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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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热衷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和于光远搞在一起，走偏了方向，把大寨的先治坡、后治窝也批了，把大庆的头顶青天、脚踏草原，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也批了。后来，我向他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生产目的的讨论当然应该搞，应该搞清楚生产目的，但不能这么搞嘛。
还有一件事，1980年搞经济特区，开了第一次经济特区工作座谈会。会前他和我交换意见，说他准备在会上讲话。我向他建议：在发言以前，最好先把毛主席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那篇讲话好好看看。主要意思是：没搞起来之前，主要是要批评、防止〃左〃的和僵化的思想，搞起来之后就要注意右的倾向。我向他讲，毛主席那时的经验，对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有指导意义。后来他在会上作了一篇讲话，主题是：要做一个坚定、清醒、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篇讲话应该说讲得不错。
在1980年以前，乃至1981、1982年反对精神污染之前，我同胡耀邦同志之间的关系应该说是很好的，我们合作得很好。他在有些问题上做得不妥，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向他指出来。他在任总书记之前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叫我去做副教务长，找我谈话，我没有同意。他认为我是不愿意做汪东兴的部下，所以不愿意去。当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想再当中央党校校长，找宋任穷，宋不愿意。有一次开会，我提出王震可以当，后来报告了陈云，陈云同意，同时提议让蒋南翔当副校长，协助王震。他们俩合作得很好。陈云写信给蒋，要求蒋〃把我们的党校要办成像广东黄埔军校那样”。中央党校办了《理论动态》，吴江协助，发了一些好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谈关于解放干部的问题。胡耀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一次，警卫局长问：毛主席批了的也平反吗？胡耀邦说，只要错了统统解放。
1980年，我发现有糖尿病，住院检查，先念同志来看我，耀邦同志也来看我。他一进门，我说：你怎么也来了。他说：别人有病，我可以不去看，你老邓有病，我不能不来看。那说的是真话。他这番话，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确是好的，那不是应付的，是真诚的。因为我拥护他当总书记，帮助他考虑一些问题，帮他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他讲了话，作了整理，都让我和乔木看看。我们也一直是积极地帮助他修改，他一般也是采纳我们的意见进行修正和补充的。这种关系一直到他被免除总书记职务。说我要把他拱倒，这是没有的事，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但我们之间有不同意见，那是真的，而且愈到后来愈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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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二 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案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给少奇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写了一篇为《修养》翻案的文章：《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发表在1980年6月23日的《人民日报》，收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还不小，反映也还好。我写这篇文章很主动，很有写作激情。一是对少奇同志本人受到这么大冤屈很同情；二是对《修养》本身的遭遇，它的曲折的命运，感到不平；三是对王力、关锋对《修养》的前后变脸很生气。当时少奇同志编《文选》，我亲自听到他们两人不止二次称赞《修养》：王力是这样的，关锋也是这样。关锋是搞中国古代哲学的，其中也包括研究孔孟之道。他还替刘少奇辩护，说《修养》引用孔孟的话是经过少奇同志改造了的，这不是孔孟思想。〃文革〃前，他们不止一次这么讲。〃文革〃一来，听到毛主席要批判《修养》，他们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我觉得他们这种作法无非是为了自己，为了上去，不惜迎合吧。我对这种为了个人私利，翻脸不认人的行为，很生气。所以我当时不是因为少奇平反了，可以写这样一篇文章了，而是出自内心创作的冲动吧。这里面也联系到对毛主席的印象。因为在延安时，把《修养》选成整风文献之一，不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意见，而是主席自己的意见。怎么到了〃文革〃一来，就完全变了，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我很不理解。这个命题当然不是毛主席的，是关锋他们拟的，传出来是讲《修养》不讲阶级斗争。我听到以后，就常常想这个问题。那时不是早请示、晚汇报嘛，要背诵老三篇嘛，几乎每次背诵时，我都要发生一种怀疑：老三篇也没讲阶级斗争啊，却每天都要背诵；而那个《修养》没讲阶级斗争就被说成是背叛。这些我都很不理解。
究竟是什么引起毛主席批《修养》呢？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最初的《修养》中，引列宁《左派幼稚病》时，删掉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那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时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还写过批驳无产阶级专政的话。1962年对《修养》重新修改定稿时，没有人想起把这些当时删掉的话加上。对此，我们这些人是有责任的。修改、定稿后，当时吴冷西当《人民日报》总编辑，抢着登。我想，这可能会成为触动毛主席的因素。因为当时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修养》却反其道而行之。除此之外，找不到什么理由，因为《修养》是整风时毛主席亲自选中作为整风文献的。因为有上面说的这一条，毛主席就可以说，过去民主革命时，可以容忍啊，现在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又重提阶级斗争，你这时再版，还是把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砍掉，是什么意思？是故意和我作对嘛。当然这里说的是我的一种推测。批刘可以批其他的嘛，为什么要找自己肯定的来批，又批得那么厉害。我觉得过分了。因为有这种激情，有这种创作的冲动，所以，《真理的声音是窒息不了的驳（《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不是一篇应景文章，现在来看也还站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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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碌的一九八○年
十三 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
我在田家英追悼会上致的悼词，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悼词。悼词中，叙述、悼念田家英的好处、优点是如实的，同时在悼词中也指出、批评他的缺点。这是以前的悼词中没有过的，以后的悼词也没有发现这样写。送给胡耀邦看，他把批评田家英的文字还加重了一点，他对这篇悼词很欣赏。宋任穷看了也很称赞，他说：所有的悼词都说好，只有这个悼词也说不好。后来还叫卫建林就这一点写了一篇评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想提倡一下悼词、生平不要说得太满，不要只说好话，更不要说假话，同时也说点不好听的话，批评的话，当然也得是善意的，要与人为善来进行批评。但实际上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也无法起到这个作用。在这点上，他的家属能够接受，这很不容易。章蕴老大姐还对董边说：写悼词怎么还写批评啊。董边思想境界高，她同意、并接受了这篇悼词。
