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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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取得政权，其领袖普拉昌达总理宣布，要在尼泊尔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由共产党领导在尼泊尔发展资本主义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措施。这不能不说是对这一理论的发明者的反讽。
两篇短文，举重若轻，精心构筑，恢宏布局，深谋远虑，必胜战略，百折不挠，念念不忘，虽垂垂老矣，耳聋眼花，其人格魅力就在如何把中国的事办好。
这十年，我和爱人王祺元经济条件好转，我们俩有更多的能力呵护两位最敬重的师长，一位是王耕今，去年96岁驾鹤西去；一位就是杜老。在他远离权力中心之后，我们与他和马阿姨越走越近。但无论你与他走多近，你永远无法改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和角度，即使众口一词，杜老总有杜老自己的说法，他一贯保持的是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特想影响杜老的思路，但从没有成功过。而对人，他总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过他的人。有时，我对杜老讲某人的问题，只要口出恶评，答案总是这人有长处若干，那人肩膀很硬。杜老批评人，你若没点悟性，还以为是表扬你呢。
“中国仍要过好两关，市场关与民主关。”杜老老而弥坚而矢志不渝。殚思极虑而知白守黑。拨云见天而明察秋毫之末：“用市场机制激励人，用民主政治团结人。”两者缺一，改革便是焚琴煮鹤。现在的改革开放就是跛足的改革开放。
最后，讲一件小事。十几年前，我随杜老到大连，调研之后，当地政府安排杜老参观一座新开张的购物中心。陪同人员向杜老推荐了许多高档商品，杜老一一婉拒，最后只给孙女选了一件小毛衣和一只铅笔盒。当我去结账时，磨破嘴皮人家就是不收钱。杜老看在眼里，当时没给任何人难堪。那时杜老的鼻炎很重，不断地需要纸巾，鼻子都擦红了，我将宾馆的湿方巾用塑料口袋准备了一堆，随时提供给杜老使用。回到宾馆陪同人员渐次散去，杜老将我留下：“两件事你办得不够好，购物款马上送去，毛巾是宾馆的，带离宾馆就不妥。”儒雅清瘦，仙风似闲云野鹤，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烟火气味，说话绵软，未语先笑的杜老还会批评人？他把我批乐了。
如小强所说，一眨眼过去30年，张木生退休（今年4月就该退，命令迟迟未下）！“白丁”变苍头，转眼来到他们对我们充满期待的年纪。杜老谆谆教导我们，每年要为人民做一二件能上账的事，检讨自己，我很愧疚。
洞微烛隐，虽马齿渐老，仍直言无忌。现在的什锦八宝粥之类的时贤，“因为是达官贵人，权豪势要，士流耆宿，富商名家，同样为观瞻所系，需要装点些勤政爱民，为富近仁，学高德厚，儒雅风流，所以在公众场合常常也要说这些事先设计好的话，做些事先安排好的事，举手投足有如做戏。这种事古已有之，所以戏台对聊有‘大千世界无非傀儡之场；第一功名亦等俳优之戏’，点明了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这番道理。”（陈四益：《作秀的难处》，《读书》2008年第9期）
难怪，毛泽东要“粪土当年万户侯”。
杜老总说他自己只是一个“符号”，我常想这个“符号”是什么？参来悟去，乃真共产党之谓也，真假不可不察之谓也。
（责任编辑 吴 思）
蒋百里：是真名士自风流·王贵肚
70年前，56岁的蒋百里在广西宜山去世。他一生有许多传奇：23岁以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毕业，天皇赐刀，震动中日朝野，从此学校将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第一；30岁他被委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因抗议陆军总长段祺瑞的百般刁难而拔枪自杀，伤愈后与护理他的日本女子佐藤结婚；“西安事变”时他成为张学良的阶下囚，却以谋士风范为张学良出谋划策，促成“西安事变”顺利解决；他有个女婿叫钱学森，美国人称钱“一个人可抵五个师”；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月社”的成员，写过一部《欧洲文艺复兴史》，由梁启超先生作序，今天仍是美术学院的教材；1923年他就预言中日之战是“持久战”。1938年完成了著作《日本人》，最后一句话是“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黄炎培先生在挽联中写道：“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一、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
1882年，蒋百里出生在人文荟萃的浙江海宁。1900年，他进入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学习，两次考试都名列冠军。杭州还有一所东城书院，他课余参加应考，五次考试还是全列第一。从此，他名声大震。1901年，他从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惨痛教训中省悟，决心弃文习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士官学校学习。他与同是浙江人的同学蒋伯器，才华出众，成绩突出，被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两蒋，倾国倾城”。在此期间，他与士官学校的同学蔡锷成为莫逆之交。蔡锷讲：“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这句话，促使蒋百里终生献身国防。他们两人与另一位同学张孝淮，被誉为士官学校的“中国三杰”。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按照日本的规矩，士官榜首由天皇赐刀，日本人引为殊荣，却不料为中国人所得，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从第四期开始，士官学校的中日学生分开授课，预防中国学生再夺冠军。
