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八詹氐男矶嗾湎〉闹泄髑迨贝氖榛谒ナ篮笕季韪撕貉г骸８呗夼逋�14国语言，汉学造诣尤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写了长篇小说《狄公案》（以唐代名臣狄仁杰为主角的破案故事，共130万字，国内已有译本）。
四
看了当代中国的资料就会感到强烈的震撼。
我的面前是美国华盛顿出版的二十大本厚厚的《红卫兵资料》，共计8000多页，主要是红卫兵小报，有《新北大》、清华《井冈山》，有上海、广州、长沙，甚至哈尔滨、乌鲁木齐、拉萨各地“红卫兵司令部”出版的小报，也有国家机关“造反组织”的“给牛鬼蛇神的通令”、“大批判专栏”、“首长讲话”，还有各地武斗的“血案纪实”、“最最最强烈的抗议”等等。据介绍，这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已制成缩微胶卷（每个胶卷有1000张胶片）。管理员拉出一个抽屉，里面满满的都是胶卷。据说，在“文革”期间，美国的情报机关在香港高价收购大量从内地流传出去的小报，对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进行分析，1970年代以后就分门别类，复印装订成册，在国际上出售。莱顿大学的这些资料都是从美国买来的。至于当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有关“文革”的资料、书籍更有一大堆，诸如《红卫兵造反演义》《×地武斗始末》《××部夺权记》《九死一生实录》等等，名目繁多。
我们新华社每天都出《参考资料》，其实几个大通讯社也都有，我就看到路透社出版的“参考”，其中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材料（那也是可以公开订阅的）。这不稀奇，难得的是美国人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大陆现况汇报》《中国每日报告》《中国大陆报刊选译》《中国（地方）广播选译》，这四份刊物都是每周出6本，每本40—60页，已全部译成英文。还有一份华盛顿出版的《中国报告》，每周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分专刊出版。新出的还在书架上，旧的都装成合订本收起来了。在这些陈列着合订本的书架上，我还看到一本厚厚的《工作通讯》，我打开一看，原来是我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给团以上干部阅读的内部刊物，据说有人把1961年全年的一套偷带出国，卖给了美国，我所看到的已经是译成了英文的合订本。不必问了，这也是从美国买来的。
不过最令我吃惊的是1982年我第三次去采访时，马大任先生还拿出一包材料，打开一看，原来是1978年至1979年间“西单民主墙”部分大字报选，以及已被中国政府宣布为“非法印刷品”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随口就问，从哪里搞来的？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现代复印技术只要有了一份就会有成百上千份。作为学术研究，这些材料在多少年以后，有的东西还是很有用也很有价值的，毕竟这是历史。你可以批判它，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曾经存在和作用。
马先生还说，从整个中文图书和资料的收藏来说，英国、法国、德国收藏的要比荷兰多得多，但是都分散在各研究机构和大学里，而荷兰政府对中文图书资料却实行高度集中政策，凡是中文图书都要集中到莱顿汉学院来（包括国家图书馆以及外交部和教育部收集的在内，有两本以上的单位可自行保存）。图书馆也有条件地向社会开放。荷兰朝野谁要了解中国问题都可以到这里查询：好几个官方的代表团访华前也来听取有关的介绍；1977年荷兰公主贝亚特丽克丝（1980年登基为女王），访华前也曾来过这里。有的公司和中国做生意也来找资料，各部门收集到的中文材料也拿到这里翻译。汉学院自然成为全荷兰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了。
五
虽说这已是近30年以前的见闻了，但每想起那些事总有很大的感触。1982年离任回国后，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在有关的报刊上发表，但由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做细致的报道。近年来，有些事引起我想重新整理这篇文章的意愿：
第一是报上报道世界各国兴起了学习中文的热潮，中国有关部门也在积极推广“孔子学院”，有些人好像很得意，“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了”。所以我想客观地介绍一下外国人过去是怎样学中文的，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记得100多年前，许多中国人就开始学英文和法文了；解放前在一些大城市里小学三四年级就学外文了，不知道当时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在“发扬光大”？现在人家有几家大学把学习中文当做选修课，而我们却在幼儿园里把英文作为必修课，这又说明什么呢？外国人学中文的人多了和中国人学外文的人多了，我认为这是好事，这说明全球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我们正在赶上这个形势。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就自吹自擂起来。当然，我们为外国人学中文提供一些教材、音响制品，也是应该的，像英国的BBC提供《Follow me》（跟我学）一样。至于孔子是不是就是中华文化的唯一代表，而都叫“孔子学院”，那也可商榷，不过有人宣扬21世纪人类要靠孔子思想来“拯救”，那却是荒唐的。十多年前，原巴黎分社的杨起同志有一篇非常精彩的《专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说，法国在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中都有建树，但这完全不意味着可以教训别人，“每当法国想教训别人时，她就迷失了方向；每当她自守自爱时，别人就愿意听取她的意见……法国不要试图教训别人。”