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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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话前后，4月27日、5月9日、5月11日、5月18日，赵都反复讲为什么要作〃5·13〃讲话。后来，胡启立还专门整理了一个〃赵紫阳同志在中央几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这个要点分成四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召开理论、宣传、新闻、党校干部会讲这篇话；第二个问题，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第四个问题，关于团结大多数和建设理论队伍的问题。
在5月18日的会议上，他也没有说是哪个单位，就是列举了好几个所谓〃左〃的言论的表现，其中就说了有个别人讲〃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纲和目的关系，这是〃左〃的主要表现。
我知道彭真说过“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是总纲，但彭没说“改革开放”是目。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赵是冲着我来的，因为这些事和我根本不沾边，我既没有这种主张，更没有进行这种活动。在赵讲这些东西时，我一点也没被触动。当时，我只是想，这样一讲话，反自由化就夭折了。
王忍之告诉我：赵说他的材料来自四个渠道，宣传部是个渠道，党校是个渠道，其他渠道，我记不准了。
事实上，我既没有叫卢去组织这个会，卢也没有去过党校，更没有向江流布置这个工作。江流在这段时间曾找过我两次，根本不是谈这件事。蒋南翔当时任党校的常务副校长，蒋想把原来胡耀邦在党校时的一个秘书提起来任副校长，蒋认为：照理说，按工作、经历和起的作用来讲，江流应该当副校长，但考虑到与胡耀邦的关系，还是让这个姓陈的秘书当副校长，江流继续当教育长。蒋委托我作江流的工作，江流为这个事到中南海找过我。除此之外，我们别的什么事也没有谈。所以，在“5·13〃讲话和5月18日讲话中连续讲这个事，我当时根本没想到这是针对邓力群的。这可真是一个冤案和错案啊！赵紫阳不是在和风车作战吗！
另外，赵还指名讲：王正萍在一次会上讲。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的基础。实际上，赵歪曲了王正萍的话。从王正萍的讲话稿上可以看出来，王正萍说的是：个别地方实行包产到户，把这些地方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王正萍没有说在全国实行包产到户把全国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在材料里还点了王忍之的名，说他讲：这次反自由化是一次拨乱反正，材料里引了这个话。王忍之当场讲：我讲拨乱反正是有限制的，我是说在一定范围里面讲，可以说是又一次拨乱反正，不是概括地说总体的情况。
这些事一直到赵讲话，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蒙在鼓里。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对着我说的。有一次开书记处会议，我才感觉到气氛有一点不对。在我强调宣传工作中要反复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时，赵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种做法坚持下去，总有一天没有饭吃。这是批评我是教条主义吧！我这才有感觉了。后来，赵让万里、胡启立召集北京一些单位开会；特别指明要让邓力群从头到尾参加。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是冲着我来的。
4 赵紫阳否定卢之超当中宣部副部长的提名
中宣部有个王大明，是朱厚泽任部长时的常务副部长（从北京市调到中宣部），这个人写了个材料，说邓力群在宣传部搜罗了一批〃文革〃中的造反派，有名有姓。这件事也是王忍之和我讲的。其中有一个事情涉及到卢之超。卢在反自由化以前受到王惠德的压制，理夫这些人整卢。反自由化以后，我和王忍之商量，说卢是理论局局长，工作搞得还不错，也根本没有那些不妥当和错误的言论，是否把卢提上来当宣传部副部长，还继续分管理论宣传工作。有一次，在赵紫阳那里，宋平也在，我就把这个意见提了出来，赵说：〃这个人还能当宣传部副部长啊，有人来信检举他，说他是反军社论的起草者。〃⑨
写检举信的人是谁呢？原来是《红旗》一个女校对，这个人和陈伯达的关系，在《红旗》机关传得沸沸扬扬。〃文化大革命〃中陈还把她扶起来领导机关运动，把一批同志打成〃反革命〃，其中包括卢之超。信是经过陆定一转的。党内发生的这些事真令人吃惊啊！
我说，这个事在干校审查了七、八年，老早已经搞清楚了。卢之超与这个社论的关系是这样的：卢当时在《红旗》工作，这个社论是林杰口述，几个人笔录整理的，而社论内容的渊源来自于林立果等造反派提出来的要反对军队的走资派的言论。这些事既有档案可查，也有当事人的证明。赵听了只好说：事实清楚了，但传闻厉害啊！
实际上，这是一条表面的理由，最主要的是：卢之超是所谓邓力群派去党校布置开那个会议的人。这样，卢后来在宣传部呆不下去了，他去中央文献研究室呆了一段，帮先念同志编《文选》。
上述事情也成为邓力群后来落选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直接反对“两个基本点”！
5，赵紫阳垮台，对邓力群的诬陷攻击得到澄清
