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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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肯定了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广大农民的尝试和创造。这当然是他的一大政治资本。但是，直到他离开安徽，包产到户问题没有提到省委，省委没有做出有关决议或决定。在全国率先制定支持联产承包和包产到户的是甘肃省委。1979年10月17日，中共甘肃省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在实践中，1979年下半年，甘肃就已经突破了划组作业、联产计酬的界限，分步骤分区域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
赵紫阳在四川没有搞包产到户，他进行的是基本耕作制度方面的改革。针对四川盆地冬暖春早和肥料、水利条件，提出四川的基本耕作制度是稻麦一年两熟制。在丘陵地区，总结推广了南充地区“水路不通走旱路”的办法，等等。后来才知道，赵紫阳结合这个改革，动用了库存的粮食。四川原来有不少存粮，赵紫阳去了之后，挖了不少存粮，都用得差不多了。当然也是为了救济农民，让农民得到休养生息。老百姓那句顺口溜也反映了这个情况：“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山西的王庭栋也是个农村改革的积极分子，他当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农村改革开始时，杜润生对包产到户是很胆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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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传达陈云“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
1979年8月8日，我在经济调查研究会上传达了陈云同志关于〃以农轻重为序，综合平衡〃的三个理论观点，内容如下：
第一个观点，我国人口有九亿多，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农村，必须使农民有吃有穿，而且一年比一年生活过得好些。在这个基础上，来安排我们的国家建设和经济生活。农民是个大头，把这个大头安排好了，中国的大局就定了；安排不好，全国不得安定。新中国建立初期，叫紧吃紧穿；现在叫有吃有穿，一年比一年好一点。要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安排当前的和长远的计划，
现在，不少同志已经认识到，过去对农业、轻工业不重视，这种状况非改变不可。但是，也有的同志说，你们这样强调农业、轻工业，就是不重视钢铁工业，没有拖拉机、汽车、化肥，行吗？没有钢，农业、轻工业都上不去。
针对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陈云同志又明确讲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重工业要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要把这个观点明确起来和牢固地树立起来。重工业首先要考虑如何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以农轻重为序，还涉及重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就是说，在重工业的建设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部分投资有多少？在重工业生产方面，要看为农业、轻工业提供的机械设备有多少？为轻工业提供的原材料有多少？就是在冶金部内部，它的结构也要同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结合起来考虑，看如何安排才适当。化工部有个材料说，从1953年到1977年的化工产品总产值中，为农业、轻工业服务的产品占百分之七十；化工总投资中，用于化肥、农药、磷矿和轻工业的合成材料、染料、各种化工原料、医药、橡胶加工方面的投资，也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就产品分配来说，以1979年国家计划为例，计划生产的硫酸、烧碱、橡胶，用于农业、轻工业和市场供应的，占产品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二。
陈云同志没有讲这三个百分比是否合适，但他说，化工部这样安排生产和建设，方向、路线是对的。全国每一个经济部门都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自己的生产和建设，来安排自己的一切经济活动。重工业部门更要这样做，首先应根据为农业、轻工业服务这个要求来安排自身的发展。从辩证的观点看问题，为农业、轻工业，也是为重工业。
第三个观点，在安排年度计划、五年计划的时候，农业的投资、轻工业的投资、重工业的投资各占多大比重，要根据前面说的两个前提来定。我们说，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要把重轻农的次序倒过来，以农轻重为序，这决不是说，在考虑分配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让农业占第一位，要使农业的投资占的比重最多，轻工业的投资也要高于重工业。如果那样，可能犯大错误。实际上，如果把重工业内部为农业、为轻工业服务的这部分投资计算在内，还是重工业的投资占多数或者占相当大的多数，重工业投资的比重还是大于农业、轻工业。当然，比重大也要有合理的限度。
陈云同志的这三个理论观点，话虽不多，但是对于我国整个经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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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起草切实实施七部法律的指示
1979年，我们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有了长足进展。讲到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原则上、道理上，是小平同志讲得最多。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最突出的是，1979年7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七个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是在过去草案的基础上修改的。毛主席在世时，曾几次提出制定和施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5次提出5次又放下。1979年6月26日，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做《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时说：〃刑法草案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已有三十几稿。1957年的第22稿曾提交一届四次人大会议征求代表意见并授权人大常委会审议修改。1963年的第33稿，曾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志原则审查过。这次提出的草案是以第33稿为基础，根据十几年来的经验和新的情况、新的问题，由法制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做了补充和修改。刑事诉讼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多次修正稿的基础上修订的。〃 ③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这件事是彭真同志努力办的。
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包括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7部法律后，公布从198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为此于1979年9月9＇1在党内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这个指示是中央办公厅负责起草的，由我具体主持，胡乔木修改定稿。起草指示的过程中，还吸收了社科院法学所的几个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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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组织起草国庆三十周年讲话
1979年6月到9月，我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组织起草国庆30周年讲话。
年初，在部署全年宣传工作的时候，胡耀邦就提出，为国庆30周年要准备一篇重要文章。到了6月，中央正式决定，建国30周年国庆由叶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一个重要讲话。这不是一般的庆祝会的讲话，而是要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作一个总结，对其中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说明，但又不是全面的总结，因为终究这还是国庆讲话。在邓小平直接指导下，胡乔木为主，组织了一个起草班子，办公地点在玉泉山。起草班子的经常工作由我主持，主要成员有袁木、卢之超等，阮铭也参加了。
