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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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世。此金石文字跋尾不在其集中。《跋尾》涉猎广泛，所跋唐人碑刻墓志亦非少数，且多能与史文相对勘。《九成宫碑》为欧阳询所书，欧阳询结衔称兼太子率更令。称兼是唐初制度，并非以他官再兼率更令，而是欠一级的称谓。这种称谓得到这样的解释，可为了解唐初制度略得助力。《李抱真德政碑》结衔中有礠州，而两《唐书·地理志》、《五代职方考》皆作磁州。钱大昕因此指出：“州县之名当从其时本称，史臣秉笔，任意更易，非得石刻，何由决其然否，此金石之有益于史学也。”与钱大昕同时的王昶亦撰有《金石萃编》。其所搜罗更为丰富。王昶在自序中曾谓其收集金石的不易，历经种种困难，“而后自三代至宋末辽金始有一千五百余通之存。”全书160　卷，其中隋时3　卷，唐时78　卷，两相合计已超过一半，如果加上五代4　卷，就更为繁多。书中不仅备列金石上所刻的文字，而且还附载各家的题跋，如其序中所说：“题跋见于金石诸书及文集所载，删其繁复，悉著于编。”就全书稽考，自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后，各家撰述，殆无阙失。各篇之后，又多为按语，对于前人所说，每加匡正，可以说，乃其时集大成之作。其按语中，多有以金石证史的论证，可以说明论史是少不了金石的。
　　王昶于《金石萃编》著录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所刻的《郎官石柱题名》。所谓郎官指的是唐尚书省所领的二十四司的长官，即郎中和员外郎。二十四司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分管全国的政务，故其地位相当重要。《题名》由吏部郎中起，温彦博、杨纂皆在其列，而温彦博前尚有郑元敏等七人，可知题名始于唐初。温彦博和杨纂，两《唐书》皆有传，传中均未记载任郎中事，则《题名》可补传文的阙遗。大中以前郎官姓名多见于此，其重要意义不言可知。王昶于著录《题名》后，复撰《郎官石柱题名考》，其后赵钺和劳格又撰《郎官石柱题名考》，较王昶所撰更为详赡。王昶说：“今所题名只左丞一柱，拓亦不全，存者只七面，内多泐字，计其姓名可见者凡三千一百九十二人。除去姓名不全者二百七十七人，其全者有二千九百十五人。内姓名再见者五百四十七人，三见者一百四十人，四见者二十六人，五见者六人，通共重见者七百十九人。”王昶据两《唐书》列传、《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全唐诗》小传考核，可考者仅得五百七十六人，无考者一千六百廿四人。赵钺和劳格所考，收获殊多，无考者仅一百九十余人。各部补遗得六百三十四人，补辑礼膳两部共得二百十一人，著录郎官总数四千一百五十余人。不仅超过王昶所考，而且远溢于《郎官石柱题名》之外。
　　王昶于《金石萃编》中又著录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的《大唐御史台精舍碑铭》。御史台为唐代掌刑法典章、纠正百官罪恶的机构。精舍本为僧侣讲道之所，御史台有台狱，建此精舍当是借以起感化的作用。在这样的精舍立碑，却题各级御史的姓名，因而也成为重要的刻石。王昶仅著录此碑铭，未再作考核。赵钺和劳格则撰有《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王昶著录此碑时，曾加按语说：“碑阴题名：上截凡侍御史并内供奉一百二十二人，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四百九十七人；下截及左右棱不书官位者一百一十九人；中间搀入‘郑韬会二十七日寓直’一行；左侧题一百三十三人，右侧题侍御史兼殿中一百三十八人；碑额题监察御史四十二人；碑阴额题知杂事御史五十一人。”并指出：“碑阴题名重复，自再见以至三见四见者不一而足，或由前后屡任则屡书之，然亦不尽符合者。”赵钺和劳格则另加考核，举出其人的籍贯、出身、经历，并注明出处，共得八百三十一人，已超过题名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成就也是可以称道的。
