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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芏嗍奔淇淳绫荆髡咛致鄞醋魑侍狻�1950年，国营厂有29部影片问世，私营厂生产了约50部，共同打造了新中国电影事业的一片新天地。批判电影《武训传》后，电影事业陷入低谷，周扬竭力倡导各厂之间、各摄制组之间进行自由竞赛，提倡题材要广泛多样，逐步把电影引上恢复发展之路。周扬反对电影创作中的片面浮夸、追求数量、忽视质量，提出“内容好、风格好、声光好”的要求，为创造富有民族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国庆十周年献礼影片提供了精神指向。在周扬、夏衍等同志的领导下，1959年优秀电影片的丰收，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被公认为一座艺术高峰。周恩来总理曾称赞说：“在文艺工作方面，戏剧、电影可以说是开得最茂盛的两朵花，这是两朵兄妹之花。”
三是提倡新艺术团体正规化，建立剧场艺术，提出国营剧场、电影院等文化事业企业化管理和艺术教育全面规划建设等问题。文化部成立不久，周扬就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精神抓了全国文工团的调整。当时全国地方和部队的各级文工团约有200多个，先后调整为话剧院（团）、歌剧院（团）、歌舞团，有的歌舞团后来发展为歌舞剧院。在艺术教育方面，文化部直接领导下的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和机构也陆续建立起来，有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文学研究所等。各大区也相应建立起了一批艺术院校。为提高解放区文艺干部的水平，在各高等院校建立了干部培训班。还创办了《文艺报》、《人民文学》，建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立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全国各地的文化馆、站。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布局是在那时形成并逐步完善起来的。
此时，百忙中的周扬还不时关注着出现在戏剧舞台上的优秀之作。他主持了话剧《红旗歌》座谈会，著文《论（红旗歌）》，力排众议，对其在创作上的得失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他还写了《从（龙须沟）学习什么？》，提倡学习老舍的真正的政治热情和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他还在石家庄工人创作演出的话剧《不是蝉》座谈会上发言，充分肯定工人话剧创作的重要意义。
在上世纪60年代，周扬主要抓了以下两件事：
一是主持起草《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即《文艺十条》，后改为《文艺八条》。这是上世纪60年代初党的文艺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周扬说，《文艺十条》中讲的十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个问题，即保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他针对当时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文艺同政治的关系问题，反复强调对文艺如何为政治服务，不要作狭隘的、简单的理解，只是强调直接配合某一中心工作，图解某一个具体政策；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泛的。他反复强调要着重艺术规律和艺术特点，反对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一般化，他主张文艺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认为这应当成为文艺队伍的“共同路线”。他说，为人民服务，就是“为他们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反映他们的利益，满足他们的需求”。“文艺怎样才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呢？这要通过文艺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他主持起草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及在这之前的《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都传达了同样的信息。这个时期，与《文艺八条》相配套，经周扬审改，还制定了《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即《电影工作三十二条》，及《剧院（团）工作条例》。所有这些文件，对于总结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克服“左”的错误，促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主持编选高校文科教材。这是中央交给周扬的另一重要任务。他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64年4月主持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修订了教学方案，商定了文科224门课程、297种教材编选计划。周扬就文科建设和教材编选提出了系统的指导思想，如：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相结合，而以教学为主；强调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统一，论与史、观点与材料的统一，古与今的统一，中与外的统一，“多”与“一”的统一，即学术艺术的多样性与社会主义方向的一致性的统一，集体写作与个人写作、新专家与老专家结合等等。他为文科教材编选注入了极大的心血。在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之后的两三年中，他差不多每月都要召开几次座谈会，同各门教材编写组的同志商讨教材编选问题。他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坦诚抒发个人的见解，从编写的指导思想、基本观点、篇章结构、具体内容，到表述方法，都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供编写组同志参考。