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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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应该当做理论来学；但有些具体的政策和规定不能都当做理论来学，应该加以分析。
（2）胡乔木认为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对历史进行了回顾。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视学习理论，尽管过去在延安规定过“干部必读”，要求读多少本书，但后来忙于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后，又重新出“干部必读地；以后又指定学习30本书，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地读。
乔木的意思是说：相比之下，邓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视理论学习。
乔木还附带讲到了对“实事求是”的解释，大意是说毛主席对“实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释，从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高度赋予了深刻的新涵义。“实事求是”本来是汉朝人的用语，其原意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乔木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从实际出发，本身是不重视理论的，就是从实际本身找些道理出来，如此而已。
乔木的讲话，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贬低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这个认识，与毛主席的解释距离比较大。会上就决定在成都召开一个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座谈会，定了两条方针：原来在职干部理论学习的计划不动，将其学完；学完了以后，究竟怎么学、学什么，广泛听听大家的意见。
在这个座谈会上，经过王惠德、理夫这些人的活动，就冒出了不少对乔木、对中宣部的意见，其中突出的一句话，是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3）邓小平问我胡乔木是否反对〃实事求是〃
这个话也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邓有一次问我：乔木是反对“实事求是”吗？我就把乔木的原意和讲话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我说：乔木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对这句话的解释和引申，乔木还是肯定的；乔木只是讲汉朝人最早用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说与毛主席后来的引申并不那么一致；乔木对汉朝人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意义估计得不够高，甚至于有所非议，我认为这不能说胡乔木反对〃实事求是〃。
（4）我组织编了四本书
在这期间，我和乔木考虑，邓小平同志在党代会上提出了要学习理论，即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学习哪些著作呢？经过反复商量，确定了根据现实生活需要的原则，编几本马列著作选读。这个原则定了以后，我组织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编译局和有关单位，分头负责。大体是1985年8月后，把队伍组织起来了。原来计划要编三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后来想到有必要编一本书，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样就成了四本书。
落实小平同志关于干部理论学习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们学习用的马、恩、列、斯选集都是苏联版的，这次我们编的四本书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恩、列、斯对我们特别适用的一些著作选辑在一起。政治经济学就把《资本论》三卷中的精华部分都编进去了，马、恩等论科学技术的内容也编进去了。现在来看，这一套书是切合中国实际的。
这四本书，从1985年11月开始组织编辑，中间有些反复，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个编辑方案，然后就把编辑四本书的主要负责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这四本书，不仅看自己的，也看别人的。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弥补，又能使内容互相衔接，既是一个整体，又各自有分工，内容更科学了。
在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这个人的性格。王惠德这些入得到了朱厚泽的支持，提出马列主义的理论可以不学了。他们出来说只要学三中全会以来的东西。我和乔木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读，但马列的书也要读，不能不读。认定了这一条以后，我不管你刮的风浪有多大，反对的办法有多少。当时，闲言碎语、挑剔的话多了，但我硬是要把这件事情搞起来。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只要认定了党的工作需要，我就坚韧倔强地做下去，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这样，最后费了一个月的功夫，总算把初稿调整好了。之后，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同时还有些技术性的工作，如注释、排版、校对等等。
真正出书大概是1986年底，当时耀邦已经要下去、赵紫阳要上来了。实际上，这套书只作为教材发给了中央党校的学员，只有一两期的学员学习了。〃八九政治风波〃后，这套书又再版了。据说发行得还可以，但也是一阵风。这套书没有真正地利用起来。8月23日，在玉泉山统稿快结束时，我讲了一篇话，除了讲这四本书的调整问题以外，顺便也澄清了几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马丁事件〃。理夫这些人，包括于光远，利用这个事情攻击乔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了。
还有就是把学理论还是学政策以及所谓乔木反对“实事求是”的情况也说清楚了。我说：“胡乔木同志用历史来说明学习理论的重要。他指出：我们学习理论没有坚持下来，多次停顿。他还讲了理论问题不要简单化。他举了个例子，例如‘实事求是’，单这四个字，孤立起来，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胡乔木同志谈这个意见时，有位同志还接了个话，说资本家才最讲实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则他就要破产。‘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是古人说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引用‘实事求是’这句话，用马克思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改造为有科学内容的命题。‘实事求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邓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也作过阐述，归纳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讲'实事求是'，有我们的特定含义，就是讲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乔木同志讲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实事求是'简单化了，不能把理论问题简单化了。简单化了就离开了毛泽东同志的本意，可以成为资产阶级也可以接受的东西了。〃⑦
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有一个同志叫秦柳方，他选了几篇他认为是经济研究领域中有自由化观点的文章，送给了乔木、我、胡绳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乔木批给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朱厚泽看。3月3日，赵看后有几句批语：〃批判经济理论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现在更需要的是大胆探索。〃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领域里反自由化，赵是积极的；而在经济领域里批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以至于后来保护《世界经济导报》。
这是赵紫阳表露出来的一个意见，但这种思想究竟是来自赵的，还是来自邓小平的，当时我没想到这与邓有关系。到了“八九政治风波”以后，赵像是有苦难言，流露出这么一个意思，即对有些问题的主张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源于上面的压力。那么，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观点，还是来自于别人的影响，也可能在1986年还是赵自己的观点，而到后来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从1992年南巡谈话看出，邓的这种思想表现得更清楚了。
8 一项极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书记处成员局部调整后的第一次会议，胡耀邦同志在说到要给中青年同志压担子时，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当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了，让王兆国同志兼任。遇到困难问题可以找力群同志谈谈。
我在会上谈了其他问题后说：王兆国同志兼任书记处研究室主任问题，耀邦同志事先没有跟我商量。在这次会上提出来也好。
