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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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哲里木盟挖48500人，死3900人，伤残14000人。
6．呼伦贝尔盟挖47500人，关押14329人，死2307人。
这里统计的死亡人数只是6个盟的数字，就已达11379人。显然这里没有包括阿拉善盟，昭乌达盟、兴安盟、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的死亡人数。
这里统计的伤残人数，也只是伊克昭盟、乌兰察布盟、巴彦淖尔盟和哲里木盟4个盟的数字，就已达38224人。
这里面还没有包括内蒙古军区，各盟军分区打死、打残的人数。光一个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就打死10人，一个省军区有多少个部？内蒙古军区打“乌兰夫反党集团”235人，挖“内人党”3567人。军区机关挖“内人党”：司令部160人；政治部195人（死亡率10/195），后勤部217人。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调查“五．一六”·袁光强
“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许许多多冤假错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是其中较为离奇的一件。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五·一六”是个什么样的组织，许多人连它的名称都没有听说过，竟被莫名其妙地打成了“五·一六分子”，遭受残酷的迫害。
“文革”期间笔者从新华社借调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担任北京记者组组长，较早发现“五·一六”的反革命活动，并组织力量对它进行过一两个月的全面调查，比较了解情况。据我了解，“五·一六”是一个人数不多的组织，当清查“五·一六”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进行时，它早已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将我了解的情况记述如下：
初见攻击周总理传单
1967年7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去天安门广场看大字报，在金水桥附近看到一些红红绿绿的传单。我顺手拣起几张，一看标题就吓了一跳，原来都是恶毒攻击周恩来总理的。传单下方都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此之前，北京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打倒谭震林”、“打倒陈毅”等大标语及大字报，名曰“反击二月逆流黑干将”，却没有见过公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我认为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分子所为，是明显的反革命行径，是阶级斗争的最新动向，便急忙把传单带回记者站。我负责的北京记者组有30多名记者，分散在各中央机关、大专院校及一些工厂企业采访文革情况，当天也有记者送来内容相同的传单。我把这些传单拿到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志那里（徐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南京军区记者组组长岗位上借调来的，他是我在第三野战军时期的老战友），请他及时上送中央文革，并同他一起研究如何对此进行调查。我判断这个极“左”面目明显的组织可能出自某个高校，就提出先让大学生通讯员去高校摸摸情况。徐学增同意我的意见。要我去找负责领导通讯员的唐荧同志商量。
1967年六七月间从北京各高等院校抽调20多名学生组成的通讯员组，驻在铁狮子胡同二号原西藏驻京办事处旧址。这些通讯员协助北京记者组跑北京各院校，但为了保密，一直不让他们到记者站驻地花园村一号来，只能电话联系。负责领导他们的唐荧同志，是从新华社解放军总分社广州军区分社调来的军事记者。我去找他询问是否知道“五·一六”这个组织，他告诉我，有个来自人民大学的通讯员（名字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到北京钢铁学院采访，对该校各个群众组织及他们的头头都很熟悉，其中也包括该校“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头头张建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线索，当即请唐荧同志把这位通讯员找来，向他询问有关情况，要求他继续与张建旗接触，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组织及活动情况。
深入巢穴探明阴谋
由于我们的那位通讯员也是在校大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多次接触后容易沟通并取得信任，因此“五—一六”的头头张建旗能对我们的通讯员无话不谈，包括他们的秘密行动计划。8月9日下午5时左右，唐荧同志急匆匆来电话告诉我，我们那位通讯员从张建旗那里获悉，“五·一六”的一些头头当天晚上将聚集北京外国语学院一栋楼里开会，策划打一场反对周总理的大战役（即“五·一六”事后宣称的所谓“八·九战役”）。唐荧同志问我是否要通讯员亲临现场观察了解情况。当时我毫不犹豫地对唐荧同志说，只要“五·一六”的头头们允许，就一定要去，并把去后了解到的情况及时直接打电话告诉我。
