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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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中华，就是要切实完成这三大任务。《意见》提出做好十个方面的宣传。就是我上面提的9条建议的内容。这工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我还在不同的会上多次发表这个意见。在高校、北京电视台、高教思想工作先进人物会议上都各讲了一次。由此接触和结识了李燕杰这样一批人。应该说，这些人有一定的演讲水平，也有内容，方向一直也不错。开始时，他们人还较少，现在他们的全国教育艺术研究会约有六、七百人了。在这13年中间（19831996年），我和他们这个团体联系比较密切，大家关系都不错，在倒霉时，他们也和我患难与共、命运相通，成为海内外一个有影响的团体。李燕杰的书在台湾出版了，郭海燕也去香港呆了半年，他们几次去澳门演讲，效果都挺好。这些人多数是好的，有少数人表现不太好。
在全国出版工作会上，通过了一个由书记处研究室、宣传部和文化部共同起草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最后报请国务院和中央通过，后来也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从1983年起直至宋木文不当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接任时，宋木文讲这个文件直到他下来时，一直起作用，管了十几年，直到九十年代也还管用。
2 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第二个会，是1月7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这个重要会议是中宣传、中组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等7个单位联合召开的。这是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会议。18日，成立了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因为鉴于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工人起来造反把当时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给推翻了。当时，陈云同志讲了句很有名的话：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了，经济工作搞不好要翻船，宣传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当时宣传部的文件体现了这个精神。到了1983年，大家觉得波兰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共产党执政以后搞不好的话，工人阶级会造反，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搞掉。我们现在还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搞不好，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凑在一起，认为应把这个问题抓一下，即帮助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做好这件工作。
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人员中，除了任现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党政干部（如党委、学校、工青妇的领导）之外，还广泛吸收退下来的、热心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老同志也来参加这个研究会，共同负责这样一个工作。当时有一个说法：现在的党委、工会、企业领导处于第一线，我们这个研究会的多数同志处于第二线。第一线要应付经常性工作；第二线的人就要超脱一些，时间也充裕一些，从现实出发研究一点比较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向那些任现职的同志提出建议或从研究会的角度帮助他们做些工作，第一线和第二线互相配合。还有一种说法，称之为热线和冷线，即冷热结合，使我们对职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中也研究一些我们党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那时正起草工会法。7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
搞工会工作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即在三大改造之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里的工会工作发挥得好，真正起了监督的作用；三大改造以后，工会工作起的作用显然比以前降低了。工会的同志在参加国际活动中也有这个印象：好像中国企业里的工会作用还不如苏联的大；甚至在有些人去了西德之后。袁宝华他们的印象：西德工会在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实际上比我们工会在企业里的地位、作用更大、更重要；西德企业里的监事会有三分之一是工人代表，在企业决策中，工人的发言权很大。以我们的私营企业来说，在三大改造之前，实际上是工会说了算；在三大改造之后，很多工会的干部都成了公方的代表了，因为公私合营了。同样一个人，在三大改造之前，可以代表工人管理资本家、监督资本家守法、执行三大改造任务；在此之后，他们就觉得我就是公方代表，可以代表一切了。而工会里面的人也都是他们提拔起来的。这样，他就很自然地不把工会的作用放在眼里。至于国有企业，在根据地时就没有解决，就是一个党委、一个厂长。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之前，在东北时期是学苏联，搞的是厂长“一长负责制”。后来，毛主席坚持主张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此后，实际上党委说了算，有些地方是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原来是厂长个人说了算，后来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在1980年曾经要实行厂长负责制，我们搞了一些试点，普遍地都不赞成，还是认为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仍未解决。在企业里，说起来工人是国家的主人、企业的主人；搞得好一点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确实起了好的作用，搞得不好的地方，职代会、工会是个陪衬。
