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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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纸纷纷发表消息，有时一天之内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表态，在几天之内造成相当紧张的气氛。这个责任，主要由我负，不应责备郁文同志和其他同志。
3 二中全会以后，从反对精神污染到步步退让以至全面否定反精神污染，这个过程中主要的事情我都是知道的，对耀邦同志的一些说法、做法我也有不同意见。但是我没有按照党性原则向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及时地、系统地反映这些情况和提出我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我的最严重的失职。
多年来，我还有其他方面的缺点错误，例如对一些人重才不重德、用人不当等等，恳请同志们进行批评。
三、耀邦同志一月十日在会上的检查中说，他犯了政治原则的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同意他这样的自我批评。我只希望并建议他，检查的思路再宽一些，认识更深一点。同时我认为应该肯定，耀邦同志这几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实现新老交替、热心建设、热心改革等等方面，积极努力，成绩显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工作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有耀邦同志的重要的一份，这需要也应该充分肯定。我们要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也要有意识地充分肯定和保护他对党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作为自己的同志，我们批评他的错误不讲情面，但是丝毫不应该夸大他的错误、抹煞他的成绩。批评他的错误，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使他继续为党做更多工作、更大贡献。这不只是对耀邦同志个人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利益的问题。
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对耀邦同志提出一些批评。如果有不符合这个精神的地方，请同志们指出，也请耀邦同志指出。
下面，按照耀邦同志检查的顺序，用一些我知道的事实，努力遵循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讲一些意见。
1、关于统一思想
中央整党决定规定，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统一思想，就是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这个决定，是全会一致通过的。可是到十二月十四日，耀邦同志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视部领导同志的谈话中就说：统一思想的问题，“一是树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对社会主义、对党，包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党中央，对整党，要有信心。二是改革，要改革就要创新路，没有改革，什么事都办不成。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好解决。”四项基本原则不提了。
《人民日报》根据耀邦同志讲话精神，写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谈谈统一思想问题》，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七日发表。文章说，“前几年的思想问题已经解决了，就不要纠缠了，这次整党重点应该放在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上”。“前几年的思想问题”，讲的就是坚持还是抵制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所谓“现在存在的思想政治问题”，文章讲了三个：“第一，是否坚定不移地承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对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各项奋斗目标有没有充分的信心？第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是否服从于、服务于全党的奋斗目标？〃这个第三点，也就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上讲的，统一思想〃重点是现在思想上是不是同中央保持一致，现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不端正〃，以及对〃使自己领导的业务工作偏离中央的方针、路线〃的批评。根据这个思想，书记处部署整党，安排听一百多个部委的汇报，实际上就是一个题目，即端正业务指导思想。有同志提出不同意见，耀邦同志没有接受，还是一直这样汇报下去。
在这期间，他对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说，宣传工作部门要学习经济、熟悉经济、宣传经济。这当然是对的、是应该做的。但是，他不提经济工作的方向问题和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也不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保证经济工作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问题。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目，耀邦同志在武昌讲，“要切实做到整党、经济工作两不误。整党和经济的关系是，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后来，《人民日报》根据他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稿由乔木同志做了修改。耀邦同志向我说，他不同意乔木同志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们在福建三明市召开大中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在小组会上，几个省的同志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说他们到地方讲话，只讲物质文明建设，不讲精神文明建设，只讲经济，不讲政治。会上情绪很激烈。我没有把这个情况向耀邦同志报告，是不对的。但是也希望耀邦同志回忆一下，和地方同志、部门同志谈话中，有没有这个毛病。
小平同志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中说到，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只顾经济、忽视政治的倾向。我相信，耀邦同志是同意小平同志这个意见的。但作为总书记，对这个意见重视到什么程度，怎样考虑整个工作的部署？从我接触的情况看，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到，小平同志讲了四项基本原则后，他头几年是结合解决一些党的工作问题、思想工作问题贯彻了的。我翻了一下手边有的耀邦同志的部分讲话，证明一九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以前包括十二大，尽管不是每次都用四项基本原则的字样，但是他讲话的总的精神还是体现四项基本原则的。也正如上面所说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不久，他就很少讲或者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了，甚至别人讲四项原则，在他还引起反感。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对这样重要的理论，我没有听到耀邦同志有什么反应，在工作中有什么部署。他检查中说，六中全会期间小平同志和他谈话时突出地讲了四项基本原则，也没有把他唤醒过来。这很值得深思。
2、关于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搞精神污染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是一件事情的两种说法。
先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
