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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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三牛基本相同。四牛外侧各有一尊铁人随牛编列。四尊铁牛中间有两座铁山,作用是帮助铁牛、铁人加重地锚的重量。整个牛、山、人布局的正中入地一根大铁柱作中央轴,露出地面0。75 米,周长1。03 米,是一完整的浮桥桥头遗址。①华清宫华清宫位于今陕西临潼县城西南,遗址发掘总面积约6000 平方米,清理出汤池、砖砌水道、陶质水管道、水井等。汤池遗迹七处,编号为T1—T7。T3 位于唐文化层以下的秦汉文化层,池底用打磨规整的砂石砌成,伴出有秦汉时期的建筑材料和初唐时期修补的绳纹砖。其时代上自秦汉,下及初唐以前。T6 用砂石料砌成,地层位于唐代文化层以下,秦汉文化层之上,又有唐代修缮遗物,上限不超过北魏,下限应迄唐天宝六载。T2 为上下两层台式,上台平面呈对称的莲花形状,下台平面为较规整的八边形。池北壁正中有四层石台阶,池底用青石板平铺,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两层的台阶可供上下。据它的形制特点和文献记载,应是华清宫内的莲花汤,即御汤九龙殿,为唐玄宗李隆基沐浴之所。T4 小巧玲珑,设计独具匠心,平面形状酷似海棠花,北檐墙的基石上刻有“杨”字,证明其为唐玄宗在华清宫内为宠妃杨玉环修筑的海棠汤。T1 位于T2 的西南方,据文献,T1 有可能为唐华清宫内的太子汤。T5 和T1 中间原有一水源,应为唐华清宫内的尚食汤。华清宫内各汤池供排水系统设计合理,自成体系,互不干扰,并回避地面建筑物,充分利用了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地带。这一遗迹的发现,特别是皇、妃所用的汤池的发现为重要的收获。①九华山铜矿唐代九华山铜矿位于南京江宁汤山镇东北,是在现矿区开掘坑道时发现的。目前已知有古坑道暴露段12 处、古采场4 个。采场是分层采掘同一矿体柱后留存的空间,工作面还留有古人开凿时搭设的木结构工作台及残存的框架结构。四个采场的顶部及壁面共发现10 个天井和28 个巷道口。调查中发现的遗物有木钩、木框架提升器、竹篓、瓷碗等。还清理了一处冶炼遗迹。从地表陷落区的范围及其他遗迹现象分析,地下的古采场应具有相当的规模。铜矿中出土的瓷器特征与唐代宜兴窑的产品相似,时代大体为唐代中、晚期,这一发现弥补了唐代矿冶遗址的空白。①此外,还调查了陕西铜川市郊的唐代玉华宫、陕西长安县的唐代翠微宫的遗址。
① 南京市博物馆等:《南京九华山古铜矿遗址调查报告》,《文物》1991 年第5 期。第三节隋唐帝陵隋文帝泰陵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太陵位于今陕西扶风县东南。陵的封土高27。4 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四周围绕城墙,东西长756 米,南北宽652 米,四墙的中部都发现大量的砖瓦残片,当为门庭址,城墙的四角亦有砖瓦等,说明原建有阙楼。陵冢之南立有清毕沅书“隋文帝泰陵”(《隋书》等作“太”)石碑,此外无其他石刻遗存。文帝祠庙遗址在太陵东南,1953 年调查时发现石碑一通,石柱础一排七个,墙垣残迹尚存。①唐代帝陵唐代帝陵,除李晔和哀帝李祝陵分别在河南渑池和山东菏泽外,其他均葬于今陕西渭北的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六个县,称“关中十八陵”。他们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和玄宗李隆基的泰陵。这些唐代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乾陵和桥陵作过小范围的试掘。
唐陵陵园坐北朝南,地势北高南低。关中十八陵可分为依山为陵和积土为陵两类。
依山为陵者有乾陵、泰陵等十四座,分布在北山山脉之上。积土为陵者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分布在北山山脉以南的渭北高原上。
