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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中国人盗墓史-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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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中国盗墓文化:中国人盗墓史
作者:倪方六    


序(1)

中国历史,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期是统一的,三分之一是分裂的。在分裂的时代,刀光剑影的政治势力的战争演出,“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的民间散勇的掠夺活动,让当世人动魄惊心。其中,疯狂的盗墓场面,则是屡屡重合的历史场景。可惜,这样常见的重大历史课题,很少得到史家的认真著述。
由于近年来盗墓活动愈演愈烈,越来越具有普遍性、群众性和高科技性的特点,引起了一些写作高手的兴趣,出现了《盗墓笔记》、《鬼吹灯》一类的通俗盗墓文学作品,在文化商品市场上热销,而学术性或专业普及性的读物则很少。个人孤陋寡闻,只听说有殷啸虎、姚子民的《盗墓史》和王子今教授的《中国盗墓史》两种作品。真是惭愧,都未曾读过。
之后,有倪方六的《盗墓史记》出版,该书首先在网上引起了轰动,出版后一直热销不衰。继《盗墓史记》之后,倪方六君又有《中国人盗墓史》新著一种,行将付梓。承他不弃,约我说点什么。本人不敏,试作数语,略抒浅见。
我翻看了一下,《中国人盗墓史》似乎是“中国盗墓者列传”,或者说是另类的“人物传”,这在过去还没有人这样写过,新鲜。与《盗墓史》、《中国盗墓史》和作者自己早前的《盗墓史记》相比,《中国人盗墓史》写作角度、叙事方式均有明显的不同,突破了一般盗墓史的写法。
全书分为帝、王、臣、儒、兵、匪、僧、宦、民等九大部分,以“人”事为主,胪列重大盗墓者22人,各个朝代、各个阶层、各种动机的代表性盗墓现象,都说到了,差不多是一网打尽,一书写遍。
《中国人盗墓史》采取讲故事的方式,逐一展开,相当有趣。书中所讲不少都是“奇闻”、“秘事”,但所引用的资料丰富详实,不少都是来源于正规史书、古人笔记,还借用了现代考古报告,文风朴实生动,绝不枯燥。可能因为作者首先是记者的关系,“新闻语言”与“学术语言”嫁接到了一根藤上,这样可能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
归纳起来, 发墓者多为帝王贵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农民起义领袖(无一例外都是皇权定义者),一般士子、平民仅有3人,足可见古代官盗势力的强大。其盗发对象,几乎全是帝王陵寝、王公大墓,其中最让盗墓者眼红的是秦陵、茂陵和乾陵三处,不同朝代都有盗墓者觊觎。
古代盗墓是最不合乎礼法的。《左传》僖公24年(前636)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文公18年(前609年)说,“窃贿为盗。”《荀子·修身》说,“窃货为盗。”《周礼·秋官·司刑》定,“司刑掌五刑之法,以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掌戮》说,“刑盗于市。”凡杀人的,行刑后在市中陈尸三日,盗取他人财物罪大恶极的,在市上执行死刑,也同样处理。
儒家讲“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恶逆、不孝、不睦、内乱、不道、不义、开始于齐,盛行于隋,唐因之。佛家、道家所讲“十恶”完全相同,为: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悭贪、嗔恚、邪见。古人强调这“十恶”不赦。盗墓之恶不知高过上述多多少倍。
既如此,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冒比十恶更大的罪恶,去发冢盗墓?从下面一串数据中,就知道答案了。




序(2)