这是智者的语言，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的态度问题。近几年是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重大节日”：2006年是发动“文化大革命”40周年，当年真是天下大乱、大灾难啊！同一年也是粉碎“四人帮”30周年，那时是全国一片欢腾啊！2007年是“反右斗争”50周年，几个月时间里就揪出几十万个“右派”，可说是“战果辉煌”！2008年是“大跃进”50周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结果饿死多少人？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过这几年对这些教训好像没有什么声音，文章也极少，似乎大家都不记得“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可是在海外关乎这些的文章、书籍却不少。所以每当我想起在莱顿大学汉学院看到那一大堆“红卫兵”小报和关于中国的资料，我的心是不平静的（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就有这么多的资料，美国、苏联、日本等国肯定会更多，而且我听说他们的资料早就信息化，用电脑储存、联网，数量更大了）。许多事我们自己不让说，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会说，海外华人会说，外国人也会说。在信息社会里，我们一手遮不了天。对于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歌颂它、批判它，但是不能掩盖它，更不能伪造它。历史就是历史，中国人不研究，外国人也会研究。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内人党”冤案亲历记·哈斯格尔勒
1967年，滕海清来内蒙古担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对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
1968年1月10日，根据由南方支边来内蒙古大学的一位历史教员捕风捉影的情报，在自治区革委会核心组几个负责人的策划下成立了挖新、老内人党的工作小组。
1968年2月4日，滕海清带着李树德（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向康生、江青汇报准备挖“内人党”，得到首肯，并得到康生的指示：“内人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能揪得宽点，不要怕！”
1968年4月14日—26日，在郭以青的指挥、策划下，对时任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的巴图进行“车轮战”式的审判。酷刑下巴图编造了假口供，指认鲍荫扎布等16名厅、部、盟、市级干部是内人党骨干。这16人立刻遭到秘密逮捕并分别设立专案进行突审。
1968年4月26日，高锦明签发了由“滕办”主任李德臣起草的《关于“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叛国案件的报告》，直接报送了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
在全内蒙古范围内一场骇人听闻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就开始了。
这次从金字塔的顶端发动、领导、布置，不断督战的运动之火，到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火就越烧越旺越大，到后来已发展到无法控制，给国家、给蒙古民族、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损失是永远无法计算和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官方发布的数字，仅看一下能数得过来的损失，就可见一斑了：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的起诉书指控：“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三十四万六千多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曾任内蒙古党委第二书记的廷懋就“内人党”冤案于1981年8月1日致信黄克诚说：“内蒙在‘文革’中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和挖‘新内人党’，死两万多人，伤残十七万，被株连的上百万人。”
而民间的“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统计数字是：致死4万多人；伤残人数为14万多人；被抓、被挖、被迫害的人数大约有70万。“三十二寡妇上访团”的数字可能更接近于真实。
当时我在乌兰察布盟GY县中学工作。我是这场冤案的受害者之一。
1968年12月6日一早，突然通知我去县委大礼堂开大会。
礼堂的前门脸上挂的是“宽严大会”的会标。一会儿，县军管的首脑腾有几宣布：今天是宽严大会，也是挖“内人党”的动员大会。话音刚落，在一片有序、高昂的“打倒……！”声中，原县委正副书记、正副县长等6人，每个人都被迫低头、弯腰、喷气式由两个革命派同志一人揪着一只胳膊再用另一只手分别压着他们的左右肩，六个人在十二个人的押送下鱼贯出场。此时的口号声响天震地，声嘶力竭。看到了真正的“内人党”，真正的阶级敌人，群众的情绪很是激愤。
宣布完这6个人的罪行，不断有人上台批判声讨。