布置完任务后我一直守在电话机旁。晚上9点钟左右，那位通讯员果然打来电话，急切地报告说，他刚刚参加完他们的会议从会场出来，会议决定当天夜里要搞一次大动作，即派人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新街口、西四丁字街、西单大街等这些白天人多的地方，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大字报早已写好，就等到O点夜深人静的时候派人出去张贴。我问大字报的标题是什么，他说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思想的可耻叛徒》等。
听了通讯员的报告，我深感事关重大，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从我听完通讯员的电话到0点——“五·一六”头头计划行动的时间，还有3个小时，如果制止还来得及。于是我急忙给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王广宇（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打电话，将通讯员报告的内容原原本本地告诉他，强调情况绝对准确，请他立即向中央文革领导成员报告。之后我仍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多次向王广宇询问结果。第一次他回答，中央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他已经将我报告的内容整理成电话记录，送到会场交给小组成员。第二次他回答，会议还未散，等散会后有结果即告诉我。到0点后我再去电话询问，他回答说已与北京卫戍区联系，他们将派人把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全部覆盖上，以免造成恶劣影响。我对未能事先制止感到有些失望。
第二天一早，我派出四五名记者到各处去查看实情，我也到驻地附近北京商学院去了解情况。我一到该校院内，就看到有一大群学生正在开会批斗一个“五·一六”分子。这个“五·一六”分子是个学生，据说他也在头天夜里出去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
到各处查看实情的记者回来后，都说看到许多新贴出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大标语，显然是为了覆盖原有大字报的。这就证明“五·一六”策划的这次反革命行动计划已经付诸实施，确实在当天夜里贴出了那些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我把通讯员提供的情况及记者们的所见综合整理了一篇稿子，登在当天记者站编印的《快报》上。
组织力量 全面调查
在“五·一六红卫兵团”贴出反对周总理的大字报之后不久，中央文革向记者站下达了任务：组织力量对“五·一六”展开调查。记者站负责人徐学增同我商量后决定，在北京记者组内设立一个“五·一六”调查组，由唐荧同志兼任组长，组员有赵振英（马列主义研究院干部）、刘慎思（解放军沈阳军区政工干部）和梁为樑（解放军济南军区教员）三位同志。
中央文革只是要我们调查，对调查内容没有提出具体要求。我和调查组同志一起开会研究，确定从调查它的组织及活动人手，然后再调查它的背景，究竟有没有后台。
经过调查组同志们共同努力，很快查明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员组织状况。它没有“总部”，其主要头头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刘令凯。“总部”下设“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外事口、军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五·一六”的头头宣扬他们有所谓“8个方面军”，其实是在虚张声势。根据我们分别调查统计它在各个方面的人数，加上“总部”及各“部”的人数：总共实际不超过50人，可谓是真正的“一小撮”。
据我们记者调查，这个组织的成员怕见阳光，不敢见人，他们多半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来活动。活动的方式也很单纯，不是散传单，就是贴大字报。所有传单和大字报都是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他们的活动一经暴露，就会遭到革命师生的批斗。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农业大学等高校的一些群众组织，联合成立“专揪‘五·一六’联络总站”，并设立若干分站，开始对“五·一六”分子展开抓捕行动。8月20日，“五·一六”最大的头头张建旗被他所在的北京钢铁学院师生抓获，它在各个“口”的一些骨干分子也先后落网。喧嚣一时的这个反革命组织，到8月底就已经土崩瓦解，被彻底摧毁了。
调查工作难度最大的是查背景及后台。我们的记者每天跑，到处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查到什么有力的线索。只是在一名“五·一六”骨干分子的笔记本中，发现记载着《红旗》杂志社编辑周英的电话号码，而周英是主管《红旗》杂志社的副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妻子。还有个“五·一六”骨干分子宣称，他们同《红旗》杂志社编辑部负责人林杰有联系。仅靠这一点材料，难以判断周英、林杰同“五·一六”有无关系，更难判断他们是不是这个组织的后台。
调查组记者采写的所有调查材料，都经过我编审印发。开始登在《快报》上，后来为了便于查阅，改出专刊《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调查材料》。专刊大约印了十几期，后因调查难以为继，记者采写不出新的调查材料，也就无形中停刊了。
