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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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铜川的耀州窑于1959、1973、1984—1985 年进行了发掘。唐代的窑炉平面呈马蹄形，由燃烧室、窑床和两个烟囱组成。以木柴为燃料。产品以烧黑、白瓷为主，其次是黄、绿釉，还烧白釉褐彩、素胎黑彩、釉下彩等。釉下彩绘不见贴花，与湖南长沙窑的釉下彩的风格不同。1985 年重要的是发现了唐三彩的作坊和窑炉。唐三彩的作坊由七个窑洞组成。以3 号为例，室内有半圆形火塘、方台、辘轳、泥胎、试釉的平台、凹槽、大陶缸、坩子泥、狮范及碗、烛台、盒、蹲狮、盆的坯件。其他各室中也有工作场、工具、原料等，从各室内布局的情况看，其中1 号似为工匠居室，2 号是凉坯或施釉的地方，3 号是拉坯、翻模、成型的主要场所，4 号是制作陶塑和施釉的地方，5 号是拉坯、成型制作三彩灯的地方。6、7 号是单把短流壶制坯、成型的场所。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工细致，主次分明，工艺程序清楚的生产单位。窑内还出有桶状匣钵。三彩窑炉发掘出三座，分布在作坊附近，平面呈马蹄形，由窑门、长方形的窑床、扇形的燃烧室和两个烟囱组成。这组三彩窑约建于盛唐，连续生产到中晚唐。
河北曲阳涧磁村的定窑为北方的名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窑的形制为马蹄形，长5。8 米，宽2。6 米，由烟囱、窑室、火膛三部分组成，烟囱长方形，窑室方形，火膛半圆形，皆用耐火砖砌建。火坑内残存木炭，说明是以木材为燃料。唐代的窑应与之略同。窑具有匣钵、支垫等。窑址内出土的制瓷工具，如楔子、釉座、铁刀、瓷凳等，为了解定窑瓷器的烧造工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唐代的产品以白瓷为主。
北方地区隋唐瓷窑首先兴起于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山东淄博、枣庄等地，以后逐渐扩大。著名产白瓷的邢窑产地的中心因地质构造条件较复杂，采矿量无保证，大和九年又有洪水泛滥和晚唐较大的战争，逐渐衰落下去，其北部的定窑和南部河南窑群及西部的铜川耀州窑等迅速兴起。
南方地区南方地区的窑址数量多、分布广。约自东汉开始烧造青瓷以后，历代不衰，隋唐时代的窑址已在浙江、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四川、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大量发现，均为青瓷窑，个别窑烧造白瓷。其中以浙江省的窑址最多。由于各地都采用本地瓷土为原料，产品的胎质、釉色略有差异，因而形成不同风格。南方创烧于南朝甚至东汉的窑基本延续到隋唐，其中不少窑在隋唐进入盛烧时期。
越窑以浙江的上虞、余姚、慈溪最为兴盛，发现了30 余处窑址。唐代的产品种类丰富，釉色以青泛黄为主，光泽晶莹，唐初的器物胎体较厚重，一般无纹样，唐后期的胎薄质细，火候高，以划、印并兼刻、雕、镂、彩绘等技法装饰纹样，题材以花卉为主，也有禽兽、人物。宁波镇海的唐代窑址发现的窑具有垫座、间隔窑具和匣钵。据目前所知，越窑使用匣钵是在中晚唐。浙江临安水邱氏墓、上虞咸通七年且轸墓出土的瓷器，嵊县元和十四年、余姚大中四年等的刻铭的器物，为越窑青瓷的盛烧时代器形、纹样的演变提供了标准器物。江苏宜兴涧众窑，产品具有越窑的作风。窑利用土墩倾斜的地势修建，有空室、挡火墙、窑床，残长28。4 米。火膛平面作不规则的圆形，作调节温度用，室内发现有木炭块，说明是用木柴为燃料。挡火墙置于空室与窑床中间，其中部留出随时可堵、可拆的火道，烧火时临时堵塞，出窑时拆掉。窑床的坡度平缓。窑具为垫座、垫片、泥钉及套钵，套钵出土时内都装有叠烧的青瓷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匣钵的作用。装窑采用套装法，产品按大小自下而上叠放，大套小置于套钵内，为充分利用空间，多是按钵、碗、盘、罐或按器类套装，一般交替叠放，器间垫以泥钉，每叠放四五件器物加垫垫片，保持其稳固性。套钵置于垫座上，其作用是使器物升高，产品受热均匀。产品比较简朴，以民间日常使用的碗、钵、罐、盘、灯盏为主，绝大部分是青瓷，施釉的方法有浸釉和荡釉。