我当时还是想积极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说：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见，做如下补充：现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现任副主任，林涧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离休退休，都还可以做工作。如果他们二位不一起退下来，王兆国同志的工作很难做。至于副主任提什么人，干部调整，机构调整，我准备以后同启立、兆国同志商量。
接着我这个话，胡耀邦却说：“我是提个意见。”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表态。
当天，我给政治局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说明我对林涧青、梅行退下来的意见。同时，我还表示：“书记处研究室领导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邓力群的思想体系是否'左'？从中央让我当宣传部长以后，我的讲话、文章，经手的文件和材料，还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审查，请随时通知，我将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关于清除精神污染问题的九次讲话。〃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发的一个文件：《关于邓力群、王兆国同志兼任职务变动的通知》。《通知》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书记分工时确定：邓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职务，继续协助胡乔木同志负责思想政治和宣传战线的工作；由王兆国同志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
这个《通知》发出后不到半个小时，突然又宣布收回。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陈云同志看到了这个文件后，立即制止了。显然，变动职务的事，没和当事人谈，也没有征求其他常委的意见，是极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养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罗立韵去意大利休养。这是罗立韵第一次和我出去。休养好像是胡启立有意安排的。在党代会以后，政治气氛有所好转，胡启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带有一种安慰性质吧。别的意思也许还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时，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筑统统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画册也都收集了，这是我在外国旅行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从意大利回来，写了一个报告，没有多少意思。
10 在两个思想政治工作会上讲话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开了一个企业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谈会。25日，我讲了一篇话，宣传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各项政策的基础的思想。在〃二汽〃调查时，我还发现他们与其他企业不同，有一点创造吧，别的地方是党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仅是党委在做，他们还要求厂长也做。党委和厂长同时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成效很明显。这个经验对我们有启发，我们肯定了这个经验。“二汽”的厂长是陈清泰。
12月，又在上海开了一个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年会，在会上我除了讲十堰会议上讲的重要问题以外，又讲了〃两个文明〃一起抓，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应该经常研究，还讲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分配问题，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的关系问题，企业的领导制度，干部的以身作则和批评自由化等问题。
召开这两个会，贯彻了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总结了好的经验，对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两个会上，我都作了长篇讲话，讲话都收在《邓力群文集》里面了。可以说，尽管我还受到围攻和压制，但自己还是争取讲了一些想说的话，批评了当时的错误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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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要事回忆
三 研究多种经济成份
党的十二大提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要居于主导地位，很长时期内需要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在党中央工作期间，我始终注意对多种经济成份的观察和分析。收进《邓力群文集》里的文章有七、八篇，没收进去的还有几篇，包括一些调查报告，加起来约有十几篇。我这个人在党的上层机关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欢所谓“官场周旋”，更不愿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较关注实践，关注群众的创造。既要处理大量的日常工作，还要跟踪研究这种宏观的问题，对我来说，虽然忙，却是相得益彰的。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实际上就是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并不只是一个地域观念。这的确是一个新问题，既要允许，更要研究，只强调一个“放”字，放了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许别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滥，未必是妥当的办法。
不同所有制发展起来，会对公有制、国有企业造成什么威胁，开始时还看不清，愈往后就愈成为一个问题了。我想：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起来。从我们的政策和邓小平的意思来看，是要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因此，在政策上给予放宽，在财政上予以支持。开始时，它们乐得、愿意当补充。可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国有企业发生矛盾了。它们就不安于现状了。它们就要与公有制、国有企业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最后，它们要从每个领域挤掉公有制和国有企业，从补充地位变为主体地位。在许多领域中，到二十世纪末，个体和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和外国资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挤掉，由它们占据优势。
在港、澳、台实行“一国两制”，对这些地方的资本主义，我们的政策是保留，但他们并不就此满足。他们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资本主义，你必须保留；在大陆，他们也要搞一份，先是补充，然后平起平坐；再往后就一个一个领域里争取主体地位。海外和国外的资本都是如此。
和过去的国民党统治不同了，现在我们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与外国资本是平等互惠。外国资本为了进入我们的市场，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条件。但搞着搞着，他们就要占领我们的市场，挤掉我们的公有制和国有企业。
这些外国资本和大陆的私营企业以及港、澳、台来到大陆的资本主义企业还不一样，外国资本是要把整个中国变成他们的附庸。在这一点上，大陆的民族资本、港澳台的民族资本与国外的资本有矛盾。看来，趋势是这种斗争愈来愈明显、尖锐。
多种经济成份刚发展的时候，对我们的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确实起了好作用，我们应该允许和扶持。但同时也应该防止其不利方面的发挥和膨胀，对其有所限制。邓小平同志也讲过这一类的话，即对内搞活有限制的问题，也有限制什么，如何限制等问题。话是都说到了，但到今天，在实施和执行中，哪些应该限制，限制什么，还没提上议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开放、支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问题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廖盖隆说我一开始就反对改革开放，这完全不顾事实。只要把我历次的文章、讲话拿出来，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击他的歪曲。但是也应该承认，尽管我提出了这些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为有些问题刚露出苗头，有些问题还没有暴露，所以，不以为自己的研究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只是提出了问题，比那种只是强调一个“放”字，既不做调查，更提不出问题，连一点防御都不做的领导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从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觉1985年是个〃春天〃。但风浪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