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惊变-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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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的问题，讲起别的事来：
“依我之见，中央还应遴选一些新人参加政治局工作，这样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作用。。”
洛甫插话说：
“增加政治局委员，必须由党的代表大会决定，不可随便处理。”
张国焘当即反驳说：
“在座的秦邦宪、王稼祥、朱总司令，包括你洛甫，也不是六次大会选举出来的，而六大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同志。其他诸君，都是以后的各种会议增补的。这在中共的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值得小题大做。既然中央存在一方面军里面，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决定，这样的事过去是常有的。”洛甫感到奇怪，上个月部队屯驻芦花的时候，张国焘找他谈起遵义会议时，认为那次政治局会议不合法，理由不是党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选举是否生效？存疑。主要是对毛泽东进常委不满。而今，张国焘为了将他手下的人塞进中央，又说不通过中央全会可以增补，只要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就可以解决。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党中央的组织原则，可以根据他的需要随心所欲去作解释，典型的实用主义！张国焘的诡辩，简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洛甫摇摇头，心里暗自感到好笑。
毛泽东一听，张国焘在这里无非是为四方面军争权，其实质是争取在中央多找几个他的代言人。不然，在中央的会议上，他总是居于少数。何况在向毛儿盖进军途中，张国焘已经向中央提出进政治局的四方面军干部的名单，还来回商量过好几次，于是说道：
“政治局增加四方面军的干部，这个我没意见，但不宜过多。是否增加陈昌浩和周纯全两同志就行了。因为中央还包括二方面军和全国白区的秘密组织。中央委员，可考虑增加一些四方面军的同张国焘的这个建议，毛泽东只同意了一半，因为在下面，张国焘提出四方面军的六、七个干部可以进政治局，于是不服气地说：
“四方面军的干部，如果只同意一两人进政治局，那么，是否立即召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呢？特别是现在，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互有隔阂，对中央也有不满，让大家发表发表意见。由一、四方面军干部组成的高级干部会议，应该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人过度敏感，以为这样的高级干部会议将由四方面军的同志占多数，不免是想入非非。我可以声明，四方面军的同志，决不会在高级干部会议中要求占多数。只是想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已。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将是实施党内民主，解决党内各种歧见纷争的有效途径。”
毛泽东看了一眼张国焘说：
“现在是在军事行动中，不能谈什么党内民主，一切只有以中央的命令行事！”
张国焘白了毛泽东一眼，没有再继续讲下去。
会场静了一会。
洛甫抬头问张国焘：“国焘同志，你的意见发表完了没有？”张国焘淡淡地说：“暂且就说这些，以后有机会再谈。谬误之处，请诸位批判。”洛甫转向大家：“还有些什么意见？”毛泽东吸了一口烟说：“我再讲几句。其实洛甫同志的这个决议草案在开会前同昌浩、傅钟几
