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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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党一声令下，就把群众运动纳入到党领导的轨道上来。共产党处于在野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发动群众，同共产党在全国执掌政权的条件下发动群众，其情形是很不一样的。执政条件下，党可以凭借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历史资源和政治威望，运用掌握的巨大行政力量和手段，一夜之间迅速动员国民。在野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共产党正处于高危状态。“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党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党组织是不赞成的。在国民党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群众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笔者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
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被捕，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
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着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特务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党内有的领导人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
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至于“一二·九”运动第三阶段，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不多说了。
第三，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党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历史
回到本文讨论的主题：“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
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我们必须回溯到1939年。
1．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着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
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肯定了党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
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简单了些，不够全面。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说得较上年全面了。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
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理解，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
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
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
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央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第四，结论和应该怎样对待历史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何谓党的领导？
评判一场运动、一个组织的发生发展有没有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实事求是地考察清楚以下两点：
一点是，党的组织系统是否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并控制其发展？
另一点是，在这个运动中，党的指导思想是否得以贯彻。基本政治口号是否和该党吻合，党的路线、纲领以及方针政策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政策上的具体问题则不应强求。）
据此两点来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
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复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党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
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党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党的领导。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走上了中共领导的轨道。这就是结论。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不能为权者讳。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李炳泉在北平和谈中的真实身份·诸有琼
1947年底我和同学李树藩相识。1948年7月中共南方局职业青年支部成立，李炳泉担任支部书记，树藩是支部委员。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那是党的秘密。炳泉家住东城遁兹府大草场甲16号，这是我们多次去的地方。他和树藩谈“正经”事时，我就和他的夫人刘可兴聊天。1948年我和树藩结婚后，炳泉也到过我们在东皇城根62号的家。这里后来成为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
为了保护文化古都北平的文物和二百万人民免遭涂炭，地下党从多条途径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李炳泉曾经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以采访部主任为掩护职业，加上“剿总”少将联络处长李腾九是炳泉的堂兄，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1948年秋，地下党决定把炳泉从职业青年支部调出，专门做傅作义的工作。他就是最先向傅作义转达党中央和谈意图的人。从那时起，我就看不见炳泉的踪影，但也从不打听他的下落。直到北平和平解放，炳泉随解放大军进城见面后，谈及他作为我党代表，参与了北平和谈工作的全过程，才知道他这一段传奇式的经历。
北平和谈的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