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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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耀邦同志的讲话，常常同中央集体打架，同别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这对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
小平同志重提这个问题，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说反对自由主义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自由主义化政策，使这些国家通过〃和平演变〃回到他们的所谓〃自由世界〃，把这作为他们一项基本国策。我们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确切含义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中明确地讲，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随后，一九八一年《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再次指出，〃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讲，搞精神污染实际上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两次讲话都一再提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对外开放，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又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耀邦同志对小平同志所讲的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问题有过什么表示，更说不上按这个精神来部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听说一九八五、八六两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后两次指名批评耀邦同志对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态度消极。我没看到他有什么改变。
去年六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关于决议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删留问题讲话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两次讲话，我认为，他对这个争论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很不明确的。闭幕以后。也没有主动通知传达小平同志这次的非常重要的讲话。
3、关于四项政治保证和“四有〃问题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传部门进行了传达。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讲话中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使我们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他强调指出，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每走一步。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十二大报告论证了四项政治保证，发挥了“四有”，是讲得好的。可是后来就很少听到他讲这样一些问题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讲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也很少听到耀邦同志做出什么反应。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关于形势、政策、理想、纪律的讲话中，比较系统地讲“四有”问题。
4、关于〃左〃和右的问题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说，我同意。但不够深刻。
在两条战线斗争中，他的这种思想状况由来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这篇讲话，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讲话中只讲反“左”、不讲反右。黄克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黄克诚同志这个意见。小平同志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应该说，耀邦同志是接受了这个批评的，后来经常讲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又讲，“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讲，在纠“左”同时，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实际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会议讲，在执行政策上，无论农村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统战政策、侨务政策还是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残余，“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识、党性和党的纪律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不正之风和官僚主义的斗争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软弱涣散”。一般地说，这样讲，还说得过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耀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不认为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耀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我还觉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许不是他的本意，实际上是把带引号的“左”和不带；1号的左混同了，影响所及，反对精神污染的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反对右倾思潮的人，宣传四项原则的人，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人，统统都被当做〃左〃，甚至被认为是极〃左〃。本来〃左〃和右，急躁冒进和僵化保守是对立的，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把〃左〃和保守划了等号。我认为，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长期存在这种现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来说话，不给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难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小平同志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拔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两条战线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我很希望在这次党的生活会后，耀邦同志和我们大家都结合自己的亲身经验，认真学习、领会，认真贯彻执行。
5、耀邦同志讲，他喜欢用同意他意见的人，不喜欢用不同意他意见的人
一般地说，这个检查可以同意，但我觉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见对不对。马克思掌握了真理，当然要选拔、重用、依靠赞成他的人，这有什么错？反对他的人，当然要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也没有错。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书记处开了两天会讨论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评耀邦同志，对有错误思想的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过于宽容；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就过于苛刻。这是处处、事事都显露出来的。
耀邦同志检查中说，他个人没有决定过一个干部的任免，所有干部的任免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表面看确实如此。听说勤政殿有一个人事小组，哪些人参加，怎样讨论干部任免，我直到现在没听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实上，耀邦同志喜欢或不喜欢哪个干部，强烈影响这个小组的工作。三年来，除个别外，许多重要干部的任免，人事小组也好，中组部也好，都没有事先向小平、陈云同志请示报告，而是那个人事小组讨论后经中组部写报告直接提到书记处，书记处决定后，部委和省、市、自治区正职任免才送常委审批。谁让这样做的，我不清楚。请耀邦同志深刻地认识认识这个问题。
像我这样的人，一生犯过很多错误，现在也还有很多缺点，但有一点我无愧于心：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毫不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二。别人骂毛主席、骂社会主义、骂我们的党、骂我们的祖国，我不能容忍。对丑化毛主席、丑化社会主义、丑化我们党、丑化我们祖国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气愤。我一辈子心甘情愿当助手。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后，我真心诚意想当好他的助手，没有私心，当然帮得不够。为什么一九八三年后耀邦同志同我以及书记处研究室许多同志越来越疏远？也许是因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没有请示就传达的错误。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这次会上又检查，请求组织批评、谅解，也请求耀邦同志批评、谅解。如果确实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还是希望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做耀邦同志一个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战斗的友谊。可是我也要向你说，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过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请教、聘为顾问和听取意见的一部分同志，在决议发表后，讲话、文章都是抓住决议中他们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东西，加以片面发挥，有意膨胀，批判文件中正确的东西。我手边已收集了相当多这样的文章、讲话。可以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已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这些人断绝一切关系，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头脑，进行具体分析，对他们有的要帮助，有的要批驳，有的要发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个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体、不遵守纪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话，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话。表面看来，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实际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体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们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讲话，都是集中了干部、群众中的正确意见，集中了全党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讲出来的。整理过程中，又经过中央许多同志参加意见，形成中央集体的意见。这几年，一些重大问题的决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见，提交集体讨论的时候，耀邦同志没提反对意见，都表示同意。可是集体决定做出以后，他到地方、部门讲话，和一些同志谈话，往往讲他个人同集体不一致的意见。
还想再举个事实。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谈话，说改革、建设“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谈话整理过程中，反复征求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意见，最后经小平同志审定，作为中央集体的意见下发。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贵州发表长篇讲话，整理后发得很广，根本不提国家兴旺发达，更不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把《管子》、《史记》中〃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之类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体分析加以引证。他多次自我欣赏地说，他那个〃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鲜明。《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据他这个讲话发表了长篇评论员文章，题为《我们的政策是富民政策》。这可以说是他不尊重中央领导集体的突出表现之一。
四、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训练
这些年来，我深感我们的许多干部包括一部分高级干部马列主义基本训练很不够，理论根基很不牢固。我们已经组织八、九十位同志编选了马列著作四本，其中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还有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已经出版，即将出版的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著作选读，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总题目可以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建议，中委、候补中委中的中青年同志，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的正副职，大型企业党政正副职，指名分期到中央党校学习，最少半年，最好一年。其他老同志，正像一波同志讲的，在学习、运用、发展马克思主义问题上，也不能退居二线。可以采取自学办法进行。
五、最后我想说，从总体看，耀邦同志是位好同志，犯了错误，只要认真对待，认真检查，认真改正，会成为更好的同志。我恳切希望耀邦同志主动地、积极地清理自己的错误，克服自己思想上的消极方面，如实地珍惜和保护自己的积极方面。各人有各人的账，账少的少还，账多的多还。特别是同耀邦同志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同样观点的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