我们知道,西汉时,国库多储备黄金。据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一书统计,单《汉书》所载,黄金重达90万斤,约合今天276335公斤。到王莽时,还有70万斤。彭在书中还列诸帝赐金的数字:高祖42550斤,惠帝68斤,高后110009斤,文帝12000斤,景帝1102斤,武帝806940斤,昭帝2420斤,宣帝680斤,元帝540斤,成帝3660斤,哀帝680斤,平帝200斤,合计为899530斤。当时,罗马帝国有黄金179000公斤。
从西汉到东汉,这些黄金都到哪里去了?
有学者推测,佛教传入中土,黄金部分被用到造佛像上面去了。但现在我们怀疑,不少都让帝王王随葬到地下了,说不准今后还会有部分出土。如此丰厚的宝货埋在陵墓里,不被盗墓者盯上,大概就是怪事了。
这个推测,可以从考古和文献中找到证据。《晋书·索綝传》(卷六十)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三分之一国家财政,都让帝王随葬到地下了,惊人!
历代都有帝王倡导“薄葬”,如汉文帝刘恒,《史记·文帝本纪》载:“上常衣綈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但后来的盗墓事件证明,汉文帝所谓的“薄葬”,是假的。《资治通鉴·晋纪》(卷八十九)记,愍帝司马邺(270…317)建兴5年(315),“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诏收其馀以实内府。”
当然,盗墓者盗墓的动机多种多样,贪财仅是其中之一。如伍子胥、武则天那般行报仇雪恨、政治打击的,也不鲜见。至于,如广川王刘去、始兴王陈叔陵之流的变态盗墓、兴趣盗墓,古往今来,都可以找到很多例子。
盗墓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我曾去过埃及,同行介绍,那里的盗墓活动同样很猖獗。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现在尚没有遭受盗墓发的古墓,包括帝陵,都是“万劫余生”,90% 的墓下葬后在100年内,会被盗发。河南省洛阳市北北邙山一带,曾古人眼里上等风水宝地,是古代著名墓葬区,但在那里过去同样看到了令人痛心的频发的盗墓现象。《中国人盗墓史》出版的意思,不在于好看、猎奇,而在对自古有之,仍在继续的盗墓现象的揭露、曝光。
倪方六君是一位资深记者,同时又在研究历史和考古。数年前,他曾为我们①抢救、恢复南京大行宫“台城”遗址而努力奔走、报道。今天为他新著作文,投桃报李,算是我的微小之力了。
2009年7月31日
于南京仙林之咏梅山庄
梁白泉,1928年生,重庆市合川市人,研究馆员。1951年南京大学(中央大学)地理系、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南京博物院工作至今,历任副院长、院长。1992年获国务院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离休。为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会长、南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兼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艺术学院教授。
注:①这里的“我们”,指东南大学教授、古建筑史研究专家潘谷西、南京大学考古系专业教授蒋赞初和梁先生本人。三老先生均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委员会资深委员,有江苏文物保护“三驾马车”之称。2003年,南京图书新馆工程工地下发现六朝时期宫城遗址,有关方面考虑工程建设进度,决定不予保留。潘、蒋、梁三先生闻讯后,上下奔走、呼吁,并找到作者,希望新闻界予以关注。作者冒雨前去工地采访时,还弄出了一场风波,遭相关人员阻止,摄影记者的相机被夺,经梅园派出所调解方罢。后江南时报以《南图新馆地下“藏”着什么》为题、北京青年报以《南京工地私埋考古发现》为题,,同步作了整版报道,引起高层官方的高度重视,此即所谓的“南图新馆私埋六朝宫城遗址事件”。后南图新馆地下部分建筑结构重新作了设计,改加夹层,保留了这一珍贵遗址。现在读者在南图新馆可以看到,这一历史遗址。




