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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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造大庆这一套经验上，他对王震同志说：
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怕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这个人有一个优点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有话就说，不管对谁都说。在主席面前我也讲，我从来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我头上也长几根刺。因此也就得罪了一些人。以后我要说的还是要说。至于说了人家听不见。那我就不好管了，但是我还是要说。
关于要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事，小平同志对着我说：
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接着，就讲了前面已经说过的评论所谓“三株大毒草”“是香花，不是毒草”的那段话。
7 胡耀邦对五月二十四日谈话的评价
邓小平同志同王震同志和我的谈话记录，经过王老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这确实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胡耀邦说，小平同志指出“凡是”不对，这个谈话广为流传，开了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此开始的。胡耀邦同志的这个估价，是准确的。
注释：
①1976年6月毛泽东病重时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对他们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总可以论定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②《李先念文选》注释第157条，该书第518页。注释全文如下：〃四人帮〃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反革命集团。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这一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是年九月，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许多老同志对此深感忧虑并酝酿解决办法。九月二十一日，华国锋到李先念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问题，认为同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并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九月二十四日，李先念到叶剑英住处，转达了华国锋的意见。并同他研究此事。后经他们慎重考虑和反复商量，并征得当时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十月六日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实行隔离审查。这一措施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欢呼与坚决支持。
③后因邓致闭幕词，未用，改为聂帅的发言。
④《评“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于1977年6月作为征求意见稿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1978年3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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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一 任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七位负责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李鑫带胡绳、吴冷西、熊复去毛著办公室；另一部分，就是留在紫光阁的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李鑫带头积极拥护华国锋，紫光阁的人被冷淡了。很快，中央下发了一个通知，宣布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通知中限定时间，让研究室的人从哪个单位来的，回哪个单位去报到。当然，毛著办公室的人除外。
中央决定解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们不能不服从。在讨论会上，吴庆彤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他说，1976年8月〃四人帮〃公开印发、进行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房维中已经在写文章，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翻案，中国科学院也写了文章，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翻案，你们也应写文章，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翻案。我们采纳了他的意见，提出有几件事还要办，要求办完这几件事再解散。比如，要写几篇批判〃四人帮〃的文章，要做个总结，这些事情办完了，再到大庆、大寨去参观一下。这个意见得到李先念同志的支持。实际上我们是想拖，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同志终究有一天会出来工作，只要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解散不了。
1977年6月，就在政治研究室去大庆参观的同志刚回到北京的时候，姚依林同志按照李先念同志的意见找我谈话，让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去工作。姚依林说，你不愿去《红旗》杂志，也不愿去中央党校，愿意不愿意去财贸小组？我知道，财贸小组是陈云、李先念同志分管的国务院的办事机构，姚依林又是〃一二·九〃运动时的老战友，所以他一说，我就答应了。很快，我被任命为国务院财贸小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素文，姚依林是第一副组长，陈国栋是第二副组长。后来，姚依林同志做了组长。
我去财贸小组时，姚依林同志告诉我，他正在按照陈云同志的意见办几件事。一是进口粮食，并从思想上解决进口粮食不是修正主义的问题。二是降低向农民购粮的指标，减少征购粮和议购粮。陈云同志说，国家可以进口一些粮食，以减轻向农民征购和议购粮食的压力。三是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陈云同志是想通过这些措施，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姚依林同志还告诉我，财贸小组日常工作我可以不必去管，只负责理论研究工作，要关注思想、理论界的情况和材料。姚依林同志这样一说，我就提出建议，应该调一些同志来，成立一个理论组。他同意这个建议。于是就调来了有林、卢之超、林子力、李智盛、卫建林等同志，成立了理论组，我兼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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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二 批驳〃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诋毁
有林、林子力调来时，他们合作写的书稿《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刚完成。完成书稿以后，有林即开始收集“四人帮”诋毁商品生产的材料，准备写批判“四人帮”否定商品生产的文章。他和林子力、卢之超等同志调到理论组后不久，很快就收集了大量的材料。
理论组的同志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从1977年1O月份起，编了两份材料，一份是《〃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关于社会主义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谬论》，另一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部分论述》。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根本区别，把商品生产等同于资本主义，从而否定商品生产，在人们的思想上制造了很多混乱。在收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谬论的材料之前，虽然明显感到“四人帮〃在经济学理论方面制造了不少混乱，但总觉得很零碎，没有体系。我们在收集了〃四人帮〃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货币方面的材料之后，发现他们在经济学方面确实有一套系统的反动理论，集中表现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攻击、诋毁。