1906年，蒋百里回国。浙江抚台张曾扬久闻他的大名，想委派他做第二标统，他却举荐了同学蒋伯器。蒋伯器凭借这个职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二任浙江都督。蒋百里在老师的举荐下，进入东北总督赵尔巽的幕府，任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可谓少年得意、飞黄腾达。他向赵尔巽表示：“我在日本学的是初级军事，中国国防应取法乎上，研究世界军事。世界陆军以德国为最强，我希望能有到德国实习的机会。”赵尔巽非常赞同他的想法。蒋百里来到德国，在第七军任实习连长，统帅就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当时，德国军官看不起这位文弱斯文的中国军官，但一个德国教官说：“你们不要嘲笑他，看他的步伐，就知道他骑术的高明。”的确，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就是有名的骑手，从来不用缰绳、马鞭和马鞍。有一天，兴登堡元帅召见蒋百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从前拿破仑说过，若干年后东方必出一位伟大的将才，这或许就应在你的身上吧！”此话传出，蒋百里在国内更加名声大震。他的德语老师阿司特夫人30年后对蒋百里的女儿讲：“你的父亲年轻时在柏林参加跳舞竞赛，以华尔兹舞夺得第一名，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秋深了，树林旁的人行道上，徐徐的松风下，有人席地而坐，朗诵歌德的诗。依稀如神仙中人，这就是你当年的父亲。”
二、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
1910年，蒋百里回国。当时的禁卫军训练大臣良弼邀请蒋百里担任禁卫军的标统。蒋百里讲：“我在日本当过排长，在德国升任连长，今后宜为管带。我做事的目的还是在求学，要一级一级地历练上去。”蒋百里虽然任管带，但良弼大事小事都向他咨询，实际履行参谋长的职责。1911年，蒋百里的老上司赵尔巽奏调他复任东北督练公所的总参议，相当于今天由中校一下子跃升为中将，“直升飞机”坐得太快，“上谕”只好以“二品顶戴”任用。当蒋百里辞去管带的时候，因为平时深得人心，所辖官兵包围着他不放行。最后还是良弼替他解了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接了下来，当天离开北京。
蒋百里到东北的第一课，就是建立东北第一线国防，这是他平生最快意的工作，也是他最拿手的工作。蒋百里认为，练新军必须除旧军，招抚改编的绿林队伍应在淘汰之列。当时招抚队伍中任巡防营统领的张作霖，视蒋百里为眼中钉。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之后，清廷将东北三省大部分新军调往关内，赵尔巽只能对旧军采取绥靖政策，蒋百里遂无用武之地。张作霖对蒋百里久有必除之而后快的野心，有一天赵尔巽密告蒋百里：“现在应该是你走的时候了，迟了我无能为力。”蒋百里毅然登车南行，张作霖亲自带卫士追上车。蒋百里只好躲进厕所，把门反锁，躲过了张作霖的追杀。
三、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
1912年，蒋百里被袁世凯委任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向学生表示：“如不称职，当自杀以谢天下！”他多次强调：“办第一流的军校，就该不惜任何代价，将来才有莫大的收获。”但他很快被官场上的复杂人事关系搞得焦头烂额，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任用他的主意出自袁世凯，他的顶头上司、陆军总长段祺瑞没有把他视为心腹，事事加以刁难。当时学校的学杂费由公家供给，但蒋百里请求拨款的电报，却被陆军总部搁置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交涉，却得不到任何结果。他带着一肚子怨气回到保定，致电辞职，袁世凯不接受；再向部里催款，结果还是不理会。1913年6月18日清晨，他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沉痛地讲：“我到本校后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说完，他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开了一枪。
