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个春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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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二 粉碎“四人帮”前后的见闻
历史有自己的规律，不管哪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愿。“四人帮”这一套作为，不能不使他们丧失人心，彻底孤立。人民越来越看得清楚，“四人帮”不仅同邓小平不一样，同毛主席也不一样。天安门事件前后的舆论，1975年七、八、九月的整顿，特别是发行八千万份的〃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散发到基层组织讨论批判，更进一步擦亮了全国人民的眼睛。有的基层的同志后来给我讲，我们只听到三株大毒草怎么坏，小册子下来一看，这些话都不错啊，正是我们要说的话，正是代表我们的心声。他们整人越多，宣传越多，夺权的步骤与措施越紧，势必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
在这种形势底下，高层领导同志中间，就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最近《党的文献》上发表了范硕的文章《“四人帮”覆灭记》，这篇文章后来又在《瞭望》上发表了。里面说到的一些事情，据我听到的，是确实的。我常到王震同志那里去。王老几次给我说过，主席去世前后他都到天安门去了，他有点忍不住了。他想要到天安门去剖腹。这时，他肾上生了一个结石，要开刀，就代替了剖腹。主席去世前，王老几次到叶帅那里去，说这样一伙人，这么不得人心，怎么不把他们抓起来！很容易就解决了嘛。好比开政治局会，我进去一冲，把他们一提溜不就解决了吗？叶帅说，主席还在，你搞这个很危险，他不用说更多的话，只讲一句不赞成，通过广播电台一广播，我们不就全军覆没了吗？事情要解决只能等待。毛主席当时身体不好，病很重。意思是毛主席在时不好动手。叶帅还问王老，你同哪些人能说得上话，同他们要保持联系啊。王老说，汪东兴我还可以给他说得上话。
叶说，这是个关键人物，你一定要同他保持联系。叶帅还要他同北京卫戍部队的领导人保持联系。问过38军，保定地区还是〃四人帮〃的一个据点，当时38军的军长换了几次。
同时，王老受叶帅委托，多次到陈云同志那里串门，和陈云商量。陈云起初考虑用召开中央全会的办法解决，但经过反复研究十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后，感到没有把握。叶帅请陈云同志到西山去面谈过一次。叶帅把主席批评“四人帮”的讲话拿给陈云看，问怎么办。陈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听说，陈云同志还说过，问题要解决，解决的方式一定要合乎党内的程序，不能只顾眼前，要顾我们党的传统，要合法，在历史上提起这个事情，不给后人留下坏影响。是同叶帅说，还是同王老说，我说不准。
李鑫在政研室给我说过，康生同“四人帮”有矛盾。李鑫提到我的工作问题，康生提出让我到山东当教委主任，张春桥、江青不赞成，为此康生还发了脾气，说以后我再也不管这些事了。以后康生也就病倒了。李鑫在“文革”中一直跟着康生。他讲过，同“四人帮”这些人很难共事。
主席去世后，李鑫曾对华国锋说，为什么不把这四个人抓起来？华国锋听了他这个话以后，就给先念同志通了一个气。先念同志讲，这个话你要记住啊，你要记住。最早在华国锋面前提出抓“四人帮”，李鑫确实是第一个。后来先念讲：李鑫这个人和“四人帮”斗争还是坚决的，他就是要保他的康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曾对胡耀邦说过，李鑫跟着华搞“两个凡是”不对，但在对“四人帮”的问题上，他是进了言的啊，李鑫不能当办公厅副主任了，但他提过这么好的一个建议，我们不能忘记啊！后来李鑫在社科院工作，是胡耀邦同志安排的。社科院不知道上述事情，在整党时不让李鑫登记。我同他所在单位的党委书记（一个女同志）把这个事讲了，我说：我们能有今天，跟李鑫进了言有关系，这个事可不能忽视和忘记啊！
9月21日，华国锋请先念同志去小礼堂看电影。在电影放映之前或之后，他们两个上厕所，华国锋讲，是否解决他们的问题，看来不解决不行了。华国锋委托李先念，说：你代表我去找叶帅，征求他的意见。
据先念同志讲，他和叶帅靠边站以后，两人相约，谁也不看谁，谁也不给谁打电话。相隔已经五六个月了，没有联系。9月24日这天，叶帅接到先念的电话以后，知道先念要去找他。汽车开到西山，就看见叶帅等在门口。这道门离叶帅的住处约有一里多地。一起到了叶帅家里。叶帅说，你是来看望我，还是给我什么任务。先念说，我是受华的委托来跟你商量事情。叶帅把电视机打开，怕有窃听器啊。但谈话听不清楚了。他们就互相写，先念同志写一句，叶帅也写一句。完了回来复命。后来又分头征求除〃四人帮〃之外的其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都赞成。后来，就确定在1O月6日行动，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编辑工作的名义，通知〃四人帮〃开会。
那天，王洪文先到，到了以后，就由汪东兴的部队抓他，王想抵抗，就把他摁倒在地上，抓了起来。然后华国锋宣布，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隔离审查。第二个到的是张春桥。江青当时住在中南海，没有通知她开会，在这一时间到江的住地把她抓了起来。再按原计划通知姚文元前来开会，由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宣布隔离审查。然后在玉泉山开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政治局一致赞成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同时抓的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浩亮，体委的庄则栋。
