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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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程度地与浪漫主义结合着的。这些行为透露出的信息，也许可以解开邵、何反对茅盾的观点，并且拿当时影响很大的55级的“红色文学史”开刀的原因。
年轻的55级同学，包括那些想“撞上”的，显然对这种文学行情的变动认识迟钝，只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红色文学史”非改不可了。这就是它出版不到一年就全面修改，扩大为四卷“黄皮书”的原因。但这么一改，就把自己与“一切资产阶级文学史的根本区别”轻轻地抛弃了。套用一句老话：这部文学史的“革命性”就被“阉割”了！而且在1959年，又因时局的变动，开始强调团结旧知识分子，《人民日报》发表小文章，批评55级没有感谢老师的教育培养，又要他们来担当未能尊师之责。许多同学对党报为什么这样批评不理解，还瞎猜是李希凡写的，后来问过李先生，李先生否认。到了“黄皮书”，所有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内容全都删去。
“红色文学史”套上“革命”观点、红色外罩，但内容不见得都“红”。只举最著名的李、杜的诗为例，它肯定了李白诗歌的“反战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肯定“李白诗歌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能够写出人民的痛苦生活，直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认为“杜甫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人道主义“通过对劳动人民优秀品质的赞美而深刻地流露出来”。到了“黄皮书”，对古代文学遗产的肯定就更多了。岂知此时又发生中苏交恶，中国开始批修，人道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这时已是毕业前夕，来不及大改，但还是做了局部的修改，凡提到人道主义的都改过来，把这些修改的部分抽出来印了一本约二三十万字的“白皮书”，用于内部参考。
从“红皮书”提出自以为是“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根本对立”的观点，到“黄皮书”的抛弃这观点，从肯定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到“白皮书”删掉人道主义，变化不可谓不大。这样的变化使原先“红色文学史”的“革命”色彩大为消退，企图显示与资产阶级学术“根本区别”的意图大半落空。然而55级同学可能还没有明白过来，疲于奔命，反复修改，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团团转，与真正的学术革命并无关系。学术要紧跟政治形势，学术观点也要服从政治需要，对于此道他们（至少是大多数人）还处于蒙昧状态；所以不懂得“跟风”，不知道在抛弃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后，如果换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自古相结合”的新公式，说不定会改出一部更趋时的“红色文学新史”来。后来继续出版的或编或著的《中国小说史》、《近代诗选》、《成语小词典》等，只是“大跃进”的余波，其内容与当时的政治风向并无多大关系。他们毕竟是些小书生啊！
1958年，55级同学被卷入“大跃进”的浪潮，被推上了时代的浪尖，也许有人自以为这回“撞上了”；其实这些小青年的学风还没有全被扭曲，他们的理论观点就总也“撞不上”。用学术观点紧跟政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他们远未修炼到家。这就是他们的矛盾，也是他们的尴尬。所以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起，他们中很多人一夜之间从“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变成了“修正主义黑苗子”，让他们的弟弟妹妹，比他们“革命”十倍、百倍的红卫兵们，抡起铁扫帚，同着他们曾经批判过的老师扫到一堆去了！
这时，离他们走红的年代，相隔不过几年！
个体和集体
如果要还原一个真实的55级，那还应该说：编写“红色文学史”并非55级全体同学的意愿。55级也并非团结一心的“战斗集体”，而是存在思想分歧和思想斗争的，这里我要利用一些旧材料。55级毕业时有一篇《在红专大道上成长的战斗集体》的专稿，其中保存了一些当时思想斗争的实际情况。报道记述了1957年后学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情景，也记述了编写“红色文学史”的提议并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报道称55级有的同学崇拜、羡慕资产阶级教授，把他们当做偶像，把他们的话“当做经典一样地奉行不苟”。也有的同学对集体科研持怀疑的态度，不相信大三的学生能编出大部头来。他们“坚持要回家去，拒绝和同学们一起战斗，他们认为文学史根本不可能写成，不如回家休息休息，写写自己的文章”。甚至在“红色文学史”出版后，55级已经名声大振，在还要不要继续搞集体科研的问题上，也还有人反对：“个别同学动摇了。他们说：‘这样搞下去不行。每个人读的书少了。现在几个人在一起还可以，将来毕业出去一个人怎么办？”’为此，全年级开展了辩论，那些反对的同学当然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白专道路”。报道说他们后来都转变了、进步了，却是未必如此的；精神上受压抑所形成的心结，也许终身都化解不了。那年暑假我不在学校，等到开学回到学生宿舍，这里已是“平安旧战场”，但还能嗅到一点火药味，如某同学宿舍的门上残留着他离校前被贴的大字报，令其“悬崖勒马”。