我们在调查“五·一六”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有关情况方面，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却遭到王力、关锋的无理指责。据徐学增同志告诉我，有一天这两个人把他叫去，王力向他大发脾气，指责我们的调查“不对头”。关锋更是气急败坏地说：“你们的调查叫我们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关锋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就因为有一份调查材料牵涉到他的妻子周英和他的下属林杰。就在王力、关锋对我们横加指责之后不久，8月26日，这两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人物，被毛主席下令抓起来了。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已有了变化，中央文革记者站宣告结束，我们的调查工作自然也就结束了。
记者站工作结束，我返回新华社，继续干我的老本行——时事政治编辑。不料一年多之后，新华社清查“五·一六”，竟然把我也列为重点清查对象。曾经较早发现并为调查“五·一六”竭尽全力的人反遭清查，这也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那个时代的特有一景，实在是荒谬和滑稽。由新华社军管小组导演的这场闹剧，在逼我“交待”一段时间又实在查不到什么证据之后，就把我“挂”了起来。两年后才恢复我的工作，并当众宣布为我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樑 樑我这里记述的是我亲身经历的有关“五·一六”的情况，至于一年多以后，为什么在全国掀起了清查“五·一六”的政治运动，那我就不清楚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夜半抄家记·牛辉林
公元1966年，“8·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那时的聂元梓如日中天，是全国上下公认的“第一左派”。所以，北大师生中还没人想到除了校文革政权外，能够再自发建立其它群众性组织。
“8·18”之后，北大师生才知道毛泽东除了支持“左派”人物贴大字报造旧党委的反，更支持广大学生娃娃的红卫兵组织造旧世界的反！于是北大校园内很快就有些“红五类”（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学生，自发组织各种名称、大大小小的红卫兵团队。其中就有我跨系（打破系与系的界线）串联了600多“红五类”同学参加的“北京大学红卫兵”。
我当时是法律系二年级学生。那时的法律系是国家规定的“绝密专业”，全系五个年级清一色“组织观念强、政治觉悟高、阶级立场坚定”的“红五类”学生。“5·25”聂元梓等七人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一贴出，法律系全系师生一致坚决反击，坚定维护党组织的权威。我在那几天与大字报支持者的大辩论中十分风头，是全校出了名的“老保”。6月份，“5·25”大字报成了毛主席亲自支持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之后，我和系里的同学们着实痛苦反省了一个阶段。7月26日在中央文革主持的关于工作组问题全校辩论大会上，我“将功折罪”又代表法律系同学发言表态批判工作组，支持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成了全校知名的“两头冒尖”人物。为了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红卫兵，我多次向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左派老师们检讨“5·25”的错误，汇报组建红卫兵的工作，得到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谅解、信任和支持。9月份时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支持下，正式出任了“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负责人。时称“总勤务员”，俗称“司令”。后来社会流传很广的“北大牛司令”称谓由此而来。
北大红卫兵成立前后，全国“大串联”已经开始。虽然北大校文革一再号召全校师生“留校闹革命”，到了10月北大外出串联的学生已是十之八九了。我也就趁机与两位不是北大红卫兵的好友到长江以南去游山玩水，直到12月中旬中央三令五申停止“大串联”后才返校。抄家事件就发生在我返校不久的那些日子里。
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值班的同学，接到了校文革副主任姜同光老师的一个奇怪电话。电话里说有一伙小流氓在聂元梓家里捣乱，让北大红卫兵去一些人把他们赶走。值班同学是我的好友，历史系四年级的何本方。老何在转告我电话时，我们就对此表示怀疑。第一，“现在的老聂是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小流氓敢到老聂家去捣乱闹事？”第二，“什么人在老聂家闹事，校文革、保卫组管不了，要北大红卫兵派人出头？”同时，我也为要召集人马去撵人的事发愁。因为所谓北大红卫兵只是一个松散在各系的群众性组织，集合同学们干事没有正当理由，没人会服从你。于是，何本方便自告奋勇先去老聂家里侦查一番再做定夺。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正在急不可耐时，何本方回来了。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地说：“老牛啊，帮助老聂去撵人的事可不能干哪！”接着他讲述了自己的侦察结果。第一，这伙人不是什么小流氓，是一伙大学红卫兵、高干子弟。第二，这伙人领头的一男一女不是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