政治局定了以后，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议，讲“四人帮”的问题。除了政治局这些人以外，还吸收了一些人，其中有王震。据王老说，当时他发了脾气，说为什么不让万里列席这样重要的会议。他在先念同志面前也发过牢骚。他有一次对陈锡联讲。你管那么多，你也管不了，为什么不分一点给我管。当时陈兼北京军区司令员，还管军委的日常工作。后来让王震管了国防工业。
从这个过程来看，如果毛主席把权交给了“四人帮”，“四人帮”也必然垮台，但非打内战不可。前面说过，毛主席用华国锋，本意是要华国锋同王、张、江、姚合作，完成他一生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没想到恰恰是华国锋把“四人帮”解决了。
1976年1O月18日，中央发了16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16号文件公布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一系列批评，毛主席不只一次提到要解决〃四人帮〃。说明中央政治局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来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华国锋采取的行动是有根据的。从16号文件可以理解〃四人帮〃为什么要垄断毛主席的那些文件。毛主席的文件如果被他们垄断了，很多事情就不会被人们所知道。
中央16号文件说，〃10月6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然后说，毛主席对他们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列举了1974年2月15日、3月20日、7月17日、11月12日、11月至12月间、12月23日、12月24日、1975年4月23日、5月3日。一年多的时间，9次批评〃四人帮〃，特别是1975年5月3日那次，主席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口气很坚决，问题非要解决不可。一年多时间里头，毛主席不断地对他们批评教育；而〃四人帮〃呢，置若罔闻，不肯悔改，反而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部署。
按范硕文章里所说，好像一切都是叶帅抓的。在这中间，叶帅起了重要作用，这是事实。但归于一人就不够全面了。应该说，发话是华国锋，部署是叶帅，动手解决时，汪东兴动用了警卫部队。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主席有指示；老干部接触频繁，酝酿很久。我从王老那里听到的那些就是证明。
有人不了解情况，或是受了什么影响，说粉碎“四人帮”是搞“军事政变”。不好这么说。粉碎“四人帮”的行动，并不是由叶帅开口，而是由华国锋发话，就不好说是“军事政变”。有一种说法，叶帅不是不想解决，后来确实受了陈云同志的影响，两个人都想到一起了。叶帅是军委副主席，由他用这个身份去处理，国内国外，党内党外，确实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他确实等待着华国锋发话。华国锋下了决心以后，以党中央的名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顺理成章。从这个意义上讲，叶帅确实是深谋远虑，应该肯定。最终下决心的，首先发话搞掉“四人帮”的，是华国锋，这个功劳不能否定。华国锋的功劳，无疑应该载人史册。先念同志看到一篇写叶帅的传记，讲到粉碎“四人帮〃，好像是叶帅一个人搞的。他认为这不符合历史。虽然华国锋后来犯了错误，但历史终究是历史，历史事实是不可更改的。先念同志讲，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因此，先念同志在他的《文选》中加了一个注释。②《李先念文选》公开出版以后，有一天，先念同志给我们讲，有人说这是一个炸弹，什么炸弹，连手榴弹都不是，不过还历史本来面貌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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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三 我的第二次解放
粉碎“四人帮”以后，到我这里报信的，是王老的儿子王军和叶帅的女婿刘诗昆，好像是10月8日来的。他们说，江青、张春桥这几个人的问题已解决了。同时，广播电台的余宗彦也来报信。余说，耿飚带着一批干部接收了广播电台。
粉碎“四人帮”时，我还在紫光阁挨批。开我的批判会那一天，接到正式通知，就是中央16号文件。
1976年9月9日，主席逝世。9月18日，主席的追悼会。10月8日，中央通知，华国锋当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还要〃批邓〃，还要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对这一点，从当时的斗争策略来讲，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在党内引起普遍反感的，是〃批邓〃另搞一套。