　　王昶撰《金石萃编》之后，后续者仍颇不乏人，据《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就有黄本骥《金石萃编补目》，陆耀遹《金石续编》、王言《金石萃编补略》、方履海А督鹗�萃编补正》等，亦皆有刊本传世，惟搜罗较为丰硕的，当推陆徵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是书以补正为名，就是用以补《金石萃编》成书后新发现的各刻，并正其未是处。所补的据说有两千余种，成书130　卷。其中隋代5　卷，唐代50　卷，如果加上五代的3　卷，共有58　卷，将及全书的半数。亦如王昶旧例，附载有关各家跋尾，惟上距王昶为时并非过久，所附跋尾就不如王昶的繁多。可是王昶以后新撰而又未能广为流行的有关著述，如严可均的《平津馆金石萃编》、吴荣光《筠清馆金石记》皆以能见诸征引，而多为世人所知。然亦有为《金石萃编》所不应阙的，如唐《帯�州都督姚懿碑》，已见《金石录》和《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姚懿为姚崇之父，既赵、钱两家皆已著录，《金石萃编》奈何竟然遗之，又隋《梁州使君陈茂碑》，为开皇十八年所立，《金石萃编》作十四年，《补正》为之指出，确是能以正之。惟两书皆备列《陈茂碑》文，《补正》后出，反不若《金石萃编》的详尽，而不详尽的地方，又未指出其所阙字，复未作出说明，仅引《平津馆读碑记》说：“茂，《隋书》有传，以碑校之，传所载官阶多阙。”如按所录碑文参证，则《隋书》所载官阶诚有阙少处，却不能指责为多阙。可能是当时撰集时，未能细加核对，致有此不符处。则引用是书，还应细加斟酌，不宜炫其丰硕，而尽相信其偶有不符处。
　　还可以提到的则为林侗《唐昭陵石迹考》。张弨《昭陵六骏赞辨》和孙三锡《昭陵碑考》，皆为《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昭陵碑刻虽仅分布于其陵园之内，然实关系唐代初年的史事，考核辨正，当能充实其时的史料。唐人年谱的撰述唐时谱牒最为盛行，华族名门无不有其家谱。到了宋代，更有年谱之作。年谱按谱主的生平经历，按年记述，虽亦可溯源于家谱，流派却各异其趣。宋人洪兴祖撰有《昌黎先生年谱》，记韩愈的行事。鲁訔亦撰有《杜工部年谱》，鲁訔之前，吕大防已撰《杜工部年谱》，惟亡佚不存。《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有赵子栎《杜工部年谱》，惟谓“其援引亦简略，不及鲁谱之详”。迄至清时，撰年谱之风大为盛行，为唐人所撰的却殊不多见。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仅有丁晏《陆宣公年谱》，与《汉郑君晋陶靖节魏陈思王年谱》合编。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的亦仅江榕所辑《陆宣公年谱辑略》一种。
　　记载隋唐地理的图书地理撰述可以上承贾耽《十道志》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当数到北宋初年乐史所撰的《太平寰宇记》。乐史撰述此书，也就是参酌贾耽和李吉甫的旧规，再作考核，而且也增加了新的项目。书中征引繁博，前人撰述的地志、杂记、诗赋、文集，在所不遗。许多佚失已久的记载，还能略见其梗概。贾耽《郡国县道四夷述》，宋初犹存，《太平寰宇记》就多所引用。清人王谟辑佚，共得五十四条。其中出自《太平御览》的仅有七条，而出自《太平寰宇记》的就有四十七条。唐代其他著作也多赖以保存。此书撰于宋初，即依宋时疆域区划分别撰述。其时尚未改行路制，仍存道名，惟已分为河南、关西、河东、河北、剑南西、剑南东、江南东、江南西、淮南、山南西、山南东、陇右、岭南十三道，不尽与唐时相同，但所改易的并非多数，各道府州仍多因唐旧，论及隋唐地理亦相当详赡，可与《元和郡县图志》相互参证。