“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攻击、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要方法，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以前的小商品生产的特点，说成是所有商品生产的特点。还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资产阶级。他们把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形态，说成是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内的一切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共有的东西。他们还肆意歪曲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性质，说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在本质上就不可能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必然发展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专门突出地讲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加以区别。这是苏联理论界的一大进步。毛主席对此也充分肯定。“四人帮”在商品生产方面的谬论，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观点相比，是个很大的倒退。他们把一切罪恶都归之于我们现在存在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说一切坏东西都是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来的。在他们看来，要革命，就要把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革掉。
发现这些问题以后，我们开始动手起草批驳“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文章。这篇文章从酝酿起草到公开发表，用了近一年时间。初稿写好后，我曾拿给姚依林、陈国栋同志看，他们同意文章的观点。我们还送给纪登奎看，他也同意。后来送李先念同志，先念同志也同意。最后决定把文章送《人民日报》发表。1978年5月22日，署名〃国务院财贸小组理论组〃，题为《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1977年底，文章基本完稿时，我应邀到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报告，介绍了理论组编的两份材料和《驳斥〃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反动谬论》这篇文章。报告主要是讲文章提出的看法和意见，即文章讲的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分析商品生产的方法和〃四人帮〃诋毁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手法；第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三，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必然产生资本主义吗；第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
我在报告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分析商品生产的理论人手，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在本质上与小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根本不同的。通过对前三个问题的论述，最后结论落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必须要大大发展。在那段时间，我连续到中央党校讲了三、四次。很多同志反映，对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来说，是开了脑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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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三 起草主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两个文件
财贸小组理论组除了写文章外，还负责起草文件。我到财贸小组后不久，国务院准备在1978年7月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①财贸小组理论组承担了部分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
1 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
1977年12月5日，国务院发出的这个《通知》②，有一个重大突破。《通知》明确提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通知》强调：〃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有本质的差别。我国现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要大大发展。〃
《通知》是在我主持下起草的。初稿写出以后，财贸小组的组长和副组长都同意，就送给纪登奎看，当时他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很痛快，在“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前，加上了“理直气壮”四个字。然后又把《通知》送给李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也赞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国务院的名义发出文件，强调要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而且强调要“理直气壮”，这是第一次。
2 华国锋在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稿
我到中央党校作报告的同时，组织有林、卢之超、卫建林、林子力、李智盛等同志开始起草华国锋在“双学会议”上的讲话稿。初稿写出后，我请胡乔木同志来做指导。这时候，他虽然已经恢复了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的工作并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但还没有完全从两年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的失落中恢复过来。这是他逐步恢复参与中央工作和领导起草有关文件的开始。作为“党内第一支笔”，乔木起草这样的讲话，是驾轻就熟的。他来了之后，很自然地发挥了作用。他看了初稿，认为稿子是写理论文章的口气，不像一个党的主席所作的报告。于是他一边听情况介绍，一边开始构思和动笔修改。这时候，讲话修改工作吸收了袁木、王维澄参加，并邀请了在外贸部、商业部做实际工作的一些同志参加讨论。稿子修改出来后，又召开了一些会征求意见。
在修改中，乔木对重生产、轻流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针对当时的情况加强了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论述，还特别提出了重视商品经济、尊重价值规律的问题；强调了内外贸易和财政金融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应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华国锋主持工作，仍然着重从政治上讲揭批“四人帮”和学大庆、学大寨的气氛下，能拿出这样一篇讲话稿，乔木功不可没。
经乔木修改的这篇讲话稿，华国锋看了之后表示同意。1978年7月7日，他在〃双学〃大会上发表了这篇讲话。这个讲话，阐述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相互关系，特别强调了财贸工作的重要性。讲话还强调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而且对三个观点做出解释。7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讲话。华国锋的这篇讲话公开发表后，造成很大的影响。外电评论说，这是华国锋担任主席后第一篇务实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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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务院财贸小组
四 陈云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及其他
1977年8月，就在我到国务院财贸小组工作以后，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老同志一齐出马，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宣传党和毛主席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在这些文章和讲话中，陈云的文章与我有关。
党的十一大召开前，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当时约定给陈云、李先念同志起草文章。后来公开发表的陈云同志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着重讲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文章是我出主意，由郑惠执笔的。在成文过程中，我们几次送陈云同志看，每次他都提了意见。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