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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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上午，胡乔木有别的事没有到会。他收到了周扬讲话的清样稿，还没有来得及看。周扬给胡乔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

　　　　下午，我就打电话告诉乔木，说上午去党校听了周扬的报告，觉得有些观点和提法需要斟酌，希望乔木同志看看周扬的讲话稿。同时把对周扬讲话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及准备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如黄楠森等三四个人）也在会上讲一讲的意见反映上去。

　　　　没有想到，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导，并预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2　是否全文发表周扬讲话

　　　　我要秦川请示胡乔木

　　　　3月8日下午，我在医院里，秦川给我来电话，说周扬的讲话很好，他们要全文发表，而且已预告读者，全文将在《人民日报》另发，周扬也已定稿，问我怎么样。我说：我听了周扬的报告以后，感到有些问题，但没有把握。周扬的讲话是否全文发，怎么发，你们请示乔木，他同意发则发，否则不能发。接了秦川电话之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乔木。他说，周扬的稿子已经看了，感到问题不少，不是删几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报》发表。他和我商量，决定延长会期，休会两天后继续开。乔木还说，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上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这样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否则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党中央的意见。事实上，他的讲话内容，会前大家不知道。他的观点，没有报告中央并得到同意。

　　　　3月8日下午，我从医院回到中宣部，和其他同志一起布置这个会。

　　　　3　胡乔木要周扬修改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

　　　　3月10日，胡乔木找了几个人，有郁文、贺敬之、工若水、夏衍，一起到周扬家，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这次谈话郁文有记录。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扬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

　　　　胡乔木说：“周扬同志的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

　　　　胡乔木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以后，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谈话中间他还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最后他很客气地对周说：“周扬同志你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正式发表。”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不赞成在报纸上大张旗鼓地宣传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建议文章修改后作为学术文章，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展开讨论。

　　　　关于异化，乔木回来以后，又专门查了马克思关于异化的前期和后期的提法，并打电话给郁文，又打电话给周扬，指出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关于异化问题的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

　　　　4　《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

　　　　3月15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谈周扬讲话的问题。通知周扬参加这个会，可是他不来。所以会议中间，我打电话给他，说：周扬同志，你的那篇讲话，乔木同志提了意见，希望你自己进行修改，然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你改好了没有？周扬当时口气很硬，说：讲都讲了，我就不准备改了。我说：这样一来，就不是我们两个之间商量的问题了，这就需要集体讨论。你是我们宣传部的顾问，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要开个会，讨论你的文章发表与否，在哪里发表。他的口气还很硬：你们开会，我不来。态度很傲慢。我感觉他有点欺负人，就说：周扬同志，你是老同志啊，长期做领导工作，对这样的事情，你处理过很多。需要讨论，你又不来。你用这样的态度对待我，到哪里我都要讲对你的不同意见。这么一说，周扬不得不表示明天来参加会议。没想到。在我们通电话时，秦川就在他旁边（这是后来知道的）。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就把周扬的讲话全文发表了。对此，不好说一定是周扬让秦川发的，但是秦川知道了要讨论此事，就抢先发表，这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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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二　处理《人民日报》擅自发表周扬讲话全文的经过

　　　　1　我要王若水、秦川写检查

　　　　3月16日，我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周扬3月7日讲话的全文。

　　　　我打电话给秦川：你和我说要全文发表周扬的讲活，要我表态，我说让你请示胡乔木，你请示了没：秦川说：没有。我说：现在就不是一般的不同意见的问题，而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

　　　　电话中，秦川把责任推给王若水，说这件事是王若水管的，讲话全文也是他让发的。接着我就给王若水打电话，王若水采取推诿的办法，说：胡乔木讲的意见中没有表示对周扬的讲话有根本的不同意见啊，只是讲了这个要补充、那个要补充，我也没有听他说过要修改以后才能发表啊。我说：这样一来，学术问题就变成一个组织纪律的问题了。王若水承认那个消息和摘要都是他让发的。秦川没参加乔木那次谈话，但王若水是参加的。王若水对秦川讲，乔木没有说不让发表。我同样向他指出，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必须写出检查。他们两人很快都把检查送来了。

　　　　2　胡乔木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

　　　　3月16日，乔木打电话给我说，对《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这样，找了贺敬之、李彦、卢之超三人，在我的主持下，起草了上报中央书记处的报告，题目是《中宣部关于不听招呼全文发衷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写清楚了事情的原委，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认为文章公开发表和其中有关异化问题的内容，主要责任在王若水同志，建议撤销王若水副总编辑职务；秦川也有错误，应做一次检讨；周扬是中顾委委员，请中顾委找周扬同志谈话，帮助他做出适当的自我批评，在中顾委会上表示一下态度。草稿写好后，经过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修改，3月20日把报告和秦川、王若水的检查，以及胡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这份记录是郁文、贺敬之、黎虹三人核对整理的），一同报送中央书记处。