当时我确有一种感觉，编书的气氛还很紧张哩！为什么不能来点“兼包并容”，让想度假的回家去，想自己写作的写他的作品，让真心实意要集体编书的一起来编书，那就不至于那么紧张。但那是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做事强求一律，追求清一色，不允许有个人的意志，自由主义已经扫地出门。北大也是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培养人的，好学生就应该绝对服从集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做党的驯服工具，自觉消泯个性。否则就是“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报道记述了55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的情景。为了说服某同学，“党支部领导大家算细账，使他看到30多个人苦战35天等于一个人工作7年”。还有同学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咱们几个人一凑，不就是一个集体专家了吗！”
但是，科学研究能这样“凑”出成果来吗？55级在集体科研中确实发扬了协作精神，这是他们很突出的优点，“一个人发现了一条材料，便立刻告诉别人，一些同志把几年来做的卡片都拿出来给别人参考”。在特殊的时空条件下，还很年轻、单纯的学生们似乎攻破了“学问私有”的思想堡垒；但就是这样无私地“凑”，事实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提升“红色文学史”的学术质量。在科研攻关中需要团队精神，需要集体主义，但不应完全否定个体的作用和意义。其实55级的书能够编出来，不就是许多个人（主动地或者勉强地）贡献了个人的力量吗？
归根到底，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思想上、文化上必然非常强调树立集中、统一、服从等观念。那时55级同学都是“准国家干部”，通过集体编书来批判个人主义，培育服从集体的观念，这是55级受到表彰的另一原因；即使书中的“革命”观点都改掉了，他们仍然是先进集体。
幸运的和不幸的
“红色文学史”的编成，给55级带来了许多荣誉，他们被树为全国教育革命的榜样，是全国群英会的代表、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青年集体。我并不主张全盘否定55级和“红色文学史”，例如把中国古代文学史贯通到现代，补齐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这一段，这还是第一部。但是利弊相比较，弊远远大于利。它的点名批判伤害了自己的老师，在编写过程中批判“白专道路”又伤害了部分自己的同学。而这种集体科研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损害了学生的基础训练，以教育、学术为紧跟某种政治的工具，助长主观唯心主义的学风，破坏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破坏了学术规范的养成，对学生学业的健康成长的伤害更大。更不用说要求做“驯服工具”对青年思想成长的严重损害，最终是大家都是受害者！“红色文学史”昔日似乎为北大带来了光彩，其实是教育“大跃进”的瞎折腾的典型产物！
55级的确是建国以来北大中文系出人才较多的一个年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有母校培育之功。但在校最后两年的折腾，也使他们受害，他们本来是可以学习得更好的。而且为荣誉付出代价，并没有给每位同学以公平的回报。55级的名声使他们毕业时成了“抢手货”，北大人事处曾经要中文系把这个年级所有的骨干都留下。但别的单位也抢着要，北京日报社还一定要党员。我本来是分配去读研究生的，就因为原定留校的某位党员改派到北京日报去了，把我来补了他的空缺。那一年分配去的单位多是教育、文化部门，多数人都留在北京，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都分去了不少人。因为多数人都想做学问，所以留在北大任教被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年留校的就有14人，加上有两人提前毕业留校教马列，后来成了哲学系的美学教授，再加上读研究生的毕业后又有两人留校，我们年级总共留校18人。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幸运，在5年中遭遇不幸的同学也不少。只以我所在的二班为例，在学期间有两人被错划为“右派”（是全年级划“右派”最少的班）；有两人因“反右”中的“错误”受到团纪处分；有一人因为说了1959年安徽农村的真实情况，被当作“反动学生”勒令退学，劳改后回乡当了一辈子农民；有一人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的头目，被他家乡的公安机关逮捕入狱，中断了学业；有一人因生活作风小有缺陷，被当作“流氓”勒令退学了；还有两人因毕业鉴定中“政治态度”划为“中右”，被用人单位误为是“中等右派”，报到后立即送到劳改队去。据我所知给每个人划政治态度是“反右”以后的事，每隔一段时间就划一次。分为左派、中派（又分中左、中中、中右）、右派（也有一般右派、极右派之分）。我是团干部，有时班上党员也给我看看这种划分，所以我知道我在1957年的“鸣放”时期，也是个“中右”。那两位被误送去劳改的同学在发现是弄错了之后，从劳改队放出来分到北京近郊的中学去教书，“文革”中又都受到冲击，因生活、工作不愉快，于“文革”后都回故乡去了。究竟谁把他们定为“中右”，至今也搞不清楚。
我们班是全年级人数最多的，共29人，不同程度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就有9人，差不多占到三分之一了。这比例实在够大的。就是受团纪处分最轻的某同学，后来的分配也受影响。他本是留校读研究生的，却赶上了“三年困难”调整、压缩研究生名额。跟他一起分去读现代文学的3人，只有他是受过处分的，便被压缩了，改派到据他自述从未听说过的某地的一所还没有校舍的大学去了。我这只是说的我的班，其他三个班还有比这些更严重、更悲惨的故事！