依山为陵者的玄宫位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中。山峰的四周围以神墙,每墙各辟一神门,东、西、南三门大都正对玄宫,南神门为正门,北门因地势而筑。献殿建于玄宫之南(昭陵除外)。下宫多在陵的西南、鹊台西北。乾陵以下各陵的陵园四神门外4—10 米各有石狮一对,石狮再外20—40 米为阙楼一对,陵园的四角有角阙楼,神道南有乳台,有的唐陵在乳台南保留有鹊台。均为夯筑,其外包砖,基址底部四周筑以石条。据桥陵的墓道试掘可知,其墓道水平长70、宽3。78 米。墓道中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镇封,石条间以铁栓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①积土为陵者的陵台为覆斗形,封土夯筑。
唐陵石刻堪称中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西边和四神门外,每种石刻均左右对称。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25—160 米,北神门起东西列仗马间距25—70 米。石刻的种类有望柱、翼马、鸵鸟、狮,虎、犀牛、人、“蕃酋”。
初唐的献陵和昭陵,石刻形制大,内容组合尚未形成定制。盛唐时的乾陵、定陵、桥陵,继承了石刻形制大的特点,门狮一般高为2。7—3 米。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组合形式基本形成制度。中晚唐的泰陵至靖陵十三座① 罗西章:《隋文帝陵、祠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6 期。①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 年第4 期。唐陵,石刻变得较小,门狮高为1。5—1。7 米。组合刻意追求对称,并有改变现象。如马、狮左右分雌雄,石人左右分文武;景陵的北神门的仗马外又置小的蹲狮和行狮各一对;端陵、简陵和靖陵的石刻的数量减少。
唐陵中有的有宗室和功臣的陪葬墓。据调查,献陵和昭陵最多,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中晚唐的泰陵以下诸陵和陪葬墓甚少,有的没有。献陵的陪葬墓多在陵北和东北,从昭陵开始陪葬墓均在陵南和东南。诸陵的陪葬墓多为见于史籍的唐代著名人物,许多在墓前立碑,还有的墓前列石刻。现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有十几座。
其他陵墓帝陵之外,还调查、发掘了几座称陵的墓葬。唐高宗和武则天之子、太子李弘葬于河南省偃师县,“墓号恭陵,制度尽用天子礼”。陵园座北朝南,平面方形,神墙四面中部各开神门,四角有角阙,地面下有砖砌的墙基。南门外有立狮一对,东、北、南门外为坐狮。神道在南门外,两侧有石人、石碑、石马、石望柱。灵台封土呈覆斗形,夯筑,东北50 米有一方锥形土冢,应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①陕西咸阳的顺陵,原为武则天之母杨氏墓,随着武则天权势日盛,杨氏墓的等级屡经改易,后称顺陵。其布局制度极似恭陵②。唐高祖李渊之父李曋钩菩四辏挥谏挛飨萄簦馔猎残危坝惺窳脚牛刑炻弧⑹怼⑹āA暝耙盐兀荒鼙嫫湫沃脾邸4送猓颖笔÷∫⑾鼗褂刑聘咦胬钤ǖ谒拇嫘实劾钗醯慕ǔ趿旰偷谌婀饣实劾钐齑偷钠粼肆辍
唐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墓也“号墓为陵”。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等:《唐恭陵实测纪要》,《考古》1986 年第5 期。②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顺陵勘察记》,《文物》1964 年第1 期。
③ 咸阳市博物馆:《唐兴宁陵调查记》,《文物》1985 年第3 期。