浙江金华地区的窑址普查，发现唐代窑址22 处，重要的是婺州窑的确认。婺州窑是继越窑之后不久兴起的南方名窑，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唐、北宋。隋唐时较普遍地在瓷器的胎外施用化妆土，使暗灰和深紫的胎色得到覆盖，烧出光滑滋润的器物。有的器物为青釉施大褐斑。
湖南湘阴岳州窑，是长江中游盛唐前重要的瓷窑。隋唐产品以碗、杯、盘、壶、罐为主，釉色有青、酱绿、酱褐、酱黄等多种，胎呈灰白、棕灰色，纹样以印、划、雕塑等技法饰出的莲花、卷草、几何形为多，也有人物和鸟兽等。隋代器物的纹样丰富，入唐后较简单。隋代出现匣钵，唐代大量地使用。
湖南长沙铜官窑，斜坡长条形的龙窑，产品数量多，以壶、碗、盘为主，各式的壶是长沙窑最具特色的品种。玩具、文具用品、俑也不少。胎色多灰白，质细腻，不少器物是先涂化妆土后再施釉，釉色有青、黄、褐、白等。釉下施绿、褐等彩绘。以印、刻、划、剔、雕塑、镂空的技法饰出繁缛的纹样。釉下彩绘和在器物上题有文字是长沙窑的产品的特征。长沙窑的盛烧期在中晚唐，较早的壶及碟等与湘阴的岳州窑相近，可能是从岳州窑演变而成的。
安徽淮南市的寿州窑，创烧于南朝中晚期，兴盛在隋唐，发现窑址10处，已发掘的窑炉呈圆形，窑具有匣钵。唐代除了烧造青、黑釉瓷外，主要是以氧化焰烧制黄釉瓷。胎色为淡黄红、青灰等。产品有碗、杯、钵、高足盘、壶、注子、罐、炉、枕等。寿州窑以烧黄釉瓷著称。
江西丰城的洪州窑，窑炉依山而建，呈斜坡式，全长18 米，为长方形的龙窑。窑具有各种匣钵和垫饼、垫环、支钉。出土大量的青黄、酱褐瓷器，施釉前涂一层化妆土使瓷釉明亮。盛行刻划、模印的莲花和重环纹。产品中有各种形式的杯、盏等茶酒具。已发掘的遗址表明洪州窑兴盛时期为隋至中唐。
四川邛崃县的邛窑，窑床为斜坡长条形的龙窑，窑具中除常见的匣钵、锯齿形支垫、支钉外，还有环形的板托。唐代盛烧青釉下施褐、绿彩器，一般再无其他装饰。胎色呈灰或土黄、朱红，主要产品为碗、盘、杯、碟、壶、罐、钵及大量的动物玩具。
南方在唐代也出现了不少白瓷。仅长沙地区出土白瓷的唐墓就约有50座，湖南益阳赫山庙唐宝应二年墓出土一件白瓷碗，是有年代可考的白瓷，说明南方白瓷可早到中唐。这些白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不同，器物的成型工艺和施釉方法接近长沙窑。
青花瓷是中国古代具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过去一般认为宋元时代开始烧造。从七十年代末在扬州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唐代青花瓷片，这些青花瓷片胎较粗松厚重，色灰白或白中泛黄；胎釉之间均施一层化妆土，釉色白中带灰或白中泛黄；器物内外施釉，圈足无釉；青花纹样大都发色鲜艳，青花料中可见明显的黑色结晶。
南方的窑以长条斜坡状的龙窑形制为主。龙窑一般建在山上，利用自然坡度建窑省工省时，瓷器的原料瓷土和烧窑的燃料木材也取材便利，龙窑长达几十米，能装烧的器物很多。唐代各地的瓷窑先后使用了匣钵，使装窑的方法和坯件的烧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瓷器的釉面光洁，色泽均匀，胎体减薄，可生产精细的产品。匣钵多用耐火土制成，由于耐高温，可叠装很高，为加高窑室，增加窑内装烧空间创造了条件。因而，南方的瓷器产量和质量在唐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的瓷器大量出口，主要是越窑和长沙铜官窑的产品。越窑青瓷器，已知在日本、朝鲜和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发现，出口的鼎盛时期在晚唐。长沙铜官窑的产品，在湖南长沙的古墓中很少发现，但在武昌、扬州、宁波等地却大量出土。而且，朝鲜、日本、印度和东南亚、西亚、非洲也有发现。长沙铜官窑的产品是中晚唐时中国重要的外销瓷器。