10月15、16日，华国锋开了一个打招呼会，要点也给我们传达了。10月20日，收到中央16号文件。我们连着讨论学习了五次。北京全市游行，20号、21号、23号，一连三天，我们都参加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解放，1976年1O月的解放！〃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了一年多，如果〃四人帮〃当权，很可能我就被抓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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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解散前后
四 政研室的揭批查
1 我建议采用〃同志审判会〃的方式
10月27、28、29、30日和11月5日，政研室连续召开了五次揭批〃四人帮〃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农伟雄和〃四人帮〃勾结的问题。批邓时，农伟雄和赵乾德、秦宝来作为群众代表参加临时领导小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没有资格在领导小组里面了。我主张原来成立的领导小组不要改组，在临时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一个运动办公室，主持揭批〃四人帮〃的日常工作，包括揭批政研室内部的问题。办公室负责人是我、于光远，成员有：朱佳木，他当时是党支部书记；秦宝来，作为群众代表。农伟雄就没有资格参加运动办公室的经常工作了。本来，按多数的意见要撤销他们的群众代表资格，同时改组领导小组。经过小小的争论，最后算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保留领导小组，乔木还是组长，农伟雄还是副组长，就是在领导小组下面搞一个办公室，由我们这几个人负责经常性工作。胡乔木表示，他要多花点精力帮助起草和修改大文章，运动的事情一般不管。
接着又出来一个问题，对“三少一老”怎么处理？这时，农伟雄活动频繁，凡是过去批胡乔木的，他都打招呼，分别订攻守同盟。很明显，放任他这样活动，对弄清问题不利。多数人认为起码对农伟雄要隔离审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当时讲了一个道理，当时批我们批得那么厉害，人家就没有隔离我们，人家就没有让我们住在机关，还是每天上下班、回家。我说，隔离以后，他不交代还是不交代，我们依靠事实。最终没有对农伟雄采取隔离措施。
从1976年1O月底搞到1977年6月，共计8个月时间。一方面揭批〃四人帮〃，一方面结合政治研究室的实际，查清有关的人和事。首先是，拿来整我们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不是事实，究竟是我们散布了谣言，还是对我们的歪曲，造我们的谣言？然后，讲研究室这几个月做的事情，究竟做得对还是不对？第三，所谓三株大毒草，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他们加给三个文件的诬陷不实之词，一件一件查清楚。最后，对几个造反派，主要是农伟雄的处理，审查定案。这时已经到6月底了。
我建议用苏联“清党”时采用过的一种办法，叫做“同志审判会”。把所有揭发出来的事实，一件一件跟本人核对。把每件事的材料公布，本人的交代也公布。本人可以申诉。过去本人交代不符合实际的可以更正；群众揭发不符合实际的，可以申辩；对其它同志的批判、揭发，过头的可以收回，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替他说话。最后确定的事实，记录在案，形成文字材料，本人签字。为农伟雄的事，这样搞，整整用了两周时间。
2 对〃整人〃的人的处理
对农伟雄的处分，除了我以外，都认为要开除他的党籍。多次说服，多次辩论，不要开除党籍，给他一个开除党籍以外最严重的处分，即留党察看两年。总是说不通。后来找到一条理由，农伟雄是壮族，是少数民族党员，要宽大一点，大家这才接受了我的意见。
另外两个人，赵乾德是农伟雄的得力助手，作出书面检查，交支部书记，进行修改，事实搞准确，评价分寸掌握好，经过三翻四复，以此作为依据，装入档案，不给任何处分。周锡荣，处理更轻一点，自我批评，装入档案。
几个人的问题搞清楚以后，农伟雄调离研究室，赵乾德、周锡荣调回党校，还有一个同志在小组会上自己检查一下，批评一下，不写材料，就算了。
最后搞了一个书面的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送给小平同志看了一下。
研究室这时已分为两部分。西四院这一部分成立毛著办公室。原来毛办是汪东兴当主任，李鑫当副主任，这时全都走了。另外成立了一个理论小组，归毛办管，龚育之、郑必坚调去，还有其它几个人，因为华国锋需要笔杆子。政研室运动的基本总结也发给他们，都没有提意见，听到的反映之一，郑必坚讲，这个基本总结是顾全大局的。除对农伟雄以外，没有伤害人。
在农伟雄的问题上，研究室内部是否处理太轻，太客气，如果说左和右，那是右了一点。
3 问心无愧
在挨整时怎么样，在处理“整人”的人时怎么样，是否有背中国人做人的道德，乃至是否有违共产党人的原则。现在重新审视一下，我自认为问心无愧，睡得着觉。
在挨整时，按照中央和毛主席的调子做了检查和批判，当时也说过一些违心的话。换个角度，你说是诚心说这些话，也可以，的确也是诚心的。因为一个党员总不能和党中央、毛主席不一致嘛，这是大局嘛。在这方面，当时我们单位最标准的是丁树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