第四节隋唐墓葬隋唐两代墓葬发掘甚多,出土了大量的遗物。根据各地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的差异,可分为两京地区、北方地区、朝阳地区、敦煌吐鲁番地区,长江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赣江流域、福建地区、岭南地区等若干个区域。区域性特征的形成,与隋唐时代的行政区划并不等同,而与自然山脉、河流的分布和阻隔形成的区域更为接近。按各地区差异的大小,总体上以淮河流域为界分为南、北两大系统。
北方地区隋唐墓北方“两京”地区是隋唐的长安和洛阳,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发现的墓葬最多,也最具隋唐文化的代表性。墓葬主要有双室砖墓、单室方形砖墓、单室土洞墓,也有少量的双室土洞墓。单室土洞墓又有方形、长方形、“刀形”等。隋和唐初,流行长斜坡墓道多天井的单室墓。唐高宗时期有一些带前、后室的砖室墓。武则天以后土洞墓中又有墓道偏于一侧的“刀形”墓,这类墓在唐玄宗以后常见,而且墓道逐渐缩短,天井、小龛数量减少,有的墓使用了竖井与短斜坡相结合的墓道,唐德宗以后这种墓更为流行,带小龛的墓较少,出现在甬道或墓室内设放十二时的龛。
许多隋唐墓葬出土墓志,其上记述墓主人的身份、埋葬时间,有些还记载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风俗等。不同形制的墓葬,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不同的埋葬时间关系密切,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问题。隋唐墓葬一般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隋代。
主要的墓葬有李和、姬威、罗达、张盛、李静训、田德元、刘世恭及西安、洛阳发现的大量无明确纪年和无墓主人姓名的平民墓。
这一时期墓葬绝大多数为单室土洞墓,墓葬尺寸的大小及随葬品的数量多少与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关。隋代大体按三品以上、七品以上、八品以下来划分墓葬的不同等级,低品官的墓与平民墓区别不大。
第二期,唐高祖至唐太宗时期。
主要的墓葬有李寿、独孤开远、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及西安洛阳发掘的平民墓葬。
李寿为正一品官,墓为方形砖室;独孤开远为从二品官,墓为近方形的土洞墓;司马睿、段元哲、苏永安分别是正四品至从七品官,也为土洞墓,但墓葬的尺寸略低。其他平民墓多用长方形的土洞墓。这一时期的墓葬与隋墓的情况较接近。
第三期,唐高宗至唐玄宗时期。
这一时期发掘的墓葬甚多,其中有一批帝陵的陪葬墓,如陕西富平县唐高祖献陵陪葬墓房陵大长公主墓,李凤、苏君墓,昭陵陪葬墓张士贵、尉迟敬德、郑仁泰、阿史那忠、李贞、安元寿墓。乾陵陪葬墓李重润、李贤、李仙蕙墓。还有杨思勖、独孤思贞、宋祯、鲜于庭诲、李守一、李景由墓。李重润、李仙蕙墓为大型双室砖墓,长斜坡墓道,有六七个天井、6 至8个小龛,墓葬的总长在80 米以上。葬具用石椁。墓主人生前分别为太子和公主,后被武则天陷害致死。唐中宗复位以后,昭雪改葬。李重润、李仙蕙墓“号墓为陵”,是已知唐代墓葬中规模最大的墓。出现这样的墓,与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关。
尉迟敬德、郑仁泰等也是双室砖墓,但墓的规模和其他设施比前者略低,墓葬的总长50 多米。他们均是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生前立有赫赫战功,地位很高,死后以特别的礼仪埋葬。
张士贵、阿史那忠等为方形单室砖墓,墓主人生前为三品以上的高官。
宋祯、独孤思贞等为长方形土洞墓,这类墓所葬的为四、五品官吏。
李守一、李景由等墓也为长方形的土洞墓,但尺寸略小。墓主人生前为七、八品官。
还有一些单室土洞墓,形状多为不规则的长方形,无墓志出土,应是平民墓葬。
