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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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要讲什么问题，就是作为祝词，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一口气讲下来，文理逻辑顺当就行了。按这个要求改后。胡乔木又作了修改。

　　　　那天邓小平同志的祝词，博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效果非常好。应该说，这篇讲话坚持了毛泽东思想，又结合了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作了历史的评价，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对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任务作了论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希望。应该承认，一直到今天它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说这篇祝词是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一点都不过分。这篇祝词文字也不错。其中有一些名言，现在一直流传。如：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等等。这些名言，已经成为邓小平文艺思想、文艺理论的精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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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十二　访问美国的收获

　　　　1979年11月5日至12月5日，我同袁宝华同志一起去美国访问，同去的还是1978年底访问日本的那些同志。我们去了美国的国家财政部，也到了大企业集团。从美国的经验中，发现了它与中国的区别，其中对我们最有影响的是它的所得税制度。美国的所得税种类很多，有企业所得税，有个人所得税。美国政府向企业征收所得税高低不同，但企业总是有盈余、有积累。企业交纳所得税后，其余收人可以自主支配。企业因此可以得到发展，这是很成功的经验。我们的财政实行的是统收统支，企业的收入包括折旧，都收到中央。而企业开支，如设备购置、维修，流动资金都要由国家银行拨付。在收支问题上，企业几乎没有自主权。我们认为，中国应该参考美国的所得税制度，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后来，在柳州市的市属工业和上海轻工机械公司等200多户企业，进行了由上交利润改为征收所得税的试点。国营企业实行由上交利润改为交纳所得税（即第一步利改税），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之后，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提出实施步骤，从1983年6月开始进行。这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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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办公厅


十三　力辞中央办公厅职务

　　　　1979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任命姚依林兼任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后来，财经委员会方面的事情日益增多、加重，他就要辞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他原本想让我接替他的主任职务，他也和邓小平谈过，邓也知道他的意见。这件事，姚也和我讲过。我听后就和老伴罗立韵商量，觉得这个差事于不得。当办公厅主任，就要为这些头头脑脑服务，首先是政治局常委，扩而大之还有政治局委员，加上书记处书记，再加上中央部门的头头脑憾，还有地方的头头脑脑。各地方省委书记到北京，首先要到中办，探听一下中央的情况，那就穷于应付了。这么多的人，又都是首脑，有哪一处不到，就不知道会引来什么麻烦。经过商量后，认为这件事干不得，我又向姚依林表示了这个意见。后来有一次在邓小平那里，姚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应由我来接替，并说已和我说了。我说：你和我说过，但我也向你表示过我不同意啊。我干这个事情不行，还是干我能干的事。

　　　　在这期间，邓小平不知从哪里听到，冯文彬和我不太对付，有点为难我。当时冯也是中办副主任，按次序排在我前面。小平问我：是不是冯对你的工作有点刁难。我说：我还没感觉到。在工作上，他管他的，我管我的。因为冯管的工作都是文书行政，我管的是文件、写材料、调研，我们在工作中各管各的事，我有的事和他有关，向他提出过，他还好嘛，我好像没有感觉到他怎么为难我。当时给人的感觉是，邓小平觉得我这个人还可以用，要给我创造些条件，使工作能够做得好一点。这比已邓小平对我表示的关心。后来，这件事总算推掉了。姚依林不当中办主任之后，胡耀邦就把胡启立（天津市长）调来了，后来乔石当了一段，再后是王兆国。姚依林不当主任之后，我这个副主任也辞掉了。

　　　　注释：

　　　　①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2页。

　　　　②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9页至第1280页。

　　　　③《新华月报》1979年第6期，第40页。

　　　　④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49页。

　　　　⑤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第233页至第234页。

　　　　⑥恩格斯：《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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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1979年开始，社科院的事我就管得少了，主要在中办工作。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设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4月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我担任主任。1980年这一年，工作特别忙碌。

　　　　一　参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　叶帅国庆讲话后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提前

　　　　起草《历史决议》搞的时间很长，是这个时候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时候，社会上，甚至是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会议的也有少数人，思想理论比较混乱。社全上极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机会，借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知青回城问题、冤假错案平反问题和一些经济要求问题为由头。煽动闹事。一些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散布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一毛泽东思想的言论，成为股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包括参加理论务虚会的少数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在某种程度上给予支持。这样，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蔓延和泛滥起来，煽动闹事也愈演愈烈。在这样的情况下，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对这股错误思潮进行了说理和批驳，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以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上，意见分歧比较大。

