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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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蔡元培和鲁迅·张家康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鲁迅。可是，你未必知道，中国的另一位哲人和先贤蔡元培与鲁迅交往的详情，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还是郭沫若说的好：“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久慕其名　
　　　
　　他们都是浙江绍兴人，两家虽相距颇远，然而却向有世谊。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在科举取士的那个年代，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自然在童年鲁迅的心田留下神奇、仰慕的印象。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国中的革命者，他创立爱国学社，领导拒俄运动，创办《俄事警闻》和《警钟日报》，鼓吹“抵御外侮，恢复国权”。1904年11月，蔡元培和章太炎等创立光复会，蔡元培为会长。光复会成立后，蔡元培便邀他的朋友、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入会。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他和鲁迅无话不谈，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起义讯息。通过与陶成章的多次接触，鲁迅认识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　
　　1912年1月，孙中山在筹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力荐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参与此事，并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对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此时，鲁迅正对辛亥革命后的绍兴失望至极，深感“越中地棘不可居”，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便立即来到南京。自此，用蔡元培的话说，他们便“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蔡元培着手教育改革，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教育部，再也不是旧式封建衙门的脸面。他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4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当然要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教育部又成了封建式的衙门。　
　　鲁迅看不惯景某的官僚习气，两人心存芥蒂。景某早有报复之心，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他致电鲁迅等：“昨日国务院成立，教育部亟须组织，请即日北来，为盼。”鲁迅仍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他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鲁迅不辱使命，他的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蔡元培被迫辞职后，新任总长便把“美育”删除，代之“以孔子之言为旨归”的道德教育。鲁迅对此感到极为可恨，他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蔡元培长教育部后，便提出废除祀孔，不把孔子作偶像崇拜，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革故鼎新的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惊呼：“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袁世凯当然不会接纳教育改革的思想，于是，蔡元培遂辞去教育总长职。据鲁迅日记所记，在此前后，他与许寿裳都曾访问蔡元培而未遇。7月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被辞职的蔡元培饯别。　
　　“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鲁迅由此深切感受到，在这个专制集权的社会里，欲思改革的不易和痛苦。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　
　　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结念弥深　
　　　
　　1917年1月，蔡元培接长北京大学，采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对北大首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的腐败、陈旧气息的全国最高学府，开始呈现生机和希望。　
　　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他特别感到孤立和愁闷，他说自己“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常常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地抄写古碑。后来，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他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封建礼教、鞭笞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思想文学革命，也因此而真正展现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可以设想，如果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不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那么，老气横秋的北大是不可能让《新青年》有存身之所，鲁迅也就决然不会有发表白话小说的地方，他可能仍在补树书屋内“失望，颓唐得很了”。　
　　其实，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他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他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　
　　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之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　
　　周作人来到北京，与大哥鲁迅住在一起。他们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纯是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了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15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权者的衮衮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不仅对鲁迅，蔡元培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给予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均被解雇，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　
　　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书赠鲁迅　
　　　
　　蔡元培是个民主主义者，他的保卫人权的活动，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12年8月15日，湖北革命党人张继武、方维遭黎元洪、袁世凯共谋诬陷，在北京被杀害。他对此暴行极为震怒，立即在《民立报》发表通告谴责说：“此种举动，明明故意违犯约法，玩弄国民。若不讨论其究竟，无以为法律生命之保障，尚何共和政体之可言！”他和吴稚晖等还专此发起成立法律维持会。可是不久，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又在武汉被黎元洪下令逮捕。中国社会党为声援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会议，蔡元培应邀到会，他在会上批评说：“江亢虎在鄂，并未有他种举动，甫抵汉口，即被拘捕，与满清时代拘捕革党，如出一辙，蹂躏人权，莫此为甚。”　
　　正是基于维护人权的个人传统，所以，他毕生都在为此而奔走、呼喊。1932年夏秋间，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在营救国际友人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人的时候，便已酝酿着发起人权组织，以维护人权。不久，他们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并起草宣言交蔡元培修改，这份宣言评价当时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男女青年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他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与鲁迅所说的“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皆可死”，可谓是同声相应，心心相通。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同盟成立后，他即去信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蒋介石仍在变本加厉地排斥异己、镇压革命，甚至恫吓说：“侈谈抗日者杀无赦。”人民连说话的权力都被剥夺了，又从何而谈抗日救国呢？蔡元培为此常常陷入无尽的困惑和愤懑之中，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他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于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还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可是，蒋介石还嫌中国专制、独裁的不够，竟然要效法希特勒，创设复兴社和反省院。他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是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这份抗议书虽然“已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然而，它不可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和反省，相反，他们更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为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1933年2月17日，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由香港来到上海。中午，鲁迅应蔡元培之约，到宋庆龄家参加欢迎肖伯纳的午餐会。肖伯纳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曾撰文叙述这次会见。蔡元培称肖伯纳“年已七七，须发皓然，而言语爽利，举动轻便，毫无老态”。鲁迅则称赞肖伯纳“雪白的须发，健康的血色，和气的面貌”。午餐后，他们和宋庆龄、林语堂、伊罗生、史沫特莱与肖伯纳合影，并且还和肖伯纳单独合影留念。　
　　据伊罗生回忆，肖伯纳本来打算发表一个反对国民党的声明。但是，肖伯纳因在香港已发表了过多的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言论，来到上海时，便遭到一些报刊的责难和讨伐，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肖伯纳再也不愿发表任何政治言论，用伊罗生的话说：“我们怎么也不能够使得老肖的注意力集中于我们关心的问题。”　
　　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6月18日8时15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四名暴徒暗杀。蔡元培和鲁迅没有被吓倒，他们强忍悲痛，共同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敌人杀害杨杏佛，其用心是十分清楚的，无非以此威胁宋庆龄和蔡元培，但是，他们都表现出了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鲁迅对此十分敬佩，他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也被迫停止了活动。然而，他们没有因此而放弃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鲁迅是熟知蔡元培的，他对冯雪峰说：　
　　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　
　　……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鲁迅作为战士，自有韧性的斗争精神，他用手中的“金不换”笔作为投枪和匕首，去战斗，去奋进。而蔡元培毕竟是体制内的人，他不可能由体制内突围出来，只能以一己的良知和自觉，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他的要求解禁《生活周刊》的呼吁和营救李少石、范文澜、瞿秋白等，便是最为明显不过的证明。　
　　　
　　推崇鲁迅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