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回到北京以后，房维中给胡绳说，要把1959至1960年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整理一下。不知什么缘故，胡绳没有把这个消息传给我。后来房维中、王忍之到我家里来，说现在有这么个意见。我说，我正在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的批注和谈话。他们说，那好，你整理出来以后，我们准备同几个人一起搞一搞。这样，我又搞了两遍，包括过去整理的和过去没有整理的。以后是计委林乎加出面要整理，说是纪登奎有指示，据说是周总理的意见。后来胡绳、吴冷西、于光远和我一起整理，搞了四大本。印出来、交上去以后，小范围里头印发了。发给了哪些人，我不清楚。

　　　　在此基础上，我又搞了一个论点汇编，又整理了一个毛主席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示。这样就到了1975年的2、3月。学习、整理毛主席的东西，确实怀着极大的热情，对我来讲，收获确实不小。

　　　　其时，胡乔木那里组织了几个“隐士”，所谓“请隐士，举选民”吧，搞学习毛主席理论指示的材料。以此为纲，分头读一下马恩列斯的有关论著。要求最好分类整理出一些材料来。我在那里工作，参加胡乔木那里工作的有陈禹、冯兰瑞、王仲方，还有总工会、共青团的人。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搞成了一个材料——《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

　　　　我获得“解放”后做这三件事，一件是整理写成《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的批注和谈话》，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论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怀着对毛主席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热爱去做的。不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和毅力。这三件工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从马恩到列宁又结合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我的理论水平由此也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为以后的工作，首先是政治研究室的工作，作了很好的准备。做这三件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会搞政研室，但做了这三件事，确实为政研室成立以后我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这个准备和没有这个准备是大不一样的。后来，在写《论总纲》的时候，我向几位台作者讲怎么写，以至口授文章的内容，随时引用毛主席的观点和语言。他们很奇怪，老邓怎么对毛主席的东西那么熟习啊。就是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着毛泽东思想对它们的发展，做过那些工作。

　　　　到了6月份，胡乔木讲他另有任务，由我继续组织这些人把他出的题目搞下去。他另有任务，就是要他去帮助整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就成立了，这个摊子就散了。这批人中间跟我一起到政研室的是冯兰瑞。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1）

　　　　邓小平提议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报告，经政治局通过以后，报毛主席批准同意。中办发了我开头所说的那个通知，政研室就正式成立了。

　　　　大约7月初，胡乔木就找我们六个人谈这件事。人分两部分：一部分搞《毛选》五卷，在中南海怀仁堂西边的西四院办公，另一部分在武臣殿办公。于光远和邓力群，就管武臣殿这一排。一边工作，一边调干部。后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总共有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图书资料室，这些机构的负责人和骨干有王子野、陈道、苏沛、滕文生、丁树奇、林涧青、徐道河、王飞、冯兰瑞、李之敬、高兴国等同志。人员来自中宣部、红旗杂志（调了四、五人），还有新华社也来了一些人。图书资科室是从〃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拨过来的。那个图书馆原来是由田家英等办的。

　　　　国务院政研室做的工作很多。下面我把主要的工作扼要地说一说。

　　　　１《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毛学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之前就已经搞了。什么时间开始的，我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周总理他们领头筹办，下面有个办事机构，李鑫负责。那时机构社在中央党校，党校有三四个人参加，中办秘书局搞文件的有三四个人参加。政研室成立以前还加上了邓小平，由周、康、邓他们三个人总负责。周、康两人都病了，实际上就是邓负责。后来就吸收了胡乔木。胡乔木属于他们几个人这一层，还是在他们三个人之下，不清楚。据李鑫后来讲，确定胡乔木参加以后，到康生那里谈过一次话。康生说，我们这里有个摊子，筹办《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过去负责的是李鑫，你加进来以后，希望称帮助他们做好这件事。意思胡乔木是协助。但从邓小平、康生联名给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来看，组成《毛泽东选集》工作小组的三人是“康、邓、胡”，胡乔木是属于上面总负责的一层。

　　　　政研室成立以后，实际上《毛选》五卷编辑工作由胡乔木负责了，下面的助手加了一个吴冷西。这个机构搬到西四院里办公。我们七个人中，经常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工作的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实际上他们五个人的主要力量都用在五卷上。