位同志商量过，他们是同意的。国焘同志对苏维埃运动的看法，与我们略有分歧，如果认为苏维埃运动是失败了，将使一般同志失望。我看，今后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将苏维埃旗帜高举起来。卷起苏维埃旗帜的作法，我们似乎还没失败到这个地步，大可不必。至于对遵义政治局会议的评价，我看，我们也不要勉强国焘同志接受，留待以后党的会议来做结论吧。”停了停，毛泽东以一种调侃的语言说：“国焘兄说得好，梁山泊好汉不打不相识，今天，我们算是又一次相识喽。”说完嘿嘿笑了起来。
张国焘也不得不苦笑了一下。洛甫最后说：“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个草案基本
上算是通过了，同志们提的意见，由常委修改后，再转发下去。”
九、患难相随
邓颖超为病中的周恩来分忧
深夜3点多钟，周恩来从沙窝的喇嘛庙开会出来，头感到有些昏痛，高原的夜风一阵一阵地袭击着他单瘦的身体，他哆嗦起来，“咯咯咯咯”的不断咳嗽。
天边的月儿洒下清冷的光辉，几颗寂寞的寒星在沉沉的夜空眨着不眠的眼睛，深情地注视着几个疲惫的夜行人。
周恩来的身子软软的，腿脚好像没有一点力气，抬脚动腿都感到有些困难，似乎还有点儿恶心，想呕吐。特务员小魏在马灯的光亮中看见周恩来走起路来身子摇摇晃晃的，咳嗽声不断，赶快扶着周恩来的手臂，无比关怀地说：
“周副主席，我叫担架来。”
周恩来挥挥手：
“不消了，慢慢地走回去。”
从开会的地方到军委总部驻地，本来没有多远，可是他们竟走了好几十分钟。
周恩来吃力地摸回到自己的房间，头一阵剧痛，身子感到特别寒冷，胳膊和腿脚的关节，也开始疼痛起来。他实在支撑不住了，身子不自觉地倒在木板搭的铺上，嘴里喃喃地叨念着：“小魏。。，冷得要命！。。快给我加盖一点东西。”
小魏迅速将周恩来的一床黄色棉毯搭在薄薄的灰夹被上，亲切问道：
“想喝水吗？周副主席！”
周恩来摇摇头说：
“还冷，再盖一点。。”
小魏又将周恩来的一件灰布大衣盖在棉毯上。
周恩来半睁着红红的眼睛还在一个劲地说：
“冷——冷——好冷哟！”声音逐渐微弱下来，双眼紧闭着。
小魏急了。他在周恩来身边一年多日子，还没看见周副主席病得这般模佯。于是用手在周恩来的额上试了试：
“哟！头好烫，发高烧！”他不敢怠慢，拔腿便朝卫生部驻地跑去。
突围西征以来，周恩来异乎寻常的辛苦，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全落在他的肩上。傍晚，每到一个驻地，他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各方面的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再找毛泽东商量，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这时天已接近黎明，新的一天忙乱的生活又将开始。本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周恩来不要刘伯承起草作战命令，而由他自己承担起来。白天，他又要和部队一起行军。清晨太困了，有时在担架上躺一会儿，算是对熬夜的补偿。因为睡眠不足，骑马时常常要打瞌睡，容易摔下来。一到驻地，他又顾不得休息，等到把事情处理完毕，常常是下半夜啦。周恩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夜以继日地操劳。有时刚刚躺下，来了情况，又不得不把他叫醒处理，不然要贻误军机。
在贵州黎平附近，总部一局的罗参谋为了向他请示一个急事，曾热泪盈眶地三次叫醒周恩来。第三次渡赤水河的时候，罗参谋有事向他请示，周恩来在睡梦中“嗯”了一声，小罗以为他已同意，退了出来。第二天，周恩来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件事。于是周恩来从此规定，以后必须将他喊醒坐起来，才算叫醒，或者干脆让他站着听参谋们请示或汇报工作，以免又睡着了。大军西征以来，他常常彻夜不眠，实在支持不住了，就伏在桌上打一会儿盹，又赶快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西征中的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宵衣旰食！
周恩来的身子，由于忘我的工作而显得十分虚弱了。翻过夹金山时，高山缺氧，风雪的肆虐，又将他■羸的躯体折磨一番，他因感受雪山的风寒开始生病。部队到了毛儿盖，由于粮食的极端匮乏，周恩来不得不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和青稞，虚弱的身子终于再也无法支撑了，彻底垮了下来。