现在这些同学已经全部得到平反，有的也已成为著名学者，在后半生得到一定补偿，但也有的终身受难。荣誉后面并非都是欢歌笑语，未名湖也并非尽是柔波荡漾，杨柳轻拂。想想那么多“同桌的你”的惨淡人生，当年那些荣誉、那些豪言壮语都显得何等虚妄，甚至可笑啊！
（责任编辑 杨继绳）
霍查家族沉浮录·王洪起
2008年10月16日，上百名阿尔巴尼亚人来到首都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纪念阿尔巴尼亚已故领导人恩维尔·霍查诞辰100周年。霍查的遗孀奈奇米叶在纪念仪式上称霍查是“为阿尔巴尼亚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英雄”。而民主党创始人、现任总理贝里沙则在霍查诞辰前夕呼吁人们与纪念活动拉开距离，并称霍查是阿民族历史上最大的暴君和独裁者。
霍查：生前受崇拜，死后被掘坟
霍查1908年10月16日生于阿尔巴尼亚南部素有“石头城”之称的吉诺卡斯特。他的家族是穆斯林。
霍查1930年中学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在蒙彼利埃大学攻读自然科学。学业未成，他便到阿尔巴尼亚驻布鲁塞尔领事馆担任秘书。1936年回国后任中学法语教员，并同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了联系。
1939年4月，意大利法西斯占领阿尔巴尼亚，霍查成为当时反法西斯组织的首创者之一。他动员群众投入反法西斯斗争，曾被意大利占领当局缺席审判死刑。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来更名劳动党）在地拉那秘密成立。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中央总书记，随之在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上被选为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和解放军总司令；在第二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临时民主政府总理。
1946年，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后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现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成立，他担任政府总理，并曾兼任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霍查从1943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一直是党的第一书记（总书记）、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总司令，并拥有全军唯一的大将军衔。
1945年元旦，37岁的霍查与24岁的奈奇米叶结为伉俪。
1973年，霍查患心肌梗死，心律不齐，以致发展到心脏机能严重不全。为此，阿党除组织国内名医和法国名医诊治外，还邀请中国医疗小组前往救治。1985年4月11日，他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霍查去世后，阿党和政府为他举行了极高规格的国葬仪式，他的灵柩安放在地拉那“祖国烈士陵园”内的最醒目位置，常年由战士为他守灵。地拉那（霍查长期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吉诺卡斯特（霍查故乡）和科尔察（霍查青年时期读书和任教的地方）三个城市竖立起霍查纪念塑像；地拉那大学命名为“霍查大学”；阿尔巴尼亚少先队组织改称“霍查少先队”；阿尔巴尼亚第一大港——都拉斯港以霍查命名；科尔察区著名的普拉奇合作社命名为“霍查合作社”。
霍查一生4次访问苏联，多次会见斯大林，并撰写了《与斯大林在一起》一书。1956年，他曾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会见了毛泽东，这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访华。至于西方，他极少涉足。霍查执政期间，对外“反对帝、修、反”，特别是“美帝、苏修”，对内大搞“反党集团”，清除异己。
霍查把斯大林的学说奉若神明，贯彻于阿尔巴尼亚的“阶级斗争”实践之中，利用铁腕手段控制着“山鹰之国”的党民们，总共进行了12次残酷的大清洗；为首者，基本上是肉体消灭。兹举其要：
1944年底，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劳动党）政权建立后不久，霍查就开始个人膨胀，独断专横，违背了党内民主，让中央政治局的人感到担心。他们开始善意地给霍查提意见。霍查没有听从。党中央的第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组织书记科奇佐治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清算霍查的错误。霍查事先听到消息，把佐治等16人全部逮捕，指责佐治是南斯拉夫的代言人，将其开除，并于1949年以企图暴力夺权等罪名处死。
1973年上半年，霍查在秘密召开的阿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批判以阿党中委、地拉那区党委宣传书记法迪尔帕奇拉米，中委、阿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托迪卢鲍尼亚，中委、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地拉那大学校长阿基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