蒋百里的自杀壮举，很快震动了朝野。袁世凯委托日本公使迅速派一名最得力的医生到保定施行手术，并派一名最好的助手同往。蒋百里在东京士官学校毕业考试夺得第一，日本人非常看重他，公使当即派军医平户和助手佐藤来到保定，挽救了蒋百里的生命。美丽的北海道女子佐藤为蒋百里把脉、量体温、喂饮食，尽了最大的努力。蒋百里的伤情稳定后，她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讲：“忍是大勇者所为，自杀非勇者的行为，而是逃避人生责任。你如果不能忍，将来如何能够成大功、胜大任？有热血、有能力的男儿如果轻言牺牲，国事由何人承担，如何对得起国家和培植你的老前辈？”蒋百里对她讲：“我依你的话不再轻生了，但以后遇到生死难关，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我的身边，谁来提醒我、鼓励我的勇气呢？”蒋百里伤愈后，感到自己的心被一支爱的神箭射中了，佐藤小姐从他的目光中发现异样的东西在闪动。在此后一年间，蒋百里给佐藤小姐写了很多信，有一封信向她正式求婚，却遭到委婉的拒绝。蒋百里回信讲：“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一年后，佐藤小姐成为他的妻子。因为他平生最喜爱梅花，为她改名“左梅”。他们先后生育五个女儿，其中第三个女儿蒋英嫁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
四、陆军总部军事处的一等参议
蒋百里伤愈后，袁世凯委任他为陆军总部军事处一等参议。段祺瑞时任陆军总长兼任军事处处长，蒋百里如果来办公，还会受到刁难。袁世凯转告蒋百里：“不必到公府来办公，月薪三百元按期支付。”蒋百里对袁世凯的知遇之恩当然有所感戴，但对他的倒行逆施行为却义愤填膺。当时，袁世凯用调虎离山计，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蒋百里与这位同窗好友经常碰头，密谈军国大事。蔡锷秘密离开北京来到天津后，袁世凯派蒋百里赴天津劝他回来。蒋百里将计就计，来到天津后与蔡锷谈了一整夜讨袁计划。回京后，他向袁世凯报告：“松坡（蔡锷的字）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蔡锷在云南举起反袁的大旗，全国各地一呼百应。不久，袁世凯取消了帝制，很快被气死了。蔡锷因身患重病，东渡日本治疗，不料以35岁的盛年死于异国。蒋百里亲赴日本，料理蔡锷的后事。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蒋百里任总统府顾问。1917年后，他在政治上的出路越来越窄，在学问上的成就却越来越大。梁启超所办的《庸言报》和主编的《大中华》杂志，凡是有关军事的论文都由蒋百里执笔，他的军事学者大名更加显赫。1918年12月，蒋百里与梁启超等组成赴欧洲考察团，1919年1月2日到达伦敦。蒋百里的研究精神和好奇心理，与梁启超非常吻合。梁启超对欧洲文艺复兴史深感兴趣，自己出题目请法国名流演讲，蒋百里记录下来，便是后来出版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本书作序，老先生动起笔来像长江大河不能自制，序文比原书的篇幅还长，只好改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考察期间，蒋百里从巴黎出发，考察了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的国防建设状况，写成《裁军计划》、《精兵主义》两篇文章，发表在国内杂志上。蒋百里在欧洲游历考察10个月，返国时又添了一个女儿，这就是蒋英。
五四运动后，蒋百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位斗士。当时梁启超成立了推进新文化的三个机构：（一）读书俱乐部；（二）共学社，主要出版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丛书；（三）讲学社，每年请一位驰名世界的学者来华开一次讲演会。前两个机构都由蒋百里主持，后一个机构的总干事也是蒋百里。同时，蒋百里主编《改造》杂志，他的文章散见全国各大报刊。他还参加了浙江同乡徐志摩发起的“新月社”，与这位多情诗人成为道义之交。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最宁静的时期。
五、唐生智将军的幕僚
1926年，北伐战争打破了蒋百里宁静的生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讲：“百里先生如果参加革命，则革命的进展必然更快。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如果插足革命阵线，必然使国民更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而不存踌躇不前的心理。”那时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由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他不能兼顾，改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暂代。国民党要人都想借重蒋百里担任总参谋长，因为北伐军出湖南，湖南军官的90％都是他的学生。而此时，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也想请蒋百里做总参谋长。他不觉好笑起来：“绕来绕去都是参谋长的呼声，好像我生下来就是参谋长的材料。”他主张全国尽快统一，自然不肯做割据军阀孙传芳的总参谋长。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是蒋百里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他的队伍英勇善战，在湘鄂大地所向无敌，被升任前敌总指挥，很快攻占汉口。当时，唐生智的声势如日中天，他手下的几个军长都已晋升为总指挥，这批人都是他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的同学，他们当年的校长更是被高看一眼。北伐军攻占南京，蒋百里被蒋介石派专车接入总部洽谈时，针对国内外形势提出建议：“对日本宜采取缓兵之计，不让它袒护中国的残余军阀，等到中国统一完成后，再和它清算也不迟。”蒋百里亲赴日本与田中首相会谈，获得相当的佳果。
北伐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