王震同志就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地说，有一个社论，讲〃两个凡是〃，据说是一个理论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后王老就批了一通，还点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邓小平反映。后来，邓小平说：首先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是邓力群。这是经过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邓小平的三个动作
邓小平听了王老的反映，采取了三个动作：一是给中央写了封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