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苏维埃和红军之所以遭受挫折，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我看这是由于我们把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非议，不可怀疑。于是，大家坚持北进，退到岷江以西，目标是到毛儿盖那里去集结，下一步又该怎么办？为什么不能在川北和茂县地区打击川军，向川康一带发展呢？”
洛甫摇摇头，温和地苦笑了一下。心想，张国焘想的与中央的方针总是格格不入，大相径庭，甚至怀疑起中央的政治路线来了。对于政治路线这个问题，洛甫认为比较复杂，一时也难以讲清楚。有些问题，目前他也还没有弄通。但他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中央必须保持一致。如果否定了党的政治路线，大家就会无所适从。况且遵义会议以来，虽然部队仍不免有一些损失，一路减员，但终于度过了一道道难关，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天险，击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毕竟按预定的计划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些，不能不说是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是他接替博古的工作之后，是他一人的成绩，相反洛甫认为是中央政治局的诸同志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出谋划策的结果。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的力尤大。一想起这些，他非常反感张国焘所提的所谓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的说法。他沉住气平心静气地对张国焘说：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主要考虑的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崇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张国焘本来对遵义会议就有些反感，他认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还值得考虑。当他听到洛甫提起这次会议，便立即攻击说：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除周恩来与陈云两人是六大选出来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包括你洛甫兄在内。”
洛甫谦和地点点头。
张国焘继续说：
“既然是如此，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项英同我都没参加，这样的会议有效吗？”
洛甫当即解释道：
“战争环境，形势紧急，不可能都通知来，多数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到了，会议应该有效。虽然朱德等同志是六届一中全会以后增选的，那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增选的，不是个人指定的，应该说是合法的。”
张国焘进而诡辩说：“这不是中央全会，可以增选政治局常委吗？”
显而易见，张国焘指的是毛泽东。
洛甫回答说：
“遵义会议，既然是政治局会议，就可增选毛泽东进常委。因为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毛泽东能应付当时极为困难的局面。遵义会议上，还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取消了候补两个字。如果照国焘兄的说法，那次会议，增补王稼祥为政治局委员也不合法了。”
张国焘似通非通地瞧了瞧洛甫，摇摇头说：
“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你说遵义会议后中央没有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看法。其实，据我所知，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并没解决。目前，中央只注意军事行动，闭口不谈政治问题，这也不是个办法。应该说，这是极为忧虑的事。如果政治路线不解决好，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到惨败，不易翻身。搞不好还会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的公式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不算太晚。
“一方面军之所以弄到这个下场，目前我们大家的处境都有些不妙，为什么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药方呢？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康新根据地的口号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有什么可指斥的呢？”
张国焘越说越来劲，看来，这席话是早有所准备的，有“感”而发，是他思考很久郁结于胸的一些重大问题，就是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宣泄。他认为在中共中央的要人中，洛甫对人平和、宽厚，又有理论水平，也善于倾听别人意见，张国焘相信他改变中共政策的主张，“拯救”中共与红军的谋略，能够得到党中央采纳。因为张国焘以为，这时只有他看清楚了党中央“存在的问题”，他必须起来“挽救”处于危难与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