他的那些讲话，才情勃发，学识渊博。周扬主持文科教材编选，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成功的范例。周扬主持高校文科教材编选，不仅解决了当时高校文科教学之急需，也推动了理论队伍的建设。他充分发挥老专家学者的作用，总结他们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体现当时我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文化积累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期间周扬多次强调文化、思想、学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需要积累，没有积累，永远不能提高。他多次强调，对文化学术研究部门来说，工作成绩的有无，成绩的大小，不是看你批判了几个人、几本书，而是看你培养出多少优秀人才，出了多少优秀成果。他说：“将来检查你这个单位有些什么成绩，就要检查你培养出多少人，有多少著作，有几个演员，演了多少戏。”一个出版社办得好不好，要看你这个出版社积累了多少好书，培养了多少出色的编辑；出版社没有出版好书，书印得再多不算是你的成绩。学校没有好教员、好教材，也不算你的成绩。周扬提出的这个检验文化建设成绩的标准，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强的针对性，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这里，我还要讲讲周扬作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领导小组组长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东方红》创作、演出的策划者和总指挥之一清楚地记得，创作人员的抽调，参加演出单位的确定，都是周扬同我们一起商定的；《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请示报告》，创作提纲歌词和朗颂词，也都是经他审定和修改后上报周恩来总理的；他审看了部分排练和彩排，提出意见，消除了领导小组某些成员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怀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周扬以他卓越的组织才华，丰富的学识，对政治和艺术的纯熟的驾驭能力，出色地协助周恩来完成了这一任务，同广大文艺工作者一起为后人留下了一部珍品。
经过文化大革命，历史进入了新时期，周扬进入了新境界。周扬站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列，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勇于探索，勇于创造，构成了他在新时期的主导思想和行动总则。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把这场讨论提高到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来认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他对中国现代思想发展史进行理性思考的代表作。他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讲话中，对以往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他对自己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对建国以来因与他工作有关遭受不公正对待蒙受冤屈的同志，诚恳地不只一次地表示道歉。他的宽阔坦荡的胸怀，光明磊落的气度，认真对待自己错误的科学态度，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他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大力倡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忱爱护人才，提倡宽容精神，为调动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繁荣学术和艺术而殚精竭虑。他对新人新作，一向以极大的热情予以支持、鼓励和表彰。他深刻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反思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错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研究。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在探索，为发展和繁荣学术艺术而操劳。他强调，理论要回答和解决现实中提出的新问题；文艺也是服务行业，科学和文艺要结合，要有“真正艺术家的勇气”。他终生都在为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而不倦地耕耘。
总之，周扬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难得的、难忘的文化的建设者。一提起他，我就有许多讲不完的话。“文学艺术，质量第一。重在建设，贵在积累。切忌浮躁，更忌浮夸。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在纪念周扬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用我在2001年初迎接新世纪时写的这几句话结束我的发言。
2008年11月12日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杜润生二三事·张木生
2008年7月18日，杜老95岁华诞。惊回首，相知、相识、相随杜老已28年。杜老仍思维敏捷，但已行动迟缓，口齿吐字不甚清楚。马阿姨已不认人，只认杜老，这相濡以沫的老伴。一丝惆怅，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我第一次与杜老有直接交流是1980年夏天，我和王小强参加杜老在万寿路宾馆主持的一个座谈会，在座的多是各省农口的领导，主题是基层干部问题。当时包产到户初露端倪，乍暖还寒。基层干部矛盾突出，发言者对基层干部颇多微词。杜老突然点将，“让在农村插过队的年青人说说。”小强和我只表述了一个观点：基层干部，是我们党在农村的惟一组织资源，体制正确时，干好事的是他们，体制错误时，干坏事的也可能是他们。除了他们，我们在农村不可能找到另外的替代力量。杜老投来赞许的眼光，鼓励我们继续讲。我补充：“就像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同一个孙悟空一样。”杜老嘿嘿地笑起来：“噢？你们年青人也这样认识？”显然是表彰，杜老拉着我们两个年青人与他同桌进餐。霍泛伯伯边吃边敲边鼓：“老杜啊，你不总想找一些有理论有实践的年青人共同搞调研吗？”杜老笑而不答，他要观察我们，考量我们。那是我第一次近距观察这位智慧老人，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一块巨大的磁石，只一次就吸引了我。