　　　　叶帅在国庆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了一篇精彩的讲活。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本来叶帅的讲话是集中批判“四人帮”，关于“文革”问题和毛泽东的错误问题只是在原则上分清了是非，具体的问题没有明确说明，原准备放到几年后再说。但叶帅讲话后，议论纷纷，你想往后摆，做不到，人们不愿意往后摆；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心思就不定。各种观点和想法都出来了，因此，工作只能提前了。就决定对建国以来的有关历史问题做个决议。其中主要的问题就是〃文革〃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起草《历史决议》的工作在叶帅国庆讲话后，1979年1O月，就开始酝酿并组织队伍了。起草工作由胡乔木负责。起草小组的组织、安排，同上下左右的联系、交流，都由我负责。

　　　　2　邓小平对《历史决议》提出三条要求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工作，到1980年2月，起草组写出了一份《决议提纲草稿》。小平同志看后，不太满意。3月19日，他找耀邦、乔木和我几个人谈话，提出起草历史决议的三条要求。他说：

　　　　中心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最后，邓小平同志强调：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①

　　　　这是一次关键性的讲话。后来，邓小平又找耀邦、乔木和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从这以后，一直到《决议》通过之前，中央领导同志不论是同起草小组谈话，还是在会上讲话，都反反复复强调要按照邓小平提的三项基本要求办。以后稿子又改了好多次。这个时候，小平同志的工作不像后来那么忙，每次稿子送到他那里，都看，都想，都提意见。大多把乔木和我找去，讲他的意见。我把他的意见记下来，回来向起草小组的人传达。有的还在书记处研究室传达。每次传达以后，都由卫建林帮助整理。前前后后，邓小平发表意见有十五、六次，后来我整理成十一次，其他几次或者不那么重要，或者有相同的意见合并到一起了。后来，我整理的东西全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底子都没留。编《邓小平文选》时，选了其中的九次，有两次没选。

　　　　3《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

　　　　《邓选》未选的两次谈话，我查了一下，一次是1980年8月1O日，小平同志找了胡耀邦和我，主要谈了两件事。一件是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建议〃要作历史问题的决议，需要把这些年来的路线斗争编一本书〃，〃不然，有些人将来要翻案的〃。小平同志认为：〃所谓有些人将来要翻案，无非是翻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讲够了，讲得合乎实际，我看翻也不容易翻，至于他的错跌，太明显了。对主席来说，缺点、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有这句话就行。主席的功好讲，比如在党的建设上，主席就有很多的创造，从延安时期到进城以后，一直发生作用，是很见效的：延安整风时期，全党的气氛好得很，问题解决了，大家放下了包袱，保证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插话说：历史问题决议这一稿中，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大概有一万五千字）那好。（我又说：这一稿中对主席的错误也写得比较厉害了）那不要紧，文字上、措词上还可以琢磨嘛。比如我说：主席后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不幸，用这样的语气就比较柔和。错误不只是主席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

　　　　接着谈了他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意见。

　　　　另外一次是1981年3月9日，小平同志和我的谈话。他说：

　　　　送给我的历史决议的历史部分，看过了。总的讲，决议稿对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人们提高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问题最大的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部分。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文化大革命〃十年，错误写得差不多了。应该承认，老人家还是看到了党的缺点错误，还是想改正，但是他对情况估计错了，采取的方法错了，因而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中心是对老人家的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现在稿子是两万七千字，不要压缩了，三万字也可以。争取早一点修改好，早一点召开六中全会。对历史问题的评价定下来了，有了统一的认识，就可以集中精力向前看。

　　　　4　邓小平谈怎样处理〃大跃进〃的历史

　　　　《决议》稿中有一段写关于“大跃进”的历史。怎么也写不好。因为“大跃进”在人们的脑子里是损失很大的，人们摆脱不了这个印象。写来写去，都是缺点或错误。有一次我和乔木说：尽讲缺点，不写成绩，这段时期的历史写不好吧。乔木说：唉呀，不写缺点通不过啊，造成这么大危害，不写，怎么说服党内外呢？应该承认，这段历史确实难写。后来总算勉强搞出来了一个稿子，但仍脱不出当初的基调。送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还是不满意。后来，邓给我们出了个主意：首先讲成绩。这十年取得了什么成绩，然后再讲缺点、错误。这样，稿子的面貌有了改观，总算解决了问题。

　　　　5　区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

　　　　关于“文革”的危害和毛泽东的错误，更是一个大难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怎么出来一个“晚年错误”的说法呢？记得在一次讨论《决议》草稿时，胡乔木根据邓小平的几次谈话提出了一个方法：我们现在要把毛主席晚年这些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乔木这样一区分，这个关键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在这一点上，周扬是不赞成的，我记不得他的原话了。

　　　　6　陈云的意见

　　　　整个《决议》稿子出来后，在比较大的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1980年1O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