又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这时又押上来一个人，这人是广播站的孟克，蒙古族，我认识他。这么忠厚老实的人也是“内人党”？！这太可怕了！押上来的孟克没有低头、弯腰，还是穿着那件深咖啡色的中山装。他被当场宣布因认罪态度好从宽处理，当场释放，并立马给他戴上了一个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金光闪闪。他成了今天被从宽的样板。
常言说：“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可是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常言道”“俗话说”都将失去意义。我似乎看到那台血水四溢、泛着白骨的绞肉机在步步向我逼近。
那时我已是三口之家，丈夫，也是老师，儿子两岁半。
从12月6日下午至12月7日晚为“务虚阶段”。说是在等待“内人党”自觉登记。别人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在难耐的惶遽中一分一秒挨过来的。这时在校内已形成了强大的挖“内人党”攻势，各类标语口号都直指“内人党”。到处可见巨幅口号：“内人党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7日下午，全体教职员工都迅速、主动地贴着各自的大字标语。我也跟在人群后面假作镇静地努力参与着。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读着敦促“内人党”投降书，《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等文章。突然播了一篇校内文章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我校就有“内人党”分子，在我校的“内人党”中有老的，有小的；有蒙古族，有汉族；有男的，有女的……
晚上7点整按组集合开会。会议的主题是：敦促“内人党”自首投降。一直没有一个人自首投降，但每一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朗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以表自己的清白。
突然挖肃组长点我的名字并大叫：“不要装模作样了，老实交代你的问题！”“站起来，站到中间去！”虽然我有思想准备，但我的第一感觉还是愕然、吃惊和羞辱。
我被勒令站到了中央。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得精光。我好像被裸体放在了展台上，无处躲，无处藏。羞辱，愤怒，可怜巴巴的无奈。质问声、勒令声响成一片。往日的同事、好友马上转变了态度与平时判若两人。火力越来越猛，从开始的“说清楚”逐步升级到“必须交代”，勒令、怒斥，一会儿又升级到人格侮辱和谩骂。
挖肃组长：交代你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加入了“内人党！”
我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你是蒙古人，你能不是“内人党”吗？
我是蒙古人，但我决不是“内人党”。
挖肃组长：拿出你不是“内人党”的证明！
我无言以答，因为我无法拿出证据。
轮番批斗、审问，狂呼口号说要打掉反革命气焰。好笑，我都成了被捆着四个踢子放在祭坛前的猪羊，瞪着可怜的双眼伸着脖子等着挨刀了，还谈何气焰。辱骂、恫吓直到凌晨。工、军宣队的队员一起都来了。由工宣队s指导员出面宣布了对我的隔离审查。马上从外面又进来几个手提棍棒的学生押送我回家。他们推搡着，工宣队W队长、S指导员紧跟在后。我暗想，这是去取行李。到家后，我才明白他们是来抄家的，持棍棒者动作敏捷地跳上桌凳，扯开我家纸顶棚，拿着事先准备好的大号手电筒东照西照，大声地呵斥着。他们将我床上的铺垫掀开时将我两岁多的儿子惊醒，孩子被吓得大声地嚎叫要妈妈。
抄家大约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他们很扫兴，什么也没有找到。
我抱着儿子，儿子又睡了。他们宣布抄家结束；我请求我要带儿子一起坐牢。工宣队s指导员马上转过身来从我怀中夺过孩子扔在床上，并厉声勒令我：走！同时将我强行推出门外。孩子在我身后撕心裂肝般地哭嚎着。手持棍棒的学生在工宣队的陪同下将我押到校内原来的播音室，一间真正的黑屋：所有的门窗全用大字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顶棚上吊的是一只可能是15瓦的灯泡。昏暗、阴冷、霉味。
第二天8点，工、军宣队的几个头头和专案组组长来了。他们是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动员让我自己主动承认、交代问题。这时我还是很有信心地希望我能向他们解释清楚：我不是“内人党”，抓我是一场误会。然而，他们是众口对我一人，每个人一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从12月8日一早我就开始了“喷气式”，就是上身和下身要弯成90度角，两只手臂从后向上高高举起。是他们七手八脚强行“帮助”我做好的这个姿势。并交代说，只要我不交代就一直这样站下去。难熬的一天过去了，我还寄希望夜晚会休息，10点过了，12点也过了。这时我才被告知：这叫“喷气式车轮战”，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马上休息。
他们是三班制。轮流值班的除两名女老师外，还有红卫兵学生、工宣队、军宣队的人，已经是第四个昼夜了。这时的我头脑反而清醒和冷静了许多，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我已陷在一个冤案之中，而且我是其中的重要人物，不然不会在老百姓中第一个抓我。我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但我能做到的只能是不和他们争论、解释。因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承认和交代，也决不会编假话骗人再乱咬乱供；我的良心和人格都不容许。
我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我精疲力竭。这四昼夜我几乎没有吃东西，只是在第四天被军管的S连长灌了一茶缸子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