自序 写在前面的话

想起写作《中国人盗墓史》,是因为上海电视台。
早在两年前,该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即希望我去侃侃盗墓。但我因为做手术时面神经受伤过,一直不太想出镜,之后,又拒绝了包括CCTV在内的一些栏目的邀请。碍于面子,期间还是在江苏教育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山东卫视、湖南卫视等几家电视台“献丑”了。可能随着“献丑”次数增多,心理渐渐没了多少负担,最终同意作客“文化中国”。
盗墓,可以侃的故事很多,但从哪方面侃确有讲究。2009年3月,在纪实频道的小会议室内,与《文化中国》制片人王文煜先生、主持人今波先生、编导吴琼小姐等一起商讨后,决定从最容易的“盗墓者”侃起。我觉得,以“人物”为主线比较好入手,当即表示,半个月后拿出讲稿。
但真正动笔,才知道不那么容易。自然,半个月也不可能拿出稿子,一直拖到六月底才成稿,此即现在读者看到的《中国人盗墓史》。
不那么容易在哪?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明是一个可以讲得清楚,记得准确的历史事件,史家非要七拐八绕,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弄得一头雾水,后人只能去猜释,此即中国古代史家玩得最熟练的——所谓“春秋笔法”,其始作俑者就是中国古代第一文化名人、大圣人孔仲尼。
“春秋笔法”,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笔法?《春秋公羊传·闵公》说得相当精辟,“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讳”是什么意思,《广雅·释诂三》称,“讳,避也”,意思就是回避忌讳,常见的如皇帝的名字,别人是不能用的,也不能同字同音,这就是“讳”。
盗墓是不光彩的行为,盗墓史在正统的学者看来是一种“秽史”,是不予研究的。所以,盗墓行为往往被史家“讳”掉,特别是帝、王、将、相、臣、儒……这些所谓的尊者、贤者的盗墓行为,很难在正史中找到完整的记述。
如,东吴大帝孙权,即便是三国迷,也多不知道孙权还是一个“盗墓贼”。在陈寿的《三国志》上,连蛛丝马迹都找不到,只言片语也无。他盗南越王墓,仅见于晋人王范的《交广春秋》。《交广春秋》已佚,后人从《广东新语》等旧籍转引中,才了解到孙权盗墓真相。
再如,曹操盗墓。曹操是中国盗墓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是一位盗墓名人、狂人,中国最早的专职盗墓者——“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就是曹操发明的。但在《三国志》上,同样不见记载。
《三国志》记事过于简单,皇帝看了都不甚明了。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便下令,要当时的大学者裴松之作补注。裴松之在《三国志·魏书》(卷六)中补注“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事迹时,引了东晋史学家孙盛编撰的《魏氏春秋》里文字——
“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坟陵尊显,松柏桑梓,犹宜恭肃,而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又署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因为这段补注,曹操盗墓一事,才被揭开老底,为后世知晓。
即便正史上有记载,也多惜墨如金”。石勒、石季龙(石虎)这对叔侄皇帝,都是盗墓狂人,他们在当皇帝前后,曾将中原一带包括帝王陵在内的许多坟墓都盗毁了。史书上对他们的盗墓行为,记述算是较为详细的——
勒及季龙并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郸城西石子冈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余,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余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
但就是这段文字,里面也埋下了很多谜团。如石季龙在盗掘秦陵时,是如何盗的,取出的铜柱到底是何物,均无说明,以致于现在好多学者认为,《晋书》所记石季龙盗秦陵的文字不准确。如果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这些唐代大学者,在监修《晋书》时能多着墨几分,恐怕就不可能有现代学者的争议了。
我写《中国人盗墓史》,便是想将被中国古代史家有意无意“春秋”了的所谓“秽史”找出,初步形成一个“中国人盗墓史纲”,以弥补一下历史的缺憾。
或许有读者看过本书后会说,《中国人盗墓史》好像是“中国盗墓者列传”。确实是这样,这就是一本“盗墓者群体传记”。为什么这样写,其中有一个插曲。作客山东卫视《不亦乐乎》节目时,主持人大兵问我,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盗墓者?我当时就告诉他,什么样的人都可能成为盗墓者,上至帝王将相,下致黎民百姓,只要有机会和条件时。《中国人盗墓史》实际就是在回答大兵的提问,我找出了21位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古代盗墓高手、毁坟强者、发冢狂人,让读者看到盗墓的“广泛性”和“严重性”。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受资料和水平的限制,加上成稿时间的仓促,希望的和写出的可能有不小的距离,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批评、指正。
最后,我应该感谢一下上海电视台,不然就不可能有《中国人盗墓史》的出版了。再要感谢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已82岁高龄的梁白泉先生。
我与梁先生因“南图新馆私埋六朝宫城遗址事件”而结缘,当我想请一位权威专家给我“撑面子”时,我首先想到了梁先生。但我担心梁先生的身体,不好意思打扰。便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季士家先生给梁先生打电话,先问问情况。听说我想请他作序时,梁先生当即答应了,我这才带着书稿前去府上拜访。听说出版时间紧张,梁先生第二天就写出了2000多字、颇有深度的《序》来。当我拿到梁先生工整写在稿纸上的《序》时,我是一种说不出的感动,祝梁先生健康长寿!
倪方六
2009年7月
于南京莫愁新寓郁金里




帝篇 六大盗墓皇帝”

《诗·小雅·北山》 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即是后来所谓的——“家天下”。
不少人或许因此疑惑,盗墓都是饿民俗夫所为,都是“盗皇陵”,难道拥有天下、“德配天地”的皇帝也会如此这般,来个“皇盗陵”?其实,皇帝是世上最大的盗贼,即所谓大盗盗国,是不折不扣的“霸盗”!
从中国盗墓史上发生的实例来看,帝王盗墓并不是什么秘闻,东吴大帝孙权、大周皇帝武则天、大明皇帝朱由校、大清皇帝弘历等好多“帝王”级人物,背后都曾贴上了盗墓贼的标签。他们或明火执仗,或冠冕堂皇,或私泄积怨,或暗渡陈仓;或图财,或惩戒,或破风水,或偷墓材,是名副其实的“丑陋皇帝”。
皇帝盗墓带来的后果是十分十分的严重的——你皇帝都盗墓,我一方侯王、一个小臣,一个小兵、一介书生,一个和尚、一名小老百姓,还怕什么?盗啊!中国盗墓之风为什么这么盛行,历经两三千年而不息?原因很多,但却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非规范行为有绝对的关系。在皇帝们的示范下,干脆连皇陵一块儿盗!
所以,本书第一篇就拿皇帝们来说事,揭揭中国皇帝的盗墓老底。
看点提示:
● 首任长沙王尸身不腐之谜
● 盗墓贼盗“棺材板”之谜
● 古南越国王秘葬之谜
明太祖朱元璋说,东吴大帝孙权是条好汉。于是,明孝陵开工时,遍毁民冢,独留孙陵。其实,孙权不只是条好汉,还是帝王盗墓第一人。一盗长沙王吴芮墓,再盗南越王赵婴齐墓。两次盗墓,奇事迭出,奇象丛生。吴芮死后400年尸体不腐,“容貌如生,衣服不朽”,难道真的葬到了传说中的“养尸地”?南越国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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