　　其专论隋唐两代全国地理的，则有清代末年杨守敬所撰的《历代舆地图》中的《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杨守敬于历代地理志用力最深，前曾述及其所撰的《隋书地理志考证》。《隋地理志图》和《唐地理志图》分别据《隋书·地理志》和两《唐书》的《地理志》绘制，有助于《隋书》和两《唐书》的钻研。
　　隋时仍以长安为都，惟于龙首原下另建新城，唐代因之不改。绵延久长，几三百年。长安于宋时已废不为都，却仍为世人所重视。宋敏求就曾撰述《长安志》。《长安志》虽泛及周秦往事和建都于长安的皇朝，隋唐旧迹实为其主要论述所在。唐时韦述的《两京新记》，叙述长安和洛阳的城郭里坊，惟不免疏略。宋敏求依其所述，更为周备。举凡城郭、宫室、官府、山川、道里、津梁、邮驿以及风俗、物产、寺院、道观，莫不毕具。尤其对于坊巷、住宅、肆市、园林等更是纤悉无遗，为研究隋唐都城史事不可或缺的撰述。今《两京新记》已残缺不全，《长安志》就弥足珍贵。
　　宋敏求还撰述《河南志》。《河南志》的撰述还在《长安志》之前。《长安志》的体例当是遵循《河南志》的旧规。其后元人再撰《河南志》，即多移录宋志原文。宋志遗佚已久，仍可于《元河南志》觇其本来面目。
　　对于长安旧迹的记载，应该提到张礼的《游城南记》。张礼于宋哲宗元祐年间撰成此书，记其在长安城南的游踪。其时上距唐末都城东迁已逾百年。长安外郭城早已拆毁罄尽，惟樊川风物尚依旧可观。张礼所记举凡门坊、寺观、园囿、村墟以及前贤遗迹见于记载的，皆据其耳闻目见详加描述，使读者按图索骥，仿佛就在目前。书中间有续注，无注者姓氏，详其文义，当是出于金时人的手笔，可见是书见重于世，为时已久。
　　更推而广之，则为《雍录》。《雍录》为南宋程大昌所撰述。其时长安久已为金人所据有，程大昌自难亲历其地，因而就只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于关中古迹悉加考订，尤着意于周秦汉隋唐五代的都城，于唐代更为详备。《四库全书总目》虽指出其体例丛杂和未免疏漏，然亦不能不称许其搜罗既富，辩证亦详，在舆记之中固为最善之本。
　　下至元代，李好文复撰有《长安志图》。北宋时即已有《长安图记》，吕大防称之为《长安故图》，并为之说。此图旧有碑刻，在西安碑林，今已残缺。《四库全书总目》说：“好文因其旧本，芟除讹驳，更为补订，又以汉之三辅及元奉元所属者附入，凡汉唐宫阙陵寝及泾渠沿革制度皆在焉。总为图二十有二。”然今本实有图二十，与所说不同。此二十幅图中，唐代宫殿陵墓图就有七幅。今本题河滨渔者编类图说。必中达为其《泾渠图》作序，称其人为李惟中。惟中即李好文之字，河滨渔者盖其别号。
　　元代骆天骧还撰有《类编长安志》。如书名所示，是就宋敏求的《长安志》分类辑出。骆天骧在其自序中说：“每患《旧志》散漫，乃剪去繁芜，撮其枢要。”所谓《旧志》即指《长安志》而言。他还说：“自汉、晋、隋、唐、宋、金迄皇元更改府、郡、州、县，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全书分为京城、宫殿室庭等三十一目，可谓详赡，惟间有排比杂错，遗漏重复之处。书中列有石刻一目，备载当地的碑碣。由于在当地撰述，易于发现，如《杨�‘先庙碑》、《李晟先庙碑》，当时仍立于原处，故能为所载及。《金石录》未能加以著录，盖赵明诚未能涉足关中故也。