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的要点，是邓小平同志做的决断。当时，理论上、思想上相当混乱。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重要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有一部分人对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积极；另一部分人表示，应立即积极宣传，把怀疑、否定以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逆流坚决遏制住。另外，在〃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有些人把毛主席和〃四人帮〃搅到一起。因此，讨论讲话时就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要不要对〃文化大革命〃做全面评价？要不要适当批评毛主席的错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④毛主席的错误放下来，一篇讲话很难做出评价。讲〃文化大革命〃时，集中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邓小平同志这一番话，明确了讲话的重点。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小组在讲话稿中，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灾难，进行了比较集中的清算。这种写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合适的、正确的。
在起草过程中，多次把稿子发下去征求意见。李昌提了个好意见，即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还应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个好意见经过胡乔木加以整理，在叶帅的讲话里第一次提出来，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叶帅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⑤
在起草、讨论和修改国庆三十年讲话过程中，大家普遍感到，这些年里，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6年开始并持续了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为此。起草的同志总感到理亏，调子提不起来。在讨论解决这个问题时，我根据恩格斯的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部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⑥提出一个意见。我说，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犯过错误，有的错误还很严重。但是，再严重的错误，都是我们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的。新中国成立前是这样，1949年以后也是这样。〃大跃进〃的错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由此证明我们党是有希望的，有健康的力量在那里。这个意见一说，大家觉得有劲了，不是被动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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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起草关于农村工作的两个文件
1 《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
1979年8月26日，我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题为《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个文件是为了解决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工作中出现的矛盾。那时，李先念同志主管政府的工作，杜润生可能刚开始参与农村工作的领导。当时，李先念同志要在全国各地推广山东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成功经验，而那时山东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得确实很好。但是，对于过去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而造成农业、农民负担过重，特别是造成大量人力、物力浪费的情况，胡耀邦同志非常不满。他的农村工作的着重点是要搞包产到户等改革。因此，他反对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胡耀邦和李先念同志互相不赞成，又不当面讲，使杜润生非常为难。了解这些情况后，由我口述，中办研究室几个人笔录，其中有陈斐章，起草了这样一个文件。
文件强调，我国发展农业生产和建设，一定要严格遵守因地制宜的原则，一定要按照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不单是以粮为纲，而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文件提出，在我国自然条件十分复杂的广大农村，要善于趋利避害，要全面发展，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渔则渔。
文件对整个农村工作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意见。提出，既要实行十一届四中全会即将通过并公开发表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即乔木主持起草的25条，也要继续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并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当节制，一定要同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其他各项事业统筹兼顾，全面安排。
与《关于今冬明春农村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同的文件，我看以前还没有过。在文件中，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农业要找出一条适合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资源丰富、地域辽阔的情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并提出了开展农业科学、生物技术研究和推广的问题。那时，我看了有关材料，认识到农业发展，仅仅依靠机械化和走石油农业的路子，会破坏生态平衡，其结果是农业的效益越来越低。为此，文件中强调，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要十分注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适宜于采取生物措施的，要大力推广生物措施治理，绿化山川，以增强抵抗水旱灾害的能力。文件起草工作完成后，我讲给先念同志听，他觉得豁然开朗，是个新路子。
当胡耀邦同志和李先念同志在工作中有矛盾的情况下，写出这样一个面貌的文件，最后胡耀邦同志接受了。先念同志说，文件这样写，我也同意。最后这个文件发出去了。
2 中央关于转发农业学大寨文件的指示
1980年11月23日，中央转发了一个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为转发这个文件的指示，是我在10月底至11月初主持起草的。
原来毛主席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在执行过程中有搞形式的地方，有的搞得好，有的就是搞形式。如农村搞水平梯田，在没有条件的地方也要搞。有些坡地，本来根本不需要搞，也硬要要搞。我们党内确有这样一种偏向，号召学习一个典型的时候，它什么都是好的，而批评时又什么都否定。正是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农业部门搞了一个关于学大寨问题的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要求中央转发。于是，我起草了一个中央批转的指示，既肯定周总理总结的大寨的几条经验没错，号召大家来学习这几条也没错，又强调在学习过程中，走偏了方向，有的地方甚至搞过头了。造成失误的责任不在大寨，也不在昔阳，应由山西省委和党中央承担责任。这就对大寨经验做了肯定，而搞过头的责任由上面来承担。这个指示还说，推广一切先进经验，都应该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指示还讲到对先进模范应该如何培养、使用。这个文件发出后，为大寨解除了一些压力。同时，也让大家感觉到，这样讲是公道的，不应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到下面，承担责任的应该是省委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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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为邓小平起草四次文代会祝词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开幕。这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时期召开的一次盛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祝词。邓小平同志的祝词是我和卫建林帮助起草的。后来又增加了张作光。从起草、修改到定稿，反复了很多次。起草之前，我和卫建林多次商量，确定由卫建林负责文字起草，我修改。搞了几稿后，我们送有关同志征求意见，也送周扬一份。周扬不赞成讲几个问题的写法。说有必要由邓小平来讲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吗？他的意见很有道理。我们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小平同志同意周扬的意见，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