　　　　研究室成立以后，在以前的工作基础上，《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加快了速度。邓小平采取一个办法，每篇文稿经过修改，补充，基本定稿或完全定稿以后，由邓小平召集我们读一次。地点在三座门军委。通读、讨论，通过了就算定稿了。重要的还要到政治局讨论。政研室的这种讨论当时叫做“读文件”。大体是两周一次。文章有长有短，长文章一次读一篇，短文章一次读两篇。7月9日第一次读，一直到1O月30日，一共读了七次，大概有十来篇文章。

　　　　我印象探的有《论十大关系》和《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邓小平对胡乔木的整理加工是满意的。当时议定，这两篇可以定稿了，送给毛主席看了以后，不必等选集出版，先公开发表。

　　　　在《论十大关系》讨论通过后，邓小平7月13日给毛主席写了报告，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主席看了整理稿和胡乔木写的《关于整理稿的几点说明》，就圈阅同意。随后，主席又把《论十大关系》读了一遍，写了以下批语：“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

　　　　西四院在修改补充定稿过程中间争论不小。争论主要是在胡乔木、李鑫之目。具体内容现在记不得了，大致是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得少一点。更主要的，胡乔木主张讲阶级斗争的部分要讲得准确一点，周到一点。李鑫主张保持原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前，胡的意见占优势。“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矛盾暴露出来，李批评胡的意见就多了，说这里改的不行，那里改的失去原意。李鑫批胡乔木的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是：对阶级斗争，胡乔木一窍不通。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乔木被挤出《毛选》编辑班子，理由就是他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继续担负这项工作。到那时，胡乔木提的修改意见大部分给否了。有同志主张毛主席原来怎么写的，就保持原样，一点不给他改，甚至错别字也不改。这件事情，公道一点讲，胡乔木的意见不能说每个都对，应该说，对的多一些。胡乔木熟悉毛主席的思想，文字功力深，又有经验，从《毛选》第一卷一直搞到第四卷，做了很多工作。

　　　　李鑫对胡乔木不高兴，除阶级斗争观点之外，还说了一句话，你记得吗，康生给我们说的是让你帮助我们做工作呀，结果你参加进来以后，喧宾夺主了，不是帮助我们，成了指示我们了。他们的矛盾，实质是在这里。

　　　　胡乔木被戴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的帽子，从《毛选》五卷编辑工作中排挤出来。后来，成立了毛主席著作编辑办公室，主任汪东兴，副主任是李鑫，就没有胡乔木的份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乔木才重新负责编辑毛主席著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一九七五年整顿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国务院政研室成立以后做的几件事（2）

　　　　2　意识形态领城里同〃四人帮〃的斗争

　　　　先念同志曾经跟我说过，成立政治研究室是小平同志同他商量的，负责人的名单是他们两个人提的。他说，他当时担心，被“四人帮’看成是同他们唱对台戏的班子。事实上，这个班子一成立就是和“四人帮”唱对台戏的，要不然就不会成立这个研究室了。全党的工作，党中央、国务院的经常工作是邓小平管，意识形态领域是“四人帮”管，“四人帮”干“四人帮”的。是当时的这个局面，斗争的需要，促使邓小平成立政研室。政研室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当时党中央、国务院作的决定做点宣传，能够帮助了解一点情况，起草一点文件。政研室自成立那天起，实际上就是拉开了一个架子，准备同“四人帮”唱对台戏。

　　　　当时毛主席在批评“四帮”的错误，他想进行一些揭整，如果没有这个形势，政研室的工作就寸步难行，毛主席也不会同意成立这个政研室。

　　　　从3月以来，关于铁路整顿的9号文件，关于钢铁整顿的13与文件等等送到毛主席那里，由主席圈阅下发。那时主要涉及的是经济工作。

　　　　7月初，毛主席同邓小平谈话，他的脑筋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所以政研室一成立，邓小平就给胡乔木说，毛主席开始注意文化教育工作，而我对这方面情况很不了解，政研室成立以后，你们注意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这样，政研室一成立，我们就做这件事。

