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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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惟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蔡元培如此高度评价鲁迅，如此认真处理鲁迅的后事，却引来苏雪林的非议，她在一封致蔡元培的公开信中，批评蔡元培不该主持鲁迅的葬仪，不该成立鲁迅纪念委员会，说蔡元培对鲁迅“如此为之表彰，岂欲国人皆以鲁迅矛盾人格，及其卑劣行为作模范乎？以先生之明，宁忍为此，殆以有所蔽焉尔。”她还说：“今日有共产主义，则无三民主义。先生身为党国元老，设共产党夺取政权，先生安归？”她还警告说，蔡元培“今日为左派利用而表彰鲁迅……同情鲁迅，国人谁不惟先生马首是瞻，则青年心灵之毒化，反动势力之酝酿，有不可思议者。……此则愿先生之自重者也。”她带着深刻的偏见，怀着对“党国”的忠诚，对鲁迅大泼脏水，大放厥词，当然难以理解蔡元培和鲁迅之间纯洁的友谊。
蔡元培一生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而惟有这一次没有“兼容”苏雪林的观点，尽管苏雪林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他责难，他还是采取了不屑一顾的轻蔑态度，根本没有理睬，依然投入纪念鲁迅的实际而具体的工作之中。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其审查一事函致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
……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邵力子不负蔡元培的托付，亲自审查，很快便通过审查，予以出版印刷。次年3月22日，许广平来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总是有着无从下笔的感觉。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决无贸然从事的习惯，于是，又给他与鲁迅的共同朋友许寿裳去信说：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关，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
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道，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20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然而，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
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
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周扬与文化建设——在周扬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周巍峙
今年是周扬诞辰100周年。他离开我们也已19年了。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在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我从上海到延安，以及在张家口、石家庄等敌后解放区，直到新中国建立，都是在他的影响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为同志、同事和战友，他是一位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的人，是一位令我思念不尽的好领导。
从延安时期到建国以后，在文艺界多次批判运动中，周扬虽然都不是或不都是发动者，但却是主要的前线指挥者和论战总结者，这既给他树立了权威，也给他带来了骂名。周扬晚年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和认真的反思。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他在长达半个世纪中对我国革命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方面所做的贡献，他在这方面的智慧和功绩，我觉得，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记住的。
周扬1927年入党，是文艺界老党员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左联”时期，曾任左联党团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文委下面有左联、剧联、社联、教联、音乐组（我当时是“苏联之友社”音乐组的成员）等。那可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在瞿秋白、张闻天、鲁迅的领导和指引下，周扬和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革命，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发展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艺术，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死都不怕，更不用说吃苦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对中央苏区及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全国各地加紧进行文化“围剿”，在上海捣毁进步电影公司和进步书局，搜捕共产党员，暗杀进步文化人。特别是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上海许多党的秘密机关被破坏，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一些左翼文化团体遭到打击迫害，一些同志被捕。周扬他们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勇挑重担，重组领导班子，使左翼文化团体不断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剧联所属剧团和影评小组依然在进行活动；社联所属团体和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照常运作，并有飞速发展；特别在电影、音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大量进步影片产生，救亡歌咏群众运动更是红红火火，以工人、学生、店员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群众歌咏队、合唱队迅速成立，成为开展群众斗争的骨干。聂耳和冼星海等创作的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等，已在全国传播开来。党的组织经过一段恢复和发展，由十数人达到130多人。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在上海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的高潮。左联一向被人们看做是“第二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面对这一新的革命局面，周扬等同志感到左联等左翼文化团体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已不太适应新的历史环境了，不利于团结更多的文化界人士了。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很大的启发。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周扬他们提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学主张。后来又从组织上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于是决定解散左联，并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又相继提出“国防戏剧”、“国防电影”、“国防诗歌”、“国防音乐”（我当时写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等口号，在文艺界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众多文艺界人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教育、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轰轰烈烈抗日救亡运动，为迎接全面抗战的到来，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党的斗争策略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转折关头，解散左联，提出和实践“国防文学”的主张，是左翼文坛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自觉克服多年来存在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一个重大进展和突破；业已打开的崭新的局面，充分证明了它的正确性。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和主流。至于在左联解散过程具体工作中的某些不周之处，人们在阐述“国防文学”口号中的某些欠当之处，都是第二位的问题。