第七节隋唐金银器、铜镜、织物金银器隋唐金银器皿，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出土。最重要的有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江苏丹徒丁卯桥、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大批发现。
1970 年何家村发掘出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内有金银器1000 余件，包括200 多件器皿，种类丰富，器形多样。主要器类有人物纹八棱金杯、鸳鸯莲瓣纹金碗、团花金杯、舞马衔杯仿皮囊银壶、折枝花纹银碗盖、莲花纹银碗、双鱼纹银盘、双狐纹双桃形银盘、鸾鸟纹银盘、狩猎纹银高足杯、鸳鸯纹银耳杯、双鸿纹银盒、飞狮纹银盒、凤鸟翼鹿纹银盒，葡萄纹香囊、折枝鸿雁纹银匜、鹦鹉纹提梁银罐及金锅、大小金银盒，银铛等。器物的制造技术多采用锤揲成形，加以掐丝、铆焊、鎏金等。何家村窖藏埋藏的时间是八世纪中或稍晚，今何家村是唐长安城兴化坊中部偏西南的位置。
1982 年江苏丹徒丁卯桥在一处唐代居住址发现银器窖藏，共出土银器近千件，器皿类有瓮、龟负“玉烛”、盒、盆、茶托、盘、碟、碗、杯、壶、瓶、熏炉、锅、盖等。其中银瓮口径26 厘米，腹径42。5 厘米，底径29。5厘米，通高55 厘米，器上刻“酒瓮壹口并盖■子等共重贰百陆拾肆两柒钱”，其他大部分器物都装在瓮里。器皿上许多刻有“力士”二字，这批器物的造型、纹样的风格表明它们为晚唐的作品。
1987 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遗址出土金银器121 件（组），大量是器皿，包括盆、盒、波罗子、羹碗、碟、香炉、香囊、茶具一套、钵盂、瓶。许多器物上刻有“文思院”制造的文字，还有如“浙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进”、“进奉延庆节金花陆寸方合壹具重贰拾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五十两臣张宗礼进”、“桂管臣李杆进”等，说明这批器物分别制造于南方和北方。与金银器同时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后者详载了金银器的名称、数量、重量和来源。
金银器皿成批的发现还有：1957 年西安市玉祥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李静训墓出土一批金银器，主要有金项链、手镯、戒指、高足杯、银碗、高足杯、小杯、盒、盘等，1957 年西安和平门外唐代居住址中出土7 件鎏金银茶托。其中一件刻“大中十四年八月造成浑金涂茶拓子一枚金银共重拾两捌钱三字”，一件刻“左策使宅茶库金涂拓子壹拾枚共重玖拾柒两伍钱一”；另五件刻“左策使宅茶库一”，这些器物形制基本相同，为唐宣宗大中十四年前后左策使茶库之用具，出土地点是唐长安城平康坊东北隅。1958 年陕西权县柳林背阴村发现窖藏陶罐一件，内装16 件银器皿，有银碗、银盘、三足银罐、银杯、银茶托等。其中一件银碗刻“宣徽酒坊宇字号”；一件银碗刻“马马明”；一件银盘刻“盐铁使臣敬晦进十二”。这批器皿的造型、纹样风格一致，是同时期的产品。“宣徽酒坊字字号”碗，显系唐“宣徽院”的物品，“敬晦”其人，据两《唐书》等文献考证，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先后任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浙西观察使等。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应在此之后。1963 年西安东郊沙坡村唐代居住址出土银器皿15 件，有银香囊、银碗、银高足杯、银盒、银壶等，器物的风格表明它们的时代为八世纪中叶及以前，今沙坡村位于唐长安城兴庆宫南，靠近春明门的长乐坊的东部。1976年今内蒙昭盟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发现银器6 件，包括4 件银盘、1 件银罐、1件鱼形银壶。