因此，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研究会成立之后，还专门做了调查，如：工人阶级状况，企业中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调查应该说搞得还好，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研究会中的人，都觉得能参加这个工作，尽自己一份力，很高兴，很愿意。但到后来，把原来由7个单位联合组织的这个群众团体，实际上变成了宣传部底下的一个局级单位了。其他的单位都没份了，发言权也没有了；现在名义上还有，实际上的工作就比以前差多了。
厂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为核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在文件里都有，话也到处讲；实际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句话是陪衬。党委领导和厂长，有的地方合作得还好，多数地方都不理想。在赵紫阳时期，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厂长说了算，用他话说就是：一个槽里拴不住两个叫驴。赵紫阳明白地反对“三个加强”、“三个积极性”的提法，他说：我就是要加强一个（厂长）、削弱两个（党委、职代会和工会）。后来，在有些地方实行厂长兼党委书记，配个专职副书记。在1989年，赵还提出要改造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改造的结果就是，党委成为企业或工厂的附属品。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批评了一下赵的说法，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稍有振作，但时间不长。所以说，共产党当政以后依靠工人阶级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即共产党帮助工人阶级，使之成为真正的领导阶级，发挥其应有的领导作用国家、企业主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少数企业搞得比较好，多数企业都做得不好。现在也很难说，应从哪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此问题。最近几年，我也没再兼顾这方面的事了。会议我也不参加了，也不好发表什么意见了。
3 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第三个会，布置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会议。
当时乔木提出，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编辑出版《当代中国》丛书。为此，给上面写了个报告，经书记处研究同意，然后召集各部委的党政部门开会布置。书记处同意之后，负责组织布置工作的是中宣部。自此之后，开始出版《当代中国》丛书。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总算延续下来。到1997年上半年，大概出到150卷。这里面包括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后来还增加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后来还搞了一个《地方简史》丛书。人物传已出了八大元帅和《张闻天传》，《王稼祥传》不久可以出来，最近中央又批准出版《彭真传》、《王震传》、《胡乔木传》、《马文瑞传》。。。。。。。人物传已出的九种发行量不错，影响也很好。《当代中国》丛书，在搜集、整理、核实材料、保证材料的准确性、重要材料不遗漏这方面的要求，各卷都基本上做到了。在此基础上，写得、编得比较好的，恐怕不能说是多数。比较起来，军队那十卷，下的功夫比较大，写得也比较好。因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十几年，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总算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在积累材料方面，应该说完成了一个大工程。这是我主编的各种书里的第一部，如算上〃人物传〃，就有两部大型丛书，后来还有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分类大全等。这对于中外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提供了确实可靠的材料，这个作用是明显的、也是好的。
4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这个会议在1983年1月、7月先后召开了两次。
第一次是1983年1月，会前搞了一个1983年宣传工作要点，有三个：一是学习、贯彻、宣传十二大精神；二是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大造改革的舆论，大造尊重知识分子的舆论；三是为1983年下半年开始整党做准备工作。
（1）公安工作不能没有敌情观念
这里有一件事，要说一下。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请胡耀邦讲话，题目是：《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中心是讲改革。我听了他的报告，对他的报告提纲作了一些修改。在他的讲话中，说到各方面都要改革，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也要改，其他各方面都要改革。在讲到政治方面的改革时。他讲政法、公安工作也要改革。具体怎么说，我记不住了，但他的要点我记得很清楚，即政法和公安工作要适合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这段讲话给我的印象是将来的公安工作只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敌我矛盾的问题；现在的公安工作不适应，需要改革只是表现在这个方面。我给他提出意见，也对他的稿子进行了修改，我说：不能没有敌情观念啊，事实上不能否认还存在敌我矛盾、公安工作者的脑子里，议程中没有敌我矛盾，那这个公安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稿子改后退给胡耀邦，我没有存底。后来乔木从上海开会回来碰到我，说：稿子问题很多，你改得太少。他说他提了很多修改意见，也退给了胡耀邦。乔木修改的稿子是不是给我看了，我记不得了。因此，胡耀邦的这个稿子就没有下发。现在如果再来看他那个东西，里面的思路怎么样，我看很成问题。