这几年的事情啊，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赵紫阳一垮台，这个事情很快就澄清了。1987年给邓力群栽赃，他不给你当面说，既然邓力群的问题这么严重，你就和他当面谈一次嘛，也核对核对事实嘛。到了1989年6月15日，中央党校的当事人即所谓参加那个会议的几个人：江流、王正萍、邢家鲤、吴雄丞给副校长高狄写信转乔石、王震、宋平、王忍之，并报中央，说明事实真相。这以后又经过了很多专门的调查，查来查去，证明赵紫阳对邓力群的攻击全是谎言！全是虚构！这样，事情终于真相大白了。我把江流等人的信附在本文后面，说明这一段被人栽赃的历史。
6 胡耀邦、赵紫阳的根本不同
拿胡耀邦和赵紫阳来比较，确实是根本不同的。十二大后，尤其是十二届二中全会反对精神污染以后，胡耀邦在很多事情上不断地折磨我，一直折磨到1986年11月，他还在上海的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让邓小平同志背了黑锅。在一段时间里，他口头讲、文件上批，但他是直截了当，批邓力群就点名批，不同意邓力群什么观点，就直接说；一旦情况清楚了以后，他就说没有事了，不记仇。应该讲，在这一点上，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你把事情说清楚了，他也就烟消云散了。尽管后来又有反复，但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面，讲清楚了，就没有事了。而赵紫阳却搞阴谋，他整了你，你还不知道他在整你。他搞那么大的动作，我当时虽然觉得他的意见不对，但没有觉得是冲着我来的；而实际上，很多事情都是冲着我来的。当然，也要承认，就像赵紫阳所说的，5月13日的讲话受到了邓小平的压力，邓认可老的〃左〃的多。这老的里面当然就包括邓力群嘛。也可能赵当面就和邓讲，自己所听到、所认为的邓力群的〃左〃的观点；而当他把党校的事情按那种样子报告邓，邓当然就支持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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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的风浪
五 赵紫阳撤销书记处研究室
事情发展下去，撤销我负责的书记处研究室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1987年7月7日，中央开会，不知道哪些人参加了，正式决定撤销书记处研究室。7月9日，薄老正式通知了我。
1 作出撤销决定的经过
听说，从“5·13〃讲话到做撤销决定之前，这期间，赵到东欧出访，行前他布置胡启立收集邓力群的材料。现在知道的就是所谓篡改胡耀邦的发言，其他还有什么材料，我不清楚。据说赵从东欧回来之后，胡启立就把这些材料送给了赵，赵又把这些转给了邓小平。经手人之一，就是被禹作敏收买了、给禹通风报信后来被判刑的那个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这期间，李锐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告邓力群的状。其中有三个内容：一是生活问题，在延安的事情。邓小平讲，这个问题是过去了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还有两个，一个是说邓力群宣传陈云著作、陈云思想，在宣传中间标榜自己，大概也讲了是邓力群提出了陈云思想的概念；第二个是说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其中引了我对李光耀一次讲话的评价。李光耀说：尽管北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新加坡仍不能过分依赖中国，〃不管他们会从一项经济安排中得到什么好处，如果他们从政治方面考虑决定同你断绝关系，他们就可能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李光耀还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如果同中国的经济合作范围扩大了，新加坡就会变得过分依赖中国。在同一个共产党国家打交道时，出现这种情况将是灾难性的。〃 ⑩对李光耀的言论，我讲过这个意见：你看，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和我们打交道时，是做了这样两手准备的，我们可也得用点心啊！这个话我确实讲过。李锐对我的这个意见，就加以歪曲，以此证明邓力群是反对改革开放的。这两条都很能打动邓小平的心。据说这个信也转给了赵紫阳，赵与李锐还进行过长谈。
在另一件事情上，也可证明赵紫阳这个人耍两面派。在他当总书记后，我那时还是书记处研究室的主任，他要找我们谈话，我也要找他谈呀，谈了很多，其中的一条，就是书记处研究室还要存在、还要发展。赵紫阳提出来，最好把书记处研究室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对此还讲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了。赵紫阳、胡启立还有一些批示和说法，什么书记处研究室功劳大、人才济济啊。后来，就在研究室内部讨论了。讨论之后，5月18日给胡启立、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写了一个报告。胡启立圈阅了报告没有表态。薄老看了，5月22日批示说：〃似以约力群同志谈一下，联系今后中央三组织的作用，慎重定夺为好。〃5月24日，赵的批示是：〃同意薄老意见，这件事可缓办。十三大后，党中央的机构设置和改革应作统一研究，现在一般以不动为好。〃杨尚昆（当时不在北京）6月25日批了：同意薄老的意见。