小魏请来了卫生部的戴医生，一量温度，竟高烧到四十度。戴医生对小魏说：
“周副主席患的是疟疾。”接着他从挎包里取出一包还是在遵义“太平洋药房”购买的奎宁丸，交给小魏说：
“对付疟疾，只剩下这么十几颗奎宁丸了，我一直留着，舍不得用，赶快给周副主席吃，过几天，烧就会退的。”
小魏照戴医生的嘱咐，精心照顾着周恩来，还替他熬了一碗青稞面，加放了几滴酥油。
但周恩来的高烧一直不退，且不能进食。小魏急得哭了，赶快跑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派卫生部的王斌与李治两位医生前往诊治。王斌和李治替周恩来检查后发现肝部肿大，皮肤发黄，两人商量研究一番后确诊为肝炎，这时已发展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不然有生命危险。
但在这一无设备二无医药的环境里，不要说开刀或穿刺，就连消毒工作都无法进行。怎么办？王斌考虑了一会急对站在周恩来身边的特务员说：
“快到雪山上取些冰块来。”
小魏与小范简单商量了一会，决定让小魏留下照顾周恩来，小范他们到60里外的大雪山上去取冰块。
王斌和李治取出几粒易米丁，扶起昏迷中的周恩来，让周恩来用温开水吞下。这种易米丁，实际上是治疗痢疾用的，但这时到何处去找治肝炎的特效药，没有法只得用它代替了。
王斌与李治一直守护在周恩来身旁，不敢挪动一下脚步，注意观察着周恩来服药后的变化。他们不断用湿毛巾敷在周恩来的额头，一直等到下午，小范和小吴才气喘吁吁地抬回几大块晶莹的冰块。王斌和李治迅速将亮晶晶的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脓肿的肝区上方。一会，便听见周恩来响起一两声微弱的呻吟。。
邓颖超在休养连得知周恩来病重的消息，急急从驻地赶到军委总部。一路上，心情格外沉重。本来，她的身体也不大好，西征开始，她患了肺结核，吐血，以致编在总卫生部干部休养连行军，没与周恩来在一起。
十来个月，邓颖超与周恩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多，主要是周恩来太忙，邓颖超不愿意去打搅他。有几回，毛泽东和周恩来走过休养连，连里的同志看到直叫唤：“毛主席和胡公来了！”（周恩来长征中因蓄胡须，同志们亲切
地叫他周胡子，或称胡公）周恩来走到邓颖超身边，三言两语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又分手了。记得部队在抢渡贵州的北盘江以前，国民党的飞机向休养连驻地掷弹，贺子珍、钟赤兵等人受伤，还死了几个战士。周恩来闻讯，在夜半提着马灯来看望休养连的同志，同邓颖超也只交谈了几分钟，便分手了。。
十来个月的戎马岁月，邓颖超同周恩来就这么简简单单地见过几次面，都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似乎少了一点夫妻的情份。他们没有工夫去低回缱绻，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这样！
这次，因周恩来病势严重。沉疴不起，邓颖超才不得不来看他。
邓颖超忐忑不安地迈进周恩来的房间，见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昏迷不醒，双目紧闭，那双终日审视战争风云的累眼暂时休息了。她用手轻抚了一下丈夫的额角，感到烫烫的，有点烧手。她凝视着丈夫那张长满胡须的面颊，感觉越来越加消瘦了，似乎只有一张手掌大，皱巴巴的干瘪的脸上，仿佛涂了一层蜡黄，邓颖超的眼角不自觉地滚动着几颗热泪。
压在周恩来腹部的冰块，受着高烧体温的消溶，清亮的雪山之水，便嘀嗒嘀嗒地掉在床下的一只木盆里，停泊在邓颖超眼角的泪珠也随之掉了下来，滴落在她风尘仆仆的征衣上。。
这时小魏才“发现”邓颖超在身边，于是轻轻说道：
“邓大姐，请坐！”
邓颖超颔首不语，一直倾身伫立在丈夫身旁。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落向西陲的余晖，渐次隐没在浓重的大山的荫翳里，遥远的雪山，失去它白灿灿的光芒，在天边留下一重重巍峨的剪影。
小魏对邓颖超说：
“邓大姐，我送你回休养连。”
邓颖超平静地说：
“不！今晚我不能回去，我要照顾恩来。”
“那你怎么睡呢？”
“我在恩来的床前铺点稻草，将恩来的包袱皮盖在稻草上作垫单就得啦。”
小魏不安地说：
“邓大姐，你也有病。”
“没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