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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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商品经济发展，也不能把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统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时万里同志插进来帮腔说，我知道，你同胡乔木都不赞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提法，胡乔木甚至说这种划分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万里讲的时候火气不小，声音很大。我说，我们在这样的会上不要发脾气，发脾气不利于解决问题，还是心平气和地讲道理好。这样一说，万就不吭声了。后来我就此问题又同赵紫阳继续争论，争了约有20分钟。耀邦在一边听，不搭腔。我同赵紫阳争的结果，还是他妥协。他说，好吧，好吧，发展商品经济从总体来说，是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我说有了这句话，也就可以了，我同意了。
在讨论广东、福建两省经济问题的座谈会上，主要是赵紫阳同乔木争论。赵紫阳不赞成提反对投机倒把，后来胡乔木就妥协了，叫投机诈骗。后来搞一个文件，我负责修改，里面没有用“投机倒把”这个概念。赵紫阳没有听清楚就说，怎么“投机倒把”这个词又出来了？发了一顿火。他发完了火，我说：紫阳同志，文件里头没有提反对投机倒把，还是按照两省经济座谈会的用语，写的是投机诈骗。他不说话了。
长途贩运问题，首先是任仲夷同志提出来的。允许不允许农民长途贩运，也就是允许不允许农民经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梅行同志的某些意见我不赞成。他笼而统之，不同意农民经商。林子力告状，说我不赞成农民经商，这是没有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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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七 在烟台审核“百日电台”电报稿
在烟台时，我还做了一件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要编写一本书，汇编有关新疆和平解放中央与新疆往来的文电。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收集了我当时携带到新疆的电台（也叫百日电台）发给中央的一百多份电报，选了八十多份，准备作为汇编的重要部分。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派人带着稿子来找我。在烟台，我把稿子核对了，包括注释都看了一遍。1990年5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新疆军区政治部合编的《新疆和平解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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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八 研究总结〃八九政治风波〃的经验教训
从烟台回来，宋平委托乔木和我召开座谈会，准备进行“八九政治风波”70天的总结。这个工作延续了两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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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九 在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言
与此同时，企业政治思想工作会议和企业管理会议在怀柔召开，研究赵紫阳下台后的企业政治思想工作，及如何改正赵的失误。这时候，中央发了7号和9号文件。9号文件提出党委还是政治核心，从此出来了〃两心〃的提法。厂长是中心地位，党委是政治核心。
1 谈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在这个会上，我做了一篇发言，要点是两个，一是讲企业的性质，企业不仅是一个经济组织，还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组织。作为企业来讲，厂长指挥一切，可以讲厂长的中心地位；但我们很多企业同时也是个小社会，企业办社会嘛，很多企业是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的基层组织。毛主席讲过，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基层，其中包括企业在内。既然它是社会组织，在这方面，厂长就不能指挥一切了，这就需要有党的领导。企业同时也是党领导的基层政权和社会组织，党委是政治核心的理由就在这里。
2 谈自由化泛滥的三个阶段
更重要的一点是讲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用不可低估。其中有一大段是讲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大体上经过三段，第一段是思想领域自由化的泛滥，第二段是自由化思想侵入经济领域，第三段是自由化思想发展的后果，即形成一定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八九政治风波”就是这个政治势力表演的结果。当然这股政治势力是由美国导演和指挥的。然后，我根据赵当总书记这一段在经济领域里自由化思潮的表现，提出了8个问题，希望大家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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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 起草中央同意邓小平辞去两个领导职务的决定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与中央常委及杨尚昆、万里谈话，提出要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的职务。他经过杨尚昆转达，指名要胡乔木和邓力群来起草中央同意他辞职的决定。
这件事情我也不明白，从1986年9月他和我谈话，到这时已经三年不找邓力群了，现在要写中央同意他辞去军队领导职务的决定，他又想起了邓力群。
