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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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两报一刊”，指《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
②“钓鱼台的班子”，指1963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这个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小组正式成立之前，已经由中央宣传部、联络部和外交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成员有吴冷西、许立群、姚溱、乔冠华、王力、范若愚、胡绳、熊复。1962年11月起开始工作。12月起写作班子集中在钓鱼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写了七篇文章。从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这七篇文章是：1、《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15日；2、《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人民日报社论。1962年12月31日；3、《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红旗杂志社论，《红旗》杂志1963年第1期；4、《在和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1月27日；5、《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2月27日；6、《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红旗》杂志1963年第3、4期；7、《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人民日报社论。1963年3月8日。2月，中央常委决定正式成立的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组长康生，副组长吴冷西。成员包括廖承志、伍修权、刘宁一、章汉夫、孔原和原来的写作班子的成员。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修文章（统称《九评》）的写作任务，就是这个写作班子承担的。《九评》起草过程中。写成的文稿都先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央常委审定。这个文件起草小组一直集中工作到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这个写作班子中有两个秀才未参加。一个是胡乔木，那时他患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毛泽东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还建议：〃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毛泽东1961年8月25日复胡乔木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85页）这样，从1961年夏天起，胡乔木就完全离职休养，因此没有参加这个起草小组的工作，但有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征求他的意见。还有一个陈伯达，他是非正式的〃机动〃成员，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这时他主要承担国内方面的文件起草工作。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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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转信引发“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发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邓小平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邓小平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有了对刘冰信的批示以后，接着就是组织措施。这个批示首先给邓小平看了，有没有在政治局内传阅，当时政治局开会没有，不清楚。但是，很快，国务院几个副总理就专门开会，又把胡乔木、胡耀邦、李昌、周荣鑫几个找去传达了这个批示，并且向他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做检讨。这事胡乔木当时没有对我们说。
过不几天，就开政治局会议，批评胡乔木他们几个。这个政治局会议的情况，胡乔木会后给我们讲了。据胡乔木讲，毛远新对胡乔木批评很尖锐，江青更厉害，训了胡乔木一通，说你胡乔木对毛主席忘恩负义！胡乔木实在接受不了。
当然，当时政治局批划的主要对象还是邓小平。传出来的说法，会议开得非常激烈，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批得邓小平都坐不住了。特别让邓小平不高兴的，是有一个列席会议的同志，系统揭发，批邓小平刮“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很恼火，听不下去，几次跑出去上厕所。
在开政治局会议批判的同时，又把毛主席对刘冰等信的批示让吴德到清华去传达，在清华大学开展丁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11月的事。12月1日，《红旗》杂志就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写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通过它向全国发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信号。接着又写了一个报告：《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12月14日，中央发文件把这个报告转发到全国大、中、小学的党支部，要求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这就不但在上层而且在基层把问题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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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二 传达“打招呼”会议情况
从11月初起，一方面，在政治局内批评邓小平，范围逐渐扩大，由四人到八人到十七人；①另一方面，在清华大学传达批示，开展所谓〃大辩论〃。这样搞了一段时间，毛主席就指示要向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打招呼〃。这个〃打招呼〃会是11月24日开的。会后，中央印发了一个23号文件：《关于转发的通知》。
这次“打招呼”会，政研室去了三个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会后，就在我们七个负责人的范围里进行了传达，实际就是宣读23号文件。
我问开会的情况。他们讲了一些细节。据他们说，到会的有130人。坐定以后，政治局的同志出场。第一个出来的是小平同志，其他人跟在后面。会议也是邓小平主持的，他还作了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就是会上发的稿子，还是另外说了些什么，他们没有多说。邓小平讲完以后，点着名字问到会的政治局委员，你们还有什么意见，都说没有了。邓小平说：以文件为本传达学习，散会。我所以要问这些细节，因为关心邓小平的领导地位。听下来，觉得邓小平的领导地位没有动摇。批了，作了检讨，就过去了，还是继续主持工作。
23号文件是11月26号下发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是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的。讲话要点有三段话。第一段，讲刘冰等人8月、10月两次给毛主席的信和毛主席批示的内容，并讲了清华开展大辩论的情况，〃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师生中进行辩论。〃第二段，引了毛主席批评刘冰等人来信的那段话以后，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第三段，讲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下面一段话：〃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听传达后的当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觉，心情非常复杂，用一句成语来说，是悲喜交集。感到难过的是，用总理病很重，没有希望了；毛主席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这样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亲自出场，预示着这两大历史人物要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了。我回想到见到他们、同他们交谈的一些往事。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情景，在什么地方，讲了一些什么话。现在见不到他们了，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想到这些，黯然神伤。觉得高兴的是，从这次会上的情况看，邓小平继续管事，还是他接班。犯了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工作还是他主持。认为邓受到主席批评，在政治局内，在主席面前，作了自我批评，过关了。我这个人，往往有点盲目乐观。当时虽然也有点担心，事情是不是就这样过去了，但总的觉得这事就是这样了结了吧。讲话要点中方针说得很明确，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嘛，三个正确对待嘛。小平同志过关，我们这里也应如此。尽管主席、总理两位老人不行了，有邓小平在，中国党还是有希望，中国的事情还是有希望。全国的经济形势上半年很好，七八月也很好，是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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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三 胡乔木挨批
传达打招呼会议以后，我们七个人先后开了几次批评、自我批评的会。我们几个人开完会后，在政研室传达，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我印象深的是，这时批评胡乔木很厉害。最厉害的就是李鑫。其他几个都跟着李鑫的调子说。他们在西四院的争论，有些事我不知道。有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