　　　　在书记处会议上，我把那天和周扬通电话的情况（他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也讲了。习仲勋出来打圆场，说：要周扬在什么会上表示一点态度，没必要吧。胡耀邦讲，你们写的报告，涉及具体事，要与本人核对。今天我们不做结论，先把报告给本人看，该改的、该更正的搞好。

　　　　3月26日，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内容是核对事实。参加者有胡乔木、邓力群、郁文、贺敬之、周扬、秦川、王若水等。会上胡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过，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好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志同你谈话的。周扬说，你说你代表耀邦这个话，我没有听你讲过。周还说，你这个人讲话，从来都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是另一个说法，我不知道究竟信哪个。在这之前，周扬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讲我们的报告中哪些他认为不是事实，并强调他没有听到胡乔木说代表耀邦同志与他谈话的这句话。王若水说：我只听胡乔木对人道主义发表这样那样的意见，没说修改以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这时郁文出来说话：我的记录上这些话都是有的。3月10日在周扬家的谈话，郁文有记录，可以证明乔木确实讲了这句话。

　　　　我问王若水：你在理论务虚会上批评毛主席的文章和讲话，怎么一下子就传到香港去了。王若水说，不是他而是别人送出去的，还有送到台湾去的，都不全。我就对他说：共产党员在党内、国内发表意见，按照组织程序，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但拿到香港去发表，性质就不同了。他就推托，是别人送的，还把他的东西歪曲了。

　　　　开会把事实核对清楚以后，我们又把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作了一点修改。4月20日，把这个报告，连同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信和检查，再次报送上去。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究竟胡耀邦发了这个报告没有，把这个报告送给常委看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后来，根据在邓小平那里谈到的问题来看，好像这个报告送给邓看过。报纸上发表的周扬的讲话，我也没有特意送给邓、陈去看。

　　　　后来，胡耀邦和我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我就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他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我也只好把它搁在那里。你不管，我也只好不再管了。到7月份，我就外出调查考察文物工作去了。

　　　　3　编七种研究材料

　　　　但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也不是没有做。在核对送中央书记处的报告和材料之前，因为乔木说要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我就把与中宣部有关的单位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等部门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在中宣部开了一次会议。要求分工编七种材料，每种一本或两本，把能够收集到的材料尽量编进去。材料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异化问题的论述；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异化问题讨论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持不同政见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国已经发表的关于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文章；等等，作为进一步讨论人道主义、异化问题的参考材料。

　　　　当时，我确实认为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应该讨论的。王若水后来说，邓力群1983年3月下旬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要讨论研究，现在变了。邓力群是变了，在听了邓小平关于异化问题的谈话后，我的认识提高了，对王若水的错误思想的认识也清楚了。

　　　　在4月20日中宣部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写给我一封信，说周扬托他给邓小平送了18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薄一波在信中没有说他给邓小平送语录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是在4月20日中宣部的报告送上去以后。这在下面再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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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精神污染的前前后后


三　邓小平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前面说过，7月初，我去外地考察。先去了华北地区的承德、张家口、包头、大同，后来又去了西北，到了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主要是做关于文物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到了1983年8月，我还在外地，邓小平找乔木谈了一次话。

　　　　邓小平说，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乔木从邓那儿回来后，就找了几个同志谈，说有这么个事，并且谈了他对如何起草邓小平讲话的想法。

　　　　9月6日，我从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邓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我就把帮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

　　　　邓小平问：让乔木准备一个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说：我刚从外地回来，不知道情况。他们几个人刚从杭州乔木那里来，由他们汇报。

　　　　龚育之等就把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邓听了之后说：这样讲，问题太多，不需要、也不可能讲这么多问题。他赞成由书记处起草一个加强思想工作的决议来讲这些内容，他这个讲话的范围要小一些。内容太多了，对当前主要问题的针对性就不够，就很平淡了。这些内容都可以涉及，但是不要分得这么细。

　　　　他说，原来就是想讲不要搞污染。所有的灵魂工程师，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演员也是，不要搞污染。

　　　　他说，在文代会上讲了污染问题。灵魂工程师不要对社会风气、对青年思想搞污染。现在好多是搞污染。

　　　　他说，我准备了，也想了，就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能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然后他讲，我们记录。从小平同志的谈话看，他是胸有成竹的。假如周扬是5月给他送马克思的18条语录，到这次谈话时已有四个多月了，他准备、思考得很成熟了。

　　　　从邓小平那里回来后，我们把邓小平的谈话整理了一个记录稿。先送给邓小平。他看得很认真，还在清样稿上改了两个字。清样稿上这么写：我们是把实行开放政策当作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的步骤，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邓小平把记录稿上的“步骤”改为〃补充”。这在档案中有记录。谈话记录稿经邓小平修改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