　　迄至清代，徐松又撰《唐两京城坊考》。徐松在其自序中说：他在纂辑唐文时，于《永乐大典》中得《河南志》，为宋敏求旧帙，与《长安志》相配合。因采集金石传记，合以程大昌、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作《唐两京城坊考》。此书5　卷，前4　卷叙长安，后1　卷叙洛阳。叙其间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皇宫、苑囿、渠道等，并附绘制有关舆图。因为是依据《长安志》和《河南志》撰述的，即因两志之旧，而加以佐证和补阙。《长安志》于朱雀门街东三街由北向南第十一坊昭国坊内载有裴子余、郑絪、庾敬休、李寰、崔琯五家宅。《唐两京城坊考》据《独异志》补前进士李蒙宅，据《唐语林》补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师郑余庆宅，据《乐府杂录》补将军韦青宅，据《白氏长庆集》补刑部尚书白居易宅，据温宪《程公墓志》补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修己宅，据《酉阳杂俎》补泾原节度使段祐宅。像这样佐证和补阙，在其两京的叙述中，是随处可见的。
　　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唐晏《渤海国志》，又著录黄维翰《渤海国志》。《渤海国志》论述唐代位于粟末水（今松花江）上的渤海国。这是对于唐代周边各国少见的论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著录这两部撰述于《史部载记类》中。载记为记载非正统者事迹的史书，《晋书》记载刘元海、石勒事，即称为“载记”。渤海国不能与前赵、后赵相等，如何也入于“载记类”中？《新唐书·艺文志》以张建章《渤海国记》著录于《地理类》中，《清史稿艺文志补编》自应遵从旧规，不宜自标新奇。
　　记述唐代掌故轶事的小说首先应提到的是王定保《唐摭言》。《崇文总目》以下各家目录皆著录于“小说类”中。记唐朝进士应举登科杂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其书共分六十三门，然今本实为一百五门。岂晁公武所见本与今本不同，其间曾有所颠倒？唐代重科举，科目相当繁多，有明经、俊士、明法、进士等五十八科。而进士最为当世所重视。由《唐摭言》所记载的掌故、轶事，足以看到一代的风气。书中虽多载掌故、轶事，亦可以补《新唐书·选举志》的不足。唐初，贡士由吏部策试，主其事者为考功员外郎。其后改归礼部。这是选举制度的一大转折。《选举志》记其间经过，仅说：“开元二十四年，考功员外郎李昂为举人诋诃，帝以员外郎望轻，遂移贡举于礼部，以侍郎主之，礼部选士自此始。”这样简单的言辞，不足以见其间的过程，《唐摭言》的《进士归礼部》篇，记载相当详赡，有助于了解。《选举志》还提到曲江会和题名席，而未稍作说明。《唐摭言》的《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也都作了详赡的记载。
　　其次是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仁裕曾历事前蜀、后唐以迄后汉诸朝，两《五代史》皆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是书，并说：“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其中多记宫中琐闻杂事，兼及宫内外习尚。间有与史实不合处。民间传言间有讹误，也是难于尽免的。
　　其时南唐尉迟偓撰有《中朝故事》，见于《郡斋读书志》著录，记唐懿、昭、哀三朝故事。尉迟偓仕于南唐，南唐李氏自谓承唐统绪，故称长安为中朝。书中所记诸事间与史事违异，未尽翔实。《四库全书总目》说：“其时去唐未远，故家文献所记，亦往往足征。如崔彦昭、王凝相仇一事，司马光虽摘其以彦昭代凝领盐铁之误，而其事则全取之，与正史分别参观，去讹存是，亦未尝不足以参证也。”所说诚是。
　　南唐刘崇远亦撰有《金华子》。《郡斋读书志》说：“金华子，崇远自号也，录唐大中后事一本，题曰《刘氏杂编》。”晁公武并以刘崇远为唐人。刘崇远诚生于唐末，然仕于南唐，不应复以唐人相称。《四库全书总目》说：“核其所记，皆唐末朝野之故事，与晁氏所云录唐大中后事者相合。”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