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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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又成立了以安顺军分区司令员王彦才为指挥长、熊亮臣为副指挥长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清剿暴动指挥部”，22日起开始军事清剿。
因此，“骚乱群众反映：‘只听到你们的枪响，听不到你们的嘴讲。’然而我们并没听到这些呼声。对方与我军作战成员，除了有一部分拿枪的以外，其中还有妇女，有个别上了年纪的老人拿着柴刀，十一二岁的娃娃拿着木棒而随着呐喊助威。他（她）之所以敢于上战场，不过是因为迷信‘皇帝’封了枪口，解放军的枪打不响。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群众性的骚乱事件，误为反革命暴动。把受骗参加骚乱的群众扩大为反革命，扣上‘土匪’帽子，对骚乱者的家属扣上‘土匪家属’，对被俘的人员采取侮辱和关押，以为据此做法可以服众，平息骚乱。相反更加疏远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加深了民族隔阂，助长了群众的反抗性”（《望谟县委对骚乱事件的检查报告》，贵州省档案馆，全宗号1，目录号1，卷1386）。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发出紧急指示：骚乱事件是民族性质的，必须贯彻和平解决的方针。因此兴义地委下令：不准再放枪。据此，望谟县委随即派出武工队分头深入骚乱地区，宣传省委紧急指示，停止军事行动。正如一检查所说：“由于在具体执行省委和平解决的方针指示时，发生了片面性，从而在军事上陷于完全被动，纵容骚乱分子杀人，抢劫供销社，到处浩浩荡荡的行动，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硬啃地委‘不准再放枪’的指示，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放任了骚乱事件的泛滥。”8月上旬，又连续发生阻击、伏击武工队事件。8月中旬以后，又有4名干部职工被杀害，部队指战员、民兵10余人遭伏击牺牲，供销社和粮库被抢劫。9月8日，狄顺国等纠合350多人进犯大观被击退后，窜至伏开与杨绍斌汇合，扬言“打进县城杀人”。这样骚乱地域不仅演变为望谟县的4个区29个乡，而且涉及周边的紫云、罗甸和广西的乐业、天峨诸县总共近50个乡（《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3页），因此指挥部经请示省委、省军区批准，决定进行军事打击。9月11日在伏开战役中，武装骚乱分子死伤近百人，被俘百余人，缴获各种兵器144件。与此同时，为使省委和平解决方针得到切实贯彻执行，9月13日成立了以中共黔南地委副书记姚英为书记的（望谟、紫云、罗甸）三县工委，并派中共黔南地委书记金风到望谟，向在望谟的军政干部传达省委《关于解决少数民族地区骚乱事件的紧急指示》。10月下旬，副省长吴实到望谟明确指出：这次事件的参与者绝大部分是老百姓，事件本身不是反革命骚乱，既不是政治土匪，也不是经济土匪；争取所有参与者回来，捉到的进行教育释放，即使是首要分子只要回来，同样宽大处理；回来的干部仍保持原职务，伤亡的群众由政府进行医治、救济、抚恤。并当众宣布将所抓获的83名参与骚乱人员释放。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10月下旬，黄卜芝等于白邑一山洞内被追剿部队击成重伤，在送往县城途中气绝身亡。至12月初，已有3250余人回家生产，交回各种枪支833支，手榴弹11枚，子弹5231发，土炮4门，刀327把。这样，除杨绍斌等20人隐匿在深山密林外，基本抓获。至此骚乱平息（1957年1月12日杨在牛场被抓）。
这次骚乱长达7个多月，共发生大小战斗110次，伤亡194人。其中骚乱者死伤140多人（含紫云、罗甸及广西死亡的22人），军政人员和民兵牺牲21人，伤23人。骚乱中宰杀牛、猪2046头。20多个乡基本上停止生产，粮食减产6460吨。伏开、纳夜等地的供销社和粮库被抢，损失物资约合当时的人民币1。27万元，损失公粮3。45万公斤。（《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4—137页）
对于这次骚乱，中央和贵州省委是这样认为的：“第一，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骚乱事件，要认真分析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弄清楚事件是属于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哪类问题的性质；第二，骚乱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也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错误，有偏差，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加以改进和克服；第三，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的落后，封建主义思想及落后旧观念残余的影响，使少数民族群众容易受到欺骗蒙蔽，被人利用唆使，产生不满，引起骚乱；第四，对于骚乱事件，尽量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进行处理，按照不同性质的矛盾加以区分解决。在具体措施上，要认真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部队应该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执行宣传民族政策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消除积怨和偏见，在平息骚乱中，尽量少抓人，要采取教育疏导和感化方针，一切从安定团结出发，进一步做好善后工作。”（《贵州民族工作五十年》，第179页）因此，为了稳定局势，除了在麻山少数民族地区派出访问团进行安抚外，还采取了下列措施：（1）当年粮食征购由4330吨调减为3310吨，统销指标由2610吨调增为3825吨；（2）省下拨10万元救济款购买了750吨救济粮，150头耕牛，800头仔猪，220匹布，发放给受灾群众，以8000元用于牺牲人员的抚恤和骚乱死亡人员的家庭救济；（3）宣布对参加骚乱农民一律不咎既往，已回家的干部不给处分并恢复原职，补发工资，党团员保留其党籍、团籍；（4）抽调干部下农村恢复受到破坏的各种组织；（5）明确宣布根据山区特点确定合作社规模，条件不够的允许退到互助组或单干，麻园地、花地按需要留足，允许汉族农民留适当蓝靛土，养老牛退回农户，养老田和姑娘私房地可以由合作社租种分租，也可以退回农户自己经营；（6）取消税收部门所有独出心裁的错误规定，对民族节日的屠宰税、土酒税实行照顾政策（《中国共产党望谟县历史》，第139—140页）。通过这些措施，少数民族基本上实现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责任编辑 徐 孔）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张玉钟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悦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l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