随着我们这群年青人下乡调查的次数日多，与这位智慧老人的交往日增。当时包产到户方兴未艾，支持者与反对者的争论也白热化，两军对垒，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文革虽已结束多年，但多数人仍是作惯性思维，路线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
八亿人，不斗行吗！杜老反之，十亿人，不斗就行。
杜老主张“道并行而不悖”，见仁见智，互擅胜筹，汇合各方主张，相互容纳，各家见解虽有不同，但经过论辩，即为集思广义，必能激荡出完美的政策方向。可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对集体经营、包产到组、包干到户，杜老提出了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的公式。争论的双方也就此尽释前嫌，“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此包产到户一发不可收，如燎原之势，而观点不同的人们，恐怕是第一次“道不同可相与谋”，没有上纲上线，不受路线斗争之困。我亲耳听万里同志说过，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这之后，实践中，粮食产量说服了方向。
杜老善用辩证法，而且如臂使指，将复杂的事物抽丝剥茧，提炼为哲人的理性。我随杜老到西安研究包产到户后，个体工商户如影随形成长起来，出现私营企业雇工经营。姓社姓资的争论立刻出现。杜老不温不火，他提出改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要多用归纳法，少用演绎法，到实践中去找答案，标准是被雇的农工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结果是短短几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多种经营遍地开花，农业生产力高歌猛进。1980年一1986年，那是农村变革的黄金时代！
杜老就是这样，在波澜不惊，有条不紊之中，推进历史的巨轮发生了石破天惊的变化，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却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有一次，随杜老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记得高小蒙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中央手中只要保持1280亿斤粮食，用保护价收购，剩下的所有粮食可完全放开，取消粮票，市场化经营。这就是“稳一块，活一块”的渐进改革模式。这时，一位中央领导说，你们年青人还这样保守，中央留一千亿斤足够了，剩下的全放开。话音刚落，一位年青人很冲动：“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这位中央领导马上向冲动的年青人走过来，拍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你们慢慢说，我仔仔细细听，好吧。”
走出中南海，我以为杜老会批评我们张狂。没想到，他老人家嘿嘿嘿的乐，并说：“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进入2007年，杜老还是那么睿智。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针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争论，一篇是由姚监复代笔，他老人家口述有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还原。看了这两篇文章，我忍俊不禁，可谓人老成精，姜还是老的辣。有人说杜支持谢韬的观点，我看未必。引原文：题目是《理论思维活跃是民主振兴的喜庆气象》，好听又中肯。“一个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思维，一定会衰败下去。”切中时弊。中国什么样的产能都过剩，最大的危机，最稀缺的是信仰危机和理论再造。“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思想上的试错，可以代替行动上的试错。”大智慧而不失分寸。文路一转：“谢韬文中有一个地方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个提法，口气硬了，不一定妥当。现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民族危机。”看似轻轻提起，却一语中的。“什么是中国特色？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那么，要不要瑞典特色？瑞典是八百多万人口的小国，我们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大国怎么搞？恐怕也不可能全盘接受瑞典模式。”结论已不言自明，杜老的大智慧，逢右必左，逢左必右，左派右派见杜老都皆大欢喜，但他又从不失原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杜老另一篇耄耋之作，我手头的《炎黄春秋》未找到该期，但记忆深刻。杜老还原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的本来面貌，指出，无论是理论的彻底性，还是实践的完整性，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望其项背，无出其右者；今天仍是我们无法超越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初始点。事后在网上看到此文，将小标题摘抄如下：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根本前提；二、建国以来失误的根源是脱离了中国国情，错误地抛弃了新民主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