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上的区别反映出当时的埋葬等级制度十分严格。
第四期,唐肃宗至唐末。
主要的墓葬有李良、瞿昙譔、李文政、董氏、董盈、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墓。
这一时期稍早一些的李良、瞿昙譔墓,墓主为三品以上的官吏,瞿昙譔墓是单室方形砖墓,李良却用单室长方形的土洞墓。晚一些的李文政、董氏、董盈也都是三品官,墓葬均用长方形单室土洞墓,而同时期的宦官高克从、闾知诚、张叔遵,官品均在三品以下,却都用了第三期三品以上官吏的方形单室砖墓。反映出以前墓葬等级制度的破坏和宦官地位的提高。
两京地区的隋唐墓内的随葬品内容和数量因墓主人的地位和时代的早晚而不同。
墓中出土大量的俑是隋唐墓的特点。唐高宗、武则天时及以前,墓中流行用军事武装气氛很浓的仪仗俑随葬,品官墓内都有出土,三品以上的官吏的墓中一般在几百件,多者上千件。唐玄宗时的俑类突出反映了家内生活的仆侍俑和游乐内容的骆驼载乐、游山、歌舞俑等。唐玄宗以后出土的俑类减少。
陶瓷器是墓中最普遍的随葬品。碗、罐、壶等在隋唐墓中自始至终都有,也有一些流行于一定阶段的器物。自隋至唐高宗时期,陶器和青瓷器较多,瓷器的釉多施于器物的上半部,而且内外皆施釉的器物不多。常见器形有四耳罐、鸡首壶、龙柄壶、子母盏等。装饰手法以划花、堆塑为主,纹样多为绳纹、凸棱、莲瓣、联珠。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白瓷器和黑、黄、酱釉等釉色瓷器增多。器形中碗、盘、杯、盒、唾盂等实用器皿较多。最引人注意的是“唐三彩”广泛流行,并用来制作大型的俑类。唐德宗以后,瓷器数量增加,品种丰富,器类也明显增多,注壶,多曲花瓣形的碗、盘、碟和托盏等流行。纹样常见花卉、禽鸟。
隋唐墓中经常出土铜镜,不同时代的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有很大的区别。
中晚唐的墓葬中出现了用铁猪、铁牛随葬的现象。
黄河以北河套以东地区发现的隋墓很少,唐墓较多。墓葬的形制呈现出与唐代两京地区不同的特征。有方形、长方形、圆形、多边形的砖室墓,长方形的墓中还有土圹墓、砖椁墓。有代表性的墓葬为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河北定县唐墓、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何弘敬墓、王元逵墓。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墓道向南,斜坡式,里面填充不规则的石料。墓道靠近甬道处有对称的小龛4 个,墓道两侧也各有两个小龛,龛的附近发现壁画残片。墓室为方形石室,东西长5。54 米,南北宽5。05 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的耳室,墓室的西北部有一直径1。5 米,深1。75 米的井状坑。墓中出土遗物有玉、金、石、陶、瓷、铜等器数十件,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册44 枚,包括谥册和哀册各一套。可知该墓为著名的“安史之乱”中的重要人物史思明之墓。何弘敬、王元逵墓破坏的较严重,但可知何弘敬墓中有石雕残块、石柱等,王元逵墓是由墓道、前后室、东西耳室、甬道组成。这一地区的墓葬反映出,安史之乱以后,许多地方的高官,在埋葬制度上僭越,墓葬的规模已超过同时期两京地区的同品级的官吏。
河南新乡张枚墓、山西太原金胜村五号墓、河北永年大中十二年墓等都是方形的砖室墓,有的墓有耳室或在甬道带小龛,有的在墓室内设平台放置随葬品,时代较晚的还有的用砖砌出仿木建筑结构和桌椅等。还出现一些平面为圆形和多边形的墓葬。山西太原附近的墓葬,壁多绘壁画,并以树下人物的屏风为特点。
朝阳地区已知的多为开元、天宝以前的唐墓,主要有张秀墓、中山营子唐墓、八里堡唐墓、韩贞墓、朝阳师范M2、M3、左才墓。
这一地区的墓葬更流行圆形墓。长方形的墓多为砖椁墓。如中山营子唐墓直径12。88 米,带石墓门,墓内又分隔出五个小室。墓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