“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我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的一个讲话中用过。同年九月二十几日，我在一个会上，又说过“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这样的话，报纸发了消息。十二届二中全会后，耀邦同志和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用过“清除精神污染”。我用得多，耀邦同志用的次数也不少。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讲话中只用了“清理”，没有用“清除”。我在起草转发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初稿时，也是按小平同志说法，用“清理”而没有用“清除”。有同志说，小平同志讲的是“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被邓力群改成“清除精神污染”。这个事实澄清一下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对待精神污染，要反对、抵制、清理、清查、清除，都是可以的，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问题的实质不在用语，而在对待精神污染的态度。在这点上，确实有分歧。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一日以前，耀邦同志一直讲“清除精神污染”，同杨力宇的谈话中还说，“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概念是站得住脚的”。二月十一日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谈话中却说，“后来，我们在决议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提法恐怕不够合适。当然，这不是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主要是怎么样的提法更准确一些I。要讲责任，我们都是举过手的。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一样，是无法清除的。所以这个提法理论上站不住，实际上也办不到〃。这里说的〃决议〃，指一九八三年三十六号文件，即中央转发小平、陈云同志讲话时的通知。回到北京，他向乔木同志讲这个意见。乔木同志要我查查〃清除精神污染〃这个用语的来源。二月二十日，我把按日查的结果送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转耀邦、紫阳同志。他们两位圈阅了。当时曾考虑研究改变提法的问题。
可是耀邦同志这以后不仅在党内党外到处讲这个问题，而且还向外宾讲。三月十八日，他会见日本外宾，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反对精神污染问题”。他说：“反对精神污染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主要是指思想战线上的问题，指我们的同志在宣传、广播和文艺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来在宣传中走了样，出现了扩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现在我们已经不用这个提法了，而是提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四月十二日，“美国之音”向我外交部新闻司提问：“中国的反对精神污染的运动是否还在进行？〃四月十七日，中宣部建议新闻司按如下口径答复：〃前阶段清除精神污染，很有成绩，我们予以充分肯定。今后还要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外交部因耀邦同志有同日本外宾的上述谈话，不同意这个答复，另起了个稿子。我们也不同意，又起了一个稿子。连同外交部的共三个稿子同时送请紫阳同志审批。紫阳同志批示：〃我觉得还是中宣部四月十七日建议新闻司的口径回答好些，如需要，书记处再议，最好能在四月三十日上午耀邦同志出国前先议一下此事，对外久拖不答，影响我国对外形象。请酌！四月二十八日。〃耀邦同志四月二十八日批示：〃就按紫阳同志意见办。〃
一九八四年五月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紫阳同志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思想文化领域各部门按照国家宪法规定的原则以及党和政府规定的正确政策，为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刹住了前一时期极少数人搞精神污染的歪风：、依法查禁了淫秽书刊。在反对精神污染中，由于我们开始时对某些政策界限讲得不够清楚，以致有的地方和单位一度出现过某些不恰当的作法，但一经发现，我们就及时予以纠正。群众要求美化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完全正当的，是应当提倡的，决不允许把它同思想战线的精神污染混淆起来。实践证明，严肃而又正确地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对于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和发扬健康纯朴、奋发向上的社会风尚具有积极作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也是我们国家一项长期的根本性的任务。”这是经过中央常委、书记处、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反复斟酌，取得一致意见，又经过人大通过的。
因为不同意见在党内外以及国内外的散布，自然引起了许多议论、猜测，并由此产生各种谣言。那些不满反对精神污染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发动了全面否定反对精神污染的攻势，执行二中全会方针的同志感到压抑。
八月间我在北戴河报告了耀邦同志，得到他的同意，由贺敬之同志在北京召集五十几位党员文艺工作者骨干讨论五次文代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赵寻同志发言，说反对精神污染问题在文艺界有很多混乱，原因很多，其中有别有用心分子的挑拨，此外的原因之一是他从印发的材料中看到，中央领导同志说法不一。他引用了对外友协广为印发的耀邦同志同日本外宾的谈话，赵寻同志同时解释说，可能整理得不准确，接着引述了耀邦、紫阳同志批准的外交部表态。冯牧同志把这个情况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反映以后，耀邦同志召集几个人的会，有贺敬之同志参加，对贺提出严厉批评和质问。接着，非党组成员的夏衍同志又受周扬同志委托，在文联召开党组成员及非党组成员连续几次开会，尖锐批评赵寻同志胆大妄为、攻击耀邦同志。这期间，中央组织部还专门派人到文联调查赵寻同志问题。由此造成了文联党组内部的分裂。文艺界、知识界还广泛流传，说贺敬之同志主持的那个会，是背着中央书记处开的，是文艺黑会。接着又把五次文代会筹备组下的报告起草组改组了。我认为，这都是很不正常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耀邦同志等六位书记处成员听取作协四大筹备组汇报。张光年同志问，报告中没写精神污染，怎么样，行不行。又问，报告中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征求意见时，两位同志不赞成提，究竟留不留。耀邦等同志回答：〃小平同志提出理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自己的工作失误主要表现为：第一，把这一口号扩大到全社会；第二，把'不能搞精神污染'改为'清除精神污染'；第三，一哄而起，大造声势。因而出现了一些毛病，但是很快就发觉了，纠正了。这次会议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创作自由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应保证作家有更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不能把创作自由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同起来，因此这次会议也不要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还是提'肃清封建主义的余毒，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为好。〃这是记录整理稿，还讲究了一些分寸，原话就更没有分寸了。也应该说到，耀邦同志还提醒大家，反对精神污染不提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提了，可是也不要反过来批判，如果反过来批判就很不好了。筹备五次文代会和作协四大期间，大约一年多时间里，根据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组部、中宣部组织人事小组，广泛征取各方面意见，稍微知名一点的党内和党外文艺'工作者的意见都征求了，提出了文联、作协两个文艺团体领导班子的初步名单。在上面说的那个十二月二十日的会上夏衍同志问，这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耀邦同志回答：无效性。他还说，群众团体领导人由他们自己去选。并轻率地说，党组也由他们中的党员自己选，报中组部备案就行了。
作协四大情况，大家都知道了。夏衍、张光年同志原来的目的，是想点起火来，烧胡乔木、邓力群、贺敬之。那些搞自由化的人，违反他们的意愿，一起烧了小平同志，也烧了耀邦同志，全面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提出以后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吴祖光在会上讲，清除精神污染，是共产党的耻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人民的耻辱。他们到处散布，说清除精神污染是小“文革”，是不搞运动的运动。他们否定对《太阳和人》的错误的批评，否定对《骗子》等作品错误的批评。夏衍同志会后讲，作协四大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刘宾雁到处讲：这次会提出创作自由，是没有前提、没有限制的创作自由。接着就是离开宪法，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大讲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演出自由、表演自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