6 件器物的风格一致，其中一件盘上刻“朝议大夫使持节宣州诸军事守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采石军等使彭城县开国男赐紫金鱼袋臣刘赞进”。据文献记载，刘赞死于贞元十二年，故这批银器埋藏时间在德宗时期或以后。浙江临安天复元年（901）水邱氏墓出土银器38 件。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皿还有许多零星的出土，重要的、带有刻铭或可考其年代的有：西安西北郊坑底村出土一件银盘，上刻“浙东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裴肃进”；陕西蓝田出土一件银盒，上刻“内园供奉合咸通七年十一月十五日造使臣田嗣莒重一十五两五钱一字”。
此外，在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法国等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也收藏许多隋唐时期的金银器。
隋唐时期的金银器生产可分为八世纪中叶以前，八世纪中叶至八世纪末，九世纪三个时期。器物的形制特征、制造技术、纹样风格等表明，早期受中亚、西亚的影响较大，中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风格，晚期进一步发展。金银器的制造技术除了隋唐以前使用的铸造、焊接、掐丝、锉磨、抛光及嵌铸和粘贴等外，还发展出切削、铆、两次焊、掐丝焊等，技巧纯熟、精湛。有些器物上切削加工形成的螺纹痕迹清晰，说明当时已有简单的机械车床。纹样的处理，大都是锤出凸凹起伏的纹样基本轮廓，再加以细部的錾、刻、划，许多还在纹样部分鎏金。
隋唐时期金银器的空前发展，其原因是当时经济繁荣，金银产地和产量增加，冶炼、工艺、装饰达到了新的水平，为金银器制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中亚、西亚传统的金银工艺技术对隋唐产生了影响，促进了这门手工业的发展；皇室贵族追求奢侈生活，并以金银器作为赏赐、行贿、供奉和对外交往的物品，增加了社会的需求；唐代在中央官府专门设置了作坊，民间也有私人经营，保证了产品质量的提高、普及和多样化。铜镜铜镜主要发现于墓葬之中，隋唐时期的大量墓葬都有出土。目前已出版了许多著录铜镜的专著，零散发表在考古发掘报告中的也很多。铜镜是隋唐时期手工业的产品的重要种类，由于在隋唐时期主要由官府及少数地点制作，其造型、纹样风格有很大的一致性，时代变化也较清楚。它们经常在墓葬中与其他遗物同时出土，故可作为一些遗迹与遗物的断代标准器物。
铜镜的正面用以照人，背面装饰纹样，并有各种形制。铜镜的形制和纹样是其制造、流行年代的标志。隋唐时期主要流行的铜镜类有：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葡萄镜、花鸟镜、瑞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盘龙镜、八卦隋至唐高宗时期，主要流行四神十二生肖镜类中的十二生肖镜、四神镜、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类中的瑞兽铭带镜、瑞兽花草镜，还有瑞花镜类中的宝相花铭带镜（又称团花镜）。圆形镜最多，主题纹样突出灵异瑞兽。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流行铜镜为葡萄镜类，包括瑞兽葡萄镜、葡萄蔓枝镜、瑞兽鸾鸟葡萄镜；瑞花镜类中的菱花形宝相花镜；花鸟镜中的雀绕花枝镜，盘龙镜，圆形、菱花形镜较多，主题纹样由瑞兽向花鸟过渡。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德宗以前，以花鸟镜、瑞花镜类为主，流行花鸟镜中对鸟镜；瑞花镜类中的葵花形宝相花镜；神仙人物故事镜类中的月宫镜，飞仙镜、“真子飞霜”镜。圆形和葵花形的镜最多。
唐德宗至唐末，除了瑞花镜类中的花枝镜，花叶镜外，还流行八卦镜类唐代铜镜在制作技术上有许多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