抗战开始，周扬到了延安。他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文化教育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强调文艺界团结一致，全面为抗战服务的重大意义。他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主持鲁艺的工作，致力于改革教学制度和措施，加强专业学习，树立学术民主风气，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为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做了有益的准备。在鲁艺，他主讲文艺理论、讲新文学运动史，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写下了《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发表了数篇关于鲁迅、郭沫若的重要文章。他主持编辑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在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周扬深知，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是创作问题，真正代表文学运动成就的还是作品，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键是要拿出作品来，拿出大量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的风格、新的气派的作品来。他既抓群众性的秧歌剧，又抓大型文艺作品。由周扬等人组成的戏剧工作委员会，领导了平剧（即京剧）改革，创作出《逼上梁山》等剧目，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同时，他也支持地方戏曲的改革，在反映现代生活的创作和改编历史剧方面都取得了成就，创作出秦腔《血泪仇》等优秀作品。周扬对话剧创作非常重视，他一看到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演出的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就高兴地说：一出戏救活了延安话剧。他为该剧剧本作序，大力加以鼓励。1945年延安鲁艺师生们向中共七大献礼，创作和演出的现代民族新歌剧《白毛女》，是周扬从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中发现了不平凡的意义，决定把它搬上舞台的。从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开掘，到艺术表现形式的确定和完善，都同周扬直接有关。在《白毛女》的影响下，各个解放区歌剧创作有了很大发展。解放战争期间，他在晋察冀以及华北解放区工作。他在党内成立文委，团结本地区著名文艺人士参加工作，着重抓创作及研究当时群众文艺运动的发展。他写了《论赵树理的创作》，这是一篇最早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全面系统评价的文章，文中他称赞赵树理开辟了一条新现实主义的真正大众化的道路，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还有一件事，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儿，周扬建议并经上级批准，把艾青等少数作家从中央党校三部和鲁艺调出，住到了“创作之家”，因而这些作家在“抢救运动”中幸免于难，集中精力创作，有的写了优秀之作，后来被评为边区文教模范。为了推广解放区的优秀文艺作品，周扬首先选取小说、通讯报告作品中的一部分，编辑了两集《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出版；随后又组织编辑“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包括戏剧、小说、通讯报告、诗歌，共计53种178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成果，于1949年出齐。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周扬作为文化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党组书记，又是中宣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电影、戏曲、艺术团体和群众艺术活动，文艺书籍的出版，艺术院校、文物图书馆博物馆建设等，都要管，既要发展新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有步骤有重点地改造旧有的文化机构；既要领导发展国家经营的文化艺术事业，又要积极引导并有重点地扶持艺术家合力经营的民间职业剧团及私人经营的文化行业；既要大力发展表现人民新生活的现代题材的文艺作品，又要加强对优秀文艺传统的学习、继承与革新，其任务十分繁重。周扬作为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创建人之一，为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铺基开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上世纪5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事：
一是戏曲。还在1948年周扬担任华北中央局宣传部长时，他就根据毛泽东关于整理传统剧目应区分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的原则，经过认真调查研究，领导我们起草了1948年11月23日华北解放区《人民日报》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对建国后的戏曲改革乃至整个文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针。新中国成立后，他在文化部一上任，就建立了戏曲改进局，周扬还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主任委员，亲自主持研究戏曲改进局提出的修改与改编的剧本，并就戏曲改进工作计划、政策向文化部提出建议。1950年底，周扬主持召开了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会上有人讲了戏曲的“百花齐放”，周扬很重视，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不久就形成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根据周扬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和会上许多戏曲艺术家及戏曲工作干部向文化部的建议，在周扬的领导下起草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经周恩来审定修改后于1955年5月5目签发，这便是有名的“五·五指示”。1952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是周扬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抓的又一件大事。他在会上的总结报告，强调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既反对保守观念，更反对当时在戏曲工作上存在的粗暴作风和创作上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以其鲜明的针对性，内容的全面性、丰富性和深刻性，成为党在戏曲改革工作方面的纲领性文献。在戏曲剧目上，周扬一直奉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即传统戏和现代戏并举。1959年春，他又提出要创作新编历史剧，为最后形成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的方针做出了贡献。
二是电影。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东北、北京、上海三个国营电影制片厂，确立了在电影事业和电影创作中的主导地位，并支持了上海某些私营电影制片厂及其制片工作。周扬狠抓电影创作，花了很多时间看剧本，同作者讨论创作问题。1950年，国营厂有29部影片问世，私营厂生产了约50部，共同打造了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