　　　　（1）上送报刊上删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

　　　　我们搞了两个材料，一是经过查阅报刊的文章，证明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提了，确实是事实。这个主要是王子野他们几个同志看报，看刊物，从当时查到的材料中，选出12篇文章，都是把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四句话中的〃百花齐放〃删掉了。这个材料证实了毛主席讲的〃百花齐放〃没有了，不仅文艺工作实际情况是如此，而且文艺方针政策的提法也是如此。送给邓小平以后，邓说，这个材料很能说明问题。以后，他在中央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的讲话里头就说，对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歪曲，不能割裂，不能片面，比如说吧，过四句话是比较完整的，这些年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只剩三句话。后来查出来是姚文元定的调子。

　　　　在此期间，我记得和北影的李晨声他们有了接触。李是电影《海霞》的摄影。他们也是从报刊宣传中看出来，“四人帮”不仅把“三突出””当作样板戏塑造人物的成功经验，而且推而广之，成为艺术领域，文学领域，都要普遍遵守的创作原则。我让理论组整理了一份《关于报刊上宣传“三突出”创作原则情况的材料》。这个材料也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也转给了毛主席。

　　　　（2）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

　　　　我记不清楚，是我们的材料送上之前，还是送上之后，毛主席在7月14日，有了一个多方面说到文艺政策要调整的谈话，其中讲到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准备用两三年的时间，改变现在缺少小说、诗歌、散文、文艺批评的状况，并且说到了，对于作家要团结大多数。其中讲到周扬的问题，说：如果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这样一种作法是脱离群众的。并且说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

　　　　这次谈话涉及的面比较宽，例子也比较明确，说明他对“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意识到不对头，不满意，需要调整。

　　　　这些谈话，当时没有全文传选，邓小平通过胡乔木已经告诉了我们，促进我们收集过方面材料。我们更有信心，同时找了一些文艺界的人物了解情况。文艺界有些人分别地给我们那里通消息，反映情况，或是直接写信。

　　　　1975年2月春节期间，影片《创业》公开放映，可是放映后第二天就被禁止。江青和她控制的文化部百般挑剔，压制了几个月，到4月上旬，罗列了十条罪名，不让《创业》公开发行。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胡乔木曾经找李季谈过一次话。李季是诗人、作家，又长期在石油系统，要他写信反映关于《创业》的不同意见。后来车季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熊复和王子野约李季谈，记录整理了一封信，想由李季同意之后签名发出。胡乔木看了不满意，也就算了。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就说过是秘密串联，捉刀代笔。

　　　　在此过程中，《创业》编剧张天民写了一封申诉信，一式两份，通过贺龙的女儿贺捷生走两个途径上送，一封交王海容送毛主席，另一封交胡乔木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写下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个事情批了江青，惹恼了江青。江青后来当面斥责张天民：“告也娘的刁状。”张春桥竭力抵消毛席批评的分量，说：主席说话也好，写文章也好。用字是非常准确的，“此片无大错”，没有大错，还有小错、中错呀！

　　　　（3）转送《海霞》主创人员给毛主席的信

　　　　《创业》批示传达以后，引起强烈反响，轰动一时。文艺界奔走相告，精神为之振奋，“四人帮”狼狈不堪，等于抄了文化部的家。在这个期间，我同《海霞》摄制组接触，胡乔木知道后，给我讲，在这个形势底下，你要找《海霞》导演，让他们向中央写信。在此之前曾同李晨声、惠宏安同志谈了几次，后来谢铁骊同志来我家一次。当时精神有些紧张，车停得很远，然后走过来。他诉说一番《海霞》受刁难的苦处，对文化部、“四人帮”的作法深为不满。我主要是传述了上面关于文艺调整们信息，还说，你们的争论我没有发言权，最好是看看毛主席著作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段话，以及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论述，你们觉得你们是按毛主席思想办事的，你们就写信，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作法与毛主席的著作不一致，你们就不要写信。

　　　　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信，是7月25日，由我交给胡乔木，胡乔木交给邓小平，邓小平交给毛主席。7月29日毛主席就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专门召集政治局同志看《海霞》，一共到了八个政治局委员。江青称病没到，张春桥也没有到。大家认为影片的所谓毛病也只是看法不同，建议可以发行。这样《海霞》也通过发行了。江青就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