洛甫没有立即回答张国焘提出的问题，在作深深的思考。他在琢磨张国焘这些话的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更深层的东西？
张国焘看洛甫不说话，以为自己讲的一套，一定说服了洛甫，于是乘兴继续讲下去：
“中央为什么一定要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我看实际执行的都是军事上极右的退却路线。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刺耳，可能认为我是在唱反调。是啊！中共有的人历来认为，张国焘是机会主义！红四方面军是军阀部队！什么入川纲领，甚么西北联邦政府，甚么西进川康，都是大逆不道！。。”
张国焘越讲越有些气了，脸上多余的肌肉抽动着，眼睛睁得大大的，声音带着明显的火药味。
本来洛甫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张国焘讲的这些，完全可以给予反驳回去。但考虑到张国焘当前的固执，加之虑及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以及要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这么一些重大问题，他把很多话咽下去了，心想以后有机会再说吧。比较成熟的洛甫，此时只得沉住气对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如你所讲，中央的政治路线如确有问题，也要俟军事情况稍有转机时，才能讨论。现在提起这些，党内容易发生纠纷。现在，我们面前困难重重，大敌当前，还是不要提出这些引起争论的问题为好。”
张国焘看出洛甫对目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不感兴趣，也没再说什么，只是一个人在那儿唉声叹气。
八、风波迭起
洛甫著文激怒陈昌浩
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左、中两路军应分别由阿坝、壤口经草地绕攻松潘。当时红军粮食无着，长途转战又未得到很好休整，要穿过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而又缺乏后勤补给的水草地，没有相当的时间准备，势不可能。由卓克基向西北到阿坝，再横过草地东向松潘，路遥数千里，且有泥泞沼泽为阻，即使给养有保障也需时近月才能到达。左、中两路军若按此方案于7月初经草地绕向松潘，将自伤其力而又给敌以从容防堵之利，更无迅速机动灭敌可言。因此军委在发布此计划不久，即迅速修正了计划中左、中两路军的部署，指挥北上部队经黑水直趋毛儿盖。
7月初，一军团和三十军奉命由康猫寺等地出发，越海拔4800多米的亚克夏山，经马河坝、寡古、生长寨、羊茸、昌德等地，翻昌德梁子，再经上、中、下之打古，翻拖罗岗，到达沙窝。一路胼手胝足，含辛茹苦。7月9日，先头部队抵达毛儿盖，与驻守该地的胡宗南一部展开战斗。
毛儿盖位于松潘之西，是红军由南向北绕攻松潘或出甘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第一师补充旅补充团第一营，在此筑碉设防。红军与敌接火，不久即拔除敌外围据点，继而攻占该地。续向松潘前进。一军团在距松潘不及百里之羊角塘与胡宗南之廖昂补充旅一部相遇。敌因毛儿盖已失，正于羊角塘一带加紧修碉堡筑工事。红军鏖战竟日，攻克未遂，不得不撤回卡龙。同时，四方面军也按计划要求，由松潘以南的红土坡、小姓沟一带，向北发起猛烈进攻，给胡部的丁德隆独立旅以打击，将战场推进至离松潘二、三十里的牦牛沟。红军在岷江以东的部队也向镇江关以北进攻，与胡部李文第二旅展开激战，毙其第四团团长李友梅及两个营长。从7月中旬到下旬，在从西到南的弧形战线上，战况甚烈，呈拉锯之势，有时枪声距松潘仅一箭之隔。胡宗南也急得把指挥部迁到城南山上，还出动飞机对红军进行侦察轰炸。
由于胡宗南凭借优势火力和坚固工事拼死抵抗，红军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不少阵地得而复失。7月下旬，红军攻势停止，在西起腊子山、羊角塘，向南经包子寺、牦牛沟、镇江关一线与胡敌形成对峙。至此，松潘战役实际上停止执行。红军除三十军一部和三十三军大部沿岷江西岸向东警戒，九军一部位于抚边、党坝之线，主力部队主要集结在毛儿盖、黑水地区，另有部份在理番、卓克基等地。
松潘战役，由于准备不足，十万大军行动，粮秣得不到很好保障，加之胡宗南大部云集松潘，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又率部策应，使得先机之利为敌所获，红军的战役计划未能最终贯彻。
其间，张国焘又频催中央解决所谓组织问题，无非是争个人的权力，使得中央难以统一指挥红军，延捱了四方面军的行动。而张国焘西进川康的心又不死，时时有所闪露，造成他在不得已而北进的行动中犹豫徘徊，迟疑不决。这样也使得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很好执行。
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四方面军一道前进，而两军会师后组织领导的调整与加强，也实属必须。于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决定，增补张同焘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军委又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应了中央慰问团到达杂谷脑前毛泽东对李富春所讲的话。中央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取消一、四方面军番号，将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各军番号不变。中央又根据徐向前与陈昌浩建议，从四方面军抽调3个团编入一方面军，即四军三十二团，三十军二七○团，三十三军二九四团，同时又从一方面军抽调一些具有指挥和参谋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并对红军领导机构和干部也作了一些必要调整。