赵批了以后就出国了。回国后，7月7日就做了决定，不讲任何理由，就是一句话：撤销。
2 令人欣慰的事
听到这个撤销的决定，我个人的心情很平静。我和研究室的人讲，研究室是中央的一个工作机构，是领导同志的一个助手单位。每个领导同志，特别是第一把手，都需要组织适合他自己思想和工作习惯的助手机构。他――赵紫阳当总书记了，觉得这个机构不顺手，当然可以撤销。对他来说，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权力。他可以另外组织他的助手机构嘛。所以，我和大家讲，这是正常现象，撤销就撤销吧。我没有觉得什么可惜和痛心，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满意的。我甚至想，你既然不愿意让我帮你的忙，我也乐得清闲，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现在看，这也许是反过来帮了我的忙。研究室发展到这个时候，也产生了一些工作和生活方面的问题。解散比之不解散，对很多同志的安排要好得多。如果一直在研究室，很多人就窝住了，起不来。解散后，研究室的同志分到了二十多个单位，这就给了这些同志表现自己才智的空间和机会，结果搞了两三年，他们就冒尖了。到现在来看，从研究室出去的人，担任副部长级以上职务的有十几个。如果一直在研究室，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一件大事情——1989年〃政治风波〃一来，和我观点一致的人，没有一个表现不好的；而那些和我观点不一致的人，在风波中间却表现得不好。中国古话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赵紫阳这样处心积虑地来对付邓力群、对付研究室，到了1989年〃政治风波〃，他就得到了报应。研究室究竟干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室内的同志多数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用一年、两年就得出结论了。〃八九政治风波〃是个考验啊！
3 书记处研究室做了事培养了人
胡耀邦同志当中央秘书长以后，把国务院和中央办公厅的研究室合并成立了书记处研究室。从1980年成立，一直到解散，整整8年时间。在这段时间内，研究室确实做了不少事。参与起草、修改中央文件81份，帮助中央同志（包括赵、胡，还有老一代邓、陈、叶、李）起草、整理他们的文章、文集36种，合起来共117种。平均一年十四、五件啊。代拟中央、中办给各地的批复16件。还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在一些问题上做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出了两个刊物，一个是《经济研究资料》，一个是《调查与研究》，后来两个合成了一个；在这之前，还有一个〃供你参考〃，帮助中央搜集材料，了解情况，做出决策，在这方面整理了几百份材料。此外，按照中央的决定，写介绍和阐述的文章上千篇。
上面说的那些，还不是研究室工作的全部，研究室最主要的成绩是为党的事业培养了一批人。中青年上来了，那个时候才40多岁，现在都50岁上下甚至60岁了。例如，谢宏这样的人，1965年大学毕业到《红旗》杂志社，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学习成绩不错，但工作上无从下手，经过研究室几年的锻炼，分到出版总署后就出类拔萃了，后来到了《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据我了解，在同时的几位副总编辑中，他的能力是比较强的。有一个丁振海，从研究室调到《红旗》杂志，后来担任《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和海外版总编辑。他本人一再表示，如果没有在研究室的锻炼，以后的工作是无法胜任的。现在社科院的副院长李慎明，也在研究室工作过。还有从我们那里分到文献研究室的一个青年同志陈晋，我最近看到他的东西，特别高兴，整理出版了《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我看了目录，他搜集了那么多材料，自己进行了整理，两厚本书啊！卫建林、王梦奎、滕文生、卢之超、有林这些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从这点上说，我还可以自我安慰。最主要的就是他们经得起考验。在风浪中间，他们能站得住。所以，说来说去，当时受点委屈，大家都感到不公正。赵垮台了，大家都感到这个人终于得到了报应。现在，更感觉到赵给我们帮了忙。想到过去，说到现在，感慨不少啊！
研究室都做了什么工作，在解散之后，我们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列了一个单子。
4 宋平给予的帮助
还有一点要说，研究室解散之后，在干部的安排、分配上，得到了宋平同志的帮助。宋平是管组织、人事的，他了解研究室，也了解研究室里几个比较出色的干部。尽管单位撤销了，但人员的安排，应该讲是很合适的。其时，中组部正好要成立党建研究所，他就把研究室三十几位同志调到了党建研究所，张云声、苏沛、邵平、张德成、赵少坪、王成福等同志都留下来了。后来，组建中央政策研究室，他又把几个骨干调去。他们在九十年代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权力掌握在什么人手里，是至关重要的。
我这个人有个缺点，对有权无权，一向不放在心里，让干就干，不让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