本来领头做这件事情的是胡乔木，但乔木把事情推到我的头上，说：你先去搞一个稿子。之后，乔木去了山东、上海。我找了几个人写了好几遍，形成了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2800字，一个方案是4000字。最后的稿子有两点缺陷，一点是遗漏了，另一点则是疏忽。召开七大之前，各个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都到延安去了，太行只留下邓小平负责，还代理北方局书记。我知道这个事，但写的时候忘记了。疏忽是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是管军队的，他在军队和国防建设上的作用，我们疏忽了。邓小平那里加上了这两点。征求了中央几位同志意见，胡乔木接手改了几次。
1989年11月6日至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邓小平为什么不找别的人，而要找胡乔木和邓力群起草这个决定，一直到现在，我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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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一 在南昌《当代中国》丛书编写会议上讲话
1 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11月，我去南昌召开了《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会议。在这个会上，我有一篇讲话。主要内容讲了两点。在〃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上，我讲了一点自己的意见。与过去的意见连续下来，有一点发挥。意思是讲：〃四项基本原则〃本身要求〃改革开放〃，对于〃四项基本原则〃来说，〃改革开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必然的要求，〃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两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措施都应该有利于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稍不谨慎，就可能损害〃四项基本原则〃。理解并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很重要，而难处也正在这里。我讲的这个道理，我看站得住。
2 国际国内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情况
第二个内容，是根据70天的总结，讲了一下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问题，讲了阶级关系的新情况。自由化分子在〃八九政治风波〃中呼唤要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对这个问题，要引起注意。中产阶级形成以后，国内的政治格局就难以逆转了，自由化分子就是这样一个企图。我的讲话，比较全面地回顾了〃八九政治风波〃的原因，说明了国际、国内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情况。
3 会议提出要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在编写会议上，大家还提出了有必要继续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史的问题。为此，1990年2月，中央宣传部又发了二个文件，要求在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工作，发展编写这部丛书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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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选”之后：一九八九年之事
十二 在〃一二·九”运动五十四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从江西回来后，遇上了“一二·九”运动54周年纪念日，北大的研究生学生会向北大的老同学发出邀请，请我们这些老同学到会给北大的积极分子讲讲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体会。我的这次谈话，用我们家庭两辈五个成员和北大的历史关系来说明一个道理，即爱国要爱得正确，还要爱得执著。
这篇讲话既有思想，又带感情，不仅是我回忆北大学习生活的重要材料，也是我人生经历的感悟和体会。抄录在这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这部自述的一种总结。
爱国，要爱得正确，爱得执著
（1989年12月6日）
北大研究生学生会，约我参加纪念“一二·九”座谈会。我想讲点亲身经历的事情。
我这个家，和北大有点缘分。五四运动前后，我的大哥从北大经济系毕业。1950年，我的一个侄女考上北大，不久抗美援朝，参军去了。六十年代，我的一个参加抗美援朝的侄子转业，考入北大历史系，一直读完研究生。我的儿子〃文革〃时在农场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考进北大经济系。我自己是1936年秋天考进北大经济系，读了半年去延安了。一家有5个人在北大读书，前后60余年，同北大建立了历史的联系。北大的情况好，我们跟着高兴，北大的情况不太好，我们也跟着发愁，甚至难过。在大的问题上，同北大是心心相印、感情相通的。
今年从学潮到动乱，从动乱到暴乱，从暴乱到平息暴乱，北大的同学们，除了王丹等少数几个人以外，据我了解，其他的同学，都有爱国的愿望、爱国的感情。这当然是很可宝贵的。但是爱国要爱得正确，很不容易；爱国要爱得执著，更不容易。今天我的发言，就是想用我的亲身经历及我的家庭的一些情况，来跟同学们谈谈这个问题。