注释：
①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O月版，第291页至第293页。
②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93页。
③第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杰出领导者〃；最后一部分题为：〃陈云同志是实事求是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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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一 宣讲《历史决议》
1981年，我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宣讲《历史决议》和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第二件是主持起草赵紫阳的政府工作报告。
先讲第一件大事。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历史决议，是从1980年延续下来的，一直进行着讨论、修改，费了很多心思，直到这次全会通过。邓小平在29日的闭幕会上作了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还说：〃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六中全会通过这个《历史决议》稿以后，还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到这时，可以说华的问题已完全解决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任务全部完成。
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我的事情就是到处演讲。讲刚通过的《历史决议》和会议精神。关于《历史决议》，在全会中间，我在西南组讲过一次，反映较好。六中全会秘书组立即把它列为“六中全会参阅文件八”，印发给参加会议的同志。全会结束之后，我在中央党校系统地做了一次介绍，又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做了介绍，又在团中央讲了一次，又在党史征集委员会回答了几个问题。6月21日至7月30日，专门到河北演讲。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吴江、袁木、李洪林、胡德平。这是胡耀邦给的任务。
那个时候，河北省两个省委书记（第一书记金明和第二书记江一真）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势同水火，各把一摊，谁也不服谁。他们那里从省委到地委，都是老同志，谁也不让谁。胡耀邦给我的任务是：把《历史决议》的精神传达给他们，不必去介入他们的内部争论，用《历史决议》的精神帮助他们达到思想上的统一。
我们到河北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听到的最主要的反映是，省委大院多数干部对邓小平不满意。理由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社会上、在省里出现“非毛化”，掀起一股否定毛主席的思潮。多数省委干部认为：非毛化的背景就是邓小平。了解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分头宣讲《历史决议》，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我在省直机关传达，袁木在石家庄市，吴江到保定市，基本上每个地委都有人去。我们都有共同的提纲，带的材料也比较多。我讲的次数最多，连续讲了四次（每次或半天或整天），后来又回答了一…次问题。河北省录音整理得很好，几乎是一字不漏，大约有7万字。现在再来讲，也讲不了那么仔细、实在和准确了。因为那时刚亲身经历过，参与了起草和讨论。
讲的内容大致如下：首先讲中央的人事变动。华为何要下来，用事实说话，华不下来不行。然后讲《决议》起草的指导思想。针对下部思想状况，着重地、有针对性地回答：究竟邓小平是不是非毛化的后台。原原本本地讲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十六七次谈话、讲话。他对《决议》的写法提出三条原则，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说：“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阐述、发挥，对各种模糊认识和反对意见，反复进行严肃而又耐心的说服教育，自始至终都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用这个说明邓小平同志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那些自由化分子全面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样讲，很解决问题。
讲过总的指导思想后，又分段介绍了《决议》的内容。最后是由他们在听完以后提出一些问题，我逐一作回答。这些内容整理成两篇文章：《中央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思想》、《问题和回答（六则）》，已编入《邓力群文集》第一卷。这些讲演不是照本宣科，是根据大家提出的问题，以自己的理解，使用自己的语言和说法来讲，来进行回答的。这两篇东西同介绍邓、陈指导起草历史决议的那个材料比，更能体现我的认识，是我的作品吧。前面那个材料是传达性的，作为研究历史有参考价值。这两篇东西是讲我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从中也可以看出，《历史决议》发表以后，干部中间有些什么疑问。
从河北回来以后，我形成了一个想法，同耀邦同志谈了。我说：在干部里面，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搞非毛化，这种看法影响很大，要用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河北和石家庄的经验表明，把邓小平的历次讲话、论述、包括答记者问，原原本本地给干部摆出来，这样最解决问题。胡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着手做了几件事。
第一，总政把我引证的邓小平讲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的十多次讲话，都整理出来，经我看过后，印发军队，作为学习《决议》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文件。
第二，由乔木同志负责，着手编辑《邓小平文选》。这件事情也是我从河北回来后首先提出的。报告了小平同志，得到同意后就开始工作。后来，编选工作交给了文献研究室，选文、编目、修订多次，并经过他本人审阅。
第三，我们书记处研究室主编了一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经文献研究室核对以后印了出来。编这几本书，在那一段时期里，对党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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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的两件大事和日常工作
二 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第二件大事，是为赵紫阳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1980年2月，中央全会增选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8月，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赵替代华国锋当总理，赵便调到北京。1980年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1980、1981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是姚依林做的，赵没有做。到了1981年，赵当总理已一年了：需向人代会亮相了，这次会上要由他出面做政府工作报告了。这个报告，由我负责组织人起草。
1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建设部分作了修改
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的方法。第一轮，由国务院研究室袁木、计委研究室王忍之组织几个人搞出一个稿子，把上届人大以来，主要是赵紫阳当总理以后讲过的一些意见，陈云讲过的意见（这一年多里面中央主要是陈云讲得多，邓讲得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