两军会师后，张国焘为了争个人权力，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好，一路吵吵嚷嚷，或派人游说，或致电中央，或在会上公开提出，不达目的不会甘休。中央为红军的命运而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而计，作了必要的妥协。大公无私、相忍为党的周恩来作出了必要的“牺牲”，主动提出让出自己的职务，以“委曲求全”，以满足张国焘的欲望。洛甫亦主动提出过让出党中央的第一把交椅，让张国焘来坐，因毛泽东认为张国焘不喜欢这个没有兵权的空中楼阁而未能实现。毛泽东的考虑是对的。他太熟悉张国焘了，因为他们不止一次打交道，而张国焘个人所写的历史早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洛甫的“禅让”，虽然没有兑现，但他的心地，他的人品，他的风格，比起张国焘来，始终不可同日而语。
这样，张国焘就由一个方面军的首领，擢升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巨头之一，总政委而又兼军委副主席，权力可谓大矣，而且中央还规定“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中央面对恶山凶水，内忧外患，为了更好地前进，对张国焘不得不作必要的退让！
张国焘个人在红军中的权力得到解决，洛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又在芦花会议上，一致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中央路线英勇奋斗、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中共中央的种种让步、苦心孤诣，使得张国焘自认为他在懋功会师以来的种种努力，终归没有付诸东流。他希望得到的，终于攥到他的手里。会师后的两支兄弟部队，应该团结得像一个人了，步调一致很好向前进了。
但历史并不如诗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并不如预言家美好的预言！多灾多难的中国革命，多灾多难的中国工农红军、多灾多难的中国共产党，在这多灾多难的远征途中，到底蕴藏着多少多灾多难的故事？
无情的历史，最终给中国共产党人的让步以嘲弄。
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为了加强政治工作，总政治部办了一个叫《干部必读》的刊物。洛甫、凯丰、陈昌浩、博古、杨尚昆几个人，组成了一个编辑委员会。每出版一期刊物时，编委会对每一篇文章都要进行讨论。这是鉴于《红星报》上刊登了凯丰的《列宁论联邦》一文后引起张国焘反感作出的决定。洛甫系于两次与张国焘交谈的感受，深感张国焘总怀疑党中央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是那么的迟疑不决，总抱着他的西进川康计划下放。西进川康，针对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实质上是一条南下退却避战的路线。洛甫认为，北上与南下，是两条对立的路线，很多干部对此一定缺乏认识，思想可能模糊不清，搞不好，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还以为张国焘的主张对，是党中央“故意”与张国焘过不去，“故意为难”四方面军。特别是松潘战役又没打好，上上下下有一些烦闷，是否会因此怀疑起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部队自懋功北进至毛儿盖、黑水一带以来，由于没有解决好粮食供给，战士体力消耗得不到应有的补充，加上疾病瘟疫流行、部队减员很大，损失不小。洛甫听汇报得知，一军团直属队18天的行军中，就
减员120人，占全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作为党中央总负责人，一想起这些，他不无优虑。如果有谁还在北上的问题上产生动摇，老纠缠这个问题，全党全军不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全力以赴去贯彻党中央既定的北上战略方针，那就更麻烦了。于是行军有暇，他写下一篇《北上南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交《干部必读》编委会诸同志讨论。
讨论会上，当洛甫简单介绍了一下他的写作动机与文章的要点之后，陈昌浩怒气冲冲地拍了一下桌子，指着洛甫的文章说：“你这是什么狗卵子文章？什么狗卵子两条路线？你如果要发表这篇文章，我就号召四方面军同志起来反对你这个狗卵子中央。”陈昌浩的话，骂的够粗俗够难听的了。陈昌浩是湖北人，他有一个习惯，
说话一急了，就爱骂“狗卵子”。洛甫的文章，一讨论就吵翻了，好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陈昌浩为什么对洛甫的文章这么反感？气这么大？讲起话来似乎比张国
焘更少讲策略，简直可以说是开门见山，真枪真刀地干了。凯丰当即出来制止：“有话好好说嘛，发脾气骂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凯丰的文章《列宁论联邦》受到张国焘非议的事，他是知道的，不消说是洛甫通的气。他虽然与陈昌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块学习过，曾经剪烛西窗，有一番旧雨情谊，但由于他受到张国焘的指斥不服气，而他又始终认为陈昌浩是张国焘的左右手，可以说是张国焘的代言人。洛甫的文章并没点张国焘的名，你陈昌浩何以发这么大的火？于是这时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起来为洛甫说话了。
洛甫耐着性子说：“凯丰同志讲得好，有意见心平气和地讨论，骂人于解决问题无补。”博古也沉不住气了，接过洛甫的话说：“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文章的观点对不对，如果有问题，就改正，不必动那么大的肝火。”陈昌浩余怒未息地说：“动不动就扣上路线斗争的大帽子，是不是想整人。”杨尚昆在一旁解释说：“洛甫同志的文章，无非是想统一全党北上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