（2） 中共中央党校正规化教育之争
从这一年开始，职工要进行文化补课、短期轮训最低要补到初中程度吧；各级干部也要进行正规轮训，而且强调正规化教育，中央党校也进行正规轮训。这时王老在党校，后又调去了蒋南翔。一年内要达到什么水平，进行正规化教育要达到什么要求等等，都提出来了。后来，王老不当校长了，高扬去了，批评正规化教育，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当时党中央的要求。为此，蒋南翔与高扬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3） 关于《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1983年1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大家让我就宣传十二大发表一点意见。好像在会议之前，就开始酝酿，在这次会上，我就把一些想法归纳起来，讲了点意见，题目是：《共产主义的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就现行政策列举了十几个问题，每项政策如何体现共产主义精神，怎样按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讲了一遍，后来整理出来，发给各省市，征求意见；准备作为研究提纲，发给有关单位，主要是宣传部门、文教卫生部门来进行研究。这是一月会上的事。
（4） 我对《邓选》的评价
1983年7月17日，召开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讨论、研究上次会上发的提纲，经过讨论、修改，作为一个研究提纲，在这次会上定稿、正式通过，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进行研究。我记得好像在报纸上也发表了。后来，我们宣传部分别约了一些水平高一点的人，分头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一本书，约三十多万字。二是学习、讨论《邓小平文选》（这时《邓选》已正式出版）。
我在这个会上做了一篇发言。当时，《邓选》出来以后，中央发了个通知，要全党学习；而且通知里讲，学《邓选》作为全国整党的思想准备。我这篇讲话把中外和党内外对《邓选》出版后的反映，概括成四句话：一，《邓选》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国大纲，这是日本人的语言；二，《邓选》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是党内的话；三，《邓选》是实现四化建设各项任务的正确指针，这是我去西北，他们那里在学《邓选》时提出来的；四，《邓选》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是我自己加的。不论是别人讲的还是外国人讲的，我觉得这四句话归在一起，表明了我对《邓选》的评价。这是当时的评价。这四句话实际上是说，邓小平是新时期的代表人物，《邓小平文选》是新时期最重要的著作。我的评价是否站得住？总之，这四句话表明了我对他的一个态度吧。应该讲，这是出自我的真心，讲这个话时，我心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今天来看，究竟是否讲对了，我看，应该说基本站得住。
现在不都在讲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吗，究竟是以第二卷作为代表，还是把第三卷都包括在内。当时《邓选》出来之后，由我经手还搞了一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收了22篇文章，其中包括提出反对精神污染的那篇讲话，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那篇讲话《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这本书1987年又出了增订本，增加了1984年12月以来的论述22篇，全书共44篇。我对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作了两次传达，传达的内容收入了我的文集第二卷。《邓选》第二卷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本书的编辑是我经手的。后来的第三卷，我和乔木都没有经手。
（5）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在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是我在宣传部讲话的重要部分，后来正式收进《邓力群文集》第二卷，用的题目是《试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里面一开头讲了上述那四句话，然后接着讲：〃《邓小平文选》反映了我们党和国家在1975～1982年这关键性的八年中走过的道路，内容涉及国际国内，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非常广泛，非常丰富。总结起来说，《邓小平文选》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邓选》和学习的通知发下去以后，部委和地方纷纷进行学习、讨论，有各种各样的提法和发挥。四川省委搞了一个宣传学习的提纲，从理论上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哪些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琦介绍他们在学习《邓选》时，列举了《邓选》中的十个内容。我这次讲话和四川、李琦的都不同。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讨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这三个方面来讲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提出的问题，所制定的政策，和实际生活里存在的问题。我最近又看了这篇文章，感觉还有点意思。讲主要内容或主要特点把理论和实践联系得比较密切，对实际生活里发生、出现的问题进行阐述，显得生动活泼。可以说，比较浅显地作出了理论说明，夹叙夹议，用家常话、日常用语来浅说理论，不是那么干巴、枯燥，在当时生活里头和理论原则里头的问题，都谈到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