我大哥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许德珩同志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他作为国民党的左派，同当时在北大的陈毅同志、邓洁同志，亲密合作，共同战斗。他毕业以后，当了《国民周报》、《国民新闻》的总编辑，宣传爱国民主运动，反对段祺瑞政府，被列为通缉要犯之一。在北平呆不住了，1925年到了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写信回来，要我三哥、姐夫、侄子、叔叔，到广州参加革命军官学校训练。我的侄子和姐夫，吃不了苦，又怕死，开小差回家了。到北伐时期，我的三哥当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见习排长，他所在部队作为先遣队，在经过湖南桂东时，他回了一趟家。母亲、嫂子哭哭啼啼，要他留下。那时，他满腔热血，认为自己责任在身，只吃了一顿午饭就走了。在战斗中，作战很勇敢，不怕牺牲，奋勇当先。我大哥不久也从广州回到家里，住了几天，经长沙到武汉，转到冯玉祥的部队负责政治工作。1927年，北伐军打到江浙，我们党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不久发生〃四·一二〃惨案，蒋介石和冯玉祥在河南会师，我大哥转变成为统治营垒中的一员。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爆发中原大战。同年，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在北平召开国民党的扩大会议，我大哥作为改组派骨干之一，参加了这些活动。〃九·一八〃事变以后，汪蒋合作，他当上了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做了国民党的大官。1934年蒋汪矛盾重新激化，他的官做不成了，就到英国留学去了。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同陈铭枢组织一个反法西斯侵略的组织，回国参加抗战。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汪精卫出走到了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出走前曾再三劝他一起行动，在投降还是抗战，卖国还是爱国这样的紧急关头，他选择了留在重庆、坚持抗战的_道路。在这以前他先后任河南、云南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后来又参加了冯玉祥领导下的一些活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到南京，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他帮助程潜竞选总统。程竞选失败，回湖南当省主席，要他回湖南当省民政厅长。解放战争中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我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程潜在湖南举行和平起义。他参加了这个起义，并联络一批立法委员通电起义。1951年我见到他，他说，这一二十年来，你走毛泽东的道路走对了，我走蒋介石的道路走错了。一九五一年他当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全国委员会委员，并兼任民革武汉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1953年去世。盖棺论定，从爱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曲折，又回到了爱国的立场。尽管可以说是爱国的，但历史证明，他爱得不那么正确，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但最后还是回到了爱国的立场，立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我的侄女，在北大时是一个热血青年，满腔热情参加了抗美援朝。停战后，转到地方学俄文、学技术。毕业后分配到湖南冶金学院当技术员，当助教。到“文化大革命”，造反相当积极。她丈夫的父亲是个香港的小资本家，1975年去世，她要和丈夫一起去香港继承遗产。我劝也劝了，骂也骂了，但她还是要去。他们做的是国货生意，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要赚钱还得靠祖国。在这次北京发生动乱、暴乱期间，她态度坚决，要同北京搞动乱的人站在一起。写信回来很荒唐地说：我的叔叔几年受压，也一定会同她站在一起，反对政府。其实，我们家里在北京的人，都是反对动乱的。到现在为止，究竟她的立场转过来没有，还要经过实践的考验。
我的侄子也参加了抗美援朝。以后考上北大，读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华书局当编辑，入了党，政治方向一直不错。不能说他多年中间没有错误和缺点，但是可以说，他从参军那天起，到北京这场风波，政治方向对，识别能力比较好，工作勤恳、努力，业务能力达到了高级编辑的水平。
我的儿子，1966年初中毕业，不满18岁，就下乡劳动，在农村将近十年。林彪事件以后，他曾到五七干校看过我，说了两句亲身体会的话：〃不了解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农民，就不了解中国革命。〃他当过生产队长，劳动肯干，同农民的关系比较好，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在农闲时，登名山，临大川，访问古战场，凭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还抓紧时间读了书，结交了一批在农村锻炼并且立志献身农村建设事业的青年。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又一次受到批，判，他受到牵连。回到北京，我让他认真阅读了《资本论》等经济方面的经典著作，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1977年恢复高考，靠他自己的成绩，考上了北大，读的也是经济系。1980年，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学生进行竞选活动。大家知道，北大最活跃的一个是胡平，一个是王军涛。他没有受到他们的影响。这与他对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了解，以及平时的学习是分不开的。他曾和我说过，在这次北大的竞选活动中，沙健孙等老师主动出来设讲座，回答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帮助不少同学提高了在很多问题上的认识。他在经济系学习的过程中间，意识到搞经济不懂得数学不行。所以在北大几年，不仅读完了经济学的课程，还读完了数学系大部分课程。毕业以后，他同一批立志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青年，在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当了研究人员，也入了党。到1983、1984年，这些人中间发生了分化，有几个人离开社科院，到了国家体改委的体改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他和一些同志经受住了考验。在接触实际、研究理论的过程中，坚定了信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