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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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 年版；李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同上；陶懋炳：《窦建德李密杜伏威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俞兆鹏：《黄巢起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2 年版；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
③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第五篇《隋唐五代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④ 倪正太：《隋末农民战争和唐初的“让步政策”》，《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1 期。⑤ 李斌城：《“让步”政策与“贞观之治”》，《魏晋隋唐史论集》第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
① 苏双碧：《试论唐初经济发展的原因》，《历史教学》1979 年第8 期。② 朱伯康：《论唐代封建经济的变化》，《中华文史论丛》1979 年第1 辑。法表示反对③。徐连达也对反攻倒算论发表了反对意见，并强调了生产活动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他认为隋末农民战争大大改变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至唐初阶级对抗基本结束，土地矛盾大为缓和，出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局面，使绝大多数农民对通过生产活动来“改变自己的生产地位”抱有希望，因此，他们的“勤于耕稼”就是“造成‘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④。二、关于平均主义的问题。这是唐末农民战争史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下的一个问题。首先争议的是认为唐末农民起义军提出了平均主义口号所依据的史料是否真实。五十年代的史学界都说王仙芝、黄巢起义时提出过平均主义口号，依据就是王仙芝自称的“天补均平大将军”，至六十年代又有人另把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作为依据，而且逐渐流行开来，越来越被当作信史看待。后来有人对后者的真实性提出了异议，认为记载这条史料的《新编五代史平话》叙述史事颠倒、错讹、虚拟，而黄巢的“冲天太保均平大将军”称号就是此书作者凭空杜撰的①。但也没有被认作定论，至今在有关的唐史论著中仍引用它。其次争议的是唐末农民起义军所提出“均平”的含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分土地。如侯外庐说这是对地产要求重新分配的平等思想②；达人说黄巢大起义“不仅提出了土地问题，而且还实际地剥夺了地主阶级的土地以及其他财产”③；赖家度说黄巢起义军的“禁刺史殖财产”等政策是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土地问题”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要求均平财产赋税。如唐森说黄巢提出的“均平”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分府库、夺粮仓、吃大户、不组织生产⑤；王大华说这种均平的经济内容是以杀富济贫均分浮财为表现形式的平均产品分配权，不是均田，而是均税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上要求平等、经济上要求平均的思想反映。如林烨卿说王仙芝的称号是表示“要率同天下的英雄豪杰，来代替老天爷补不足，均不平”⑦；赵国华说王仙芝的“均平”反映了广大农民变革社会、实现平等的革命要求，而黄巢则提出了更加鲜明的“冲天”、“均平”纲领，要冲垮地主阶级天下，“均世上贫富的不平”①。
三、关于李密评价的问题。王丹岑曾评说李密是“革命的投机分子”，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②。张戈扬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李密参加并领导瓦③ 赵文润：《略论隋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兼评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两个公式》，《陕西师大学报》1979 年第4 期。
④ 徐连达：《论“贞观之治”——兼论隋末唐初阶级矛盾与统治阶级政策的相互关系》，《学术月刊》1979年第10 期。
① 宋家钰：《关于唐末农民起义领袖“天补均平”称号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② 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历史研究》1959 年第4 期。③ 达人：《黄巢大起义也曾提出过土地问题》，1961 年4 月12 日《光明日报》。④ 赖家度：《试论黄巢“禁刺史殖财产”》，《历史教学》1964 年第9 期。⑤ 唐森：《“均平”与黄巢起义》，《暨南大学学报》1981 年第1 期。⑥ 王大华：《论均平在唐末农民战争中的经济内容》，见《陕西师大学报》1982 年第2 期。⑦ 林烨卿：《黄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① 赵国华：《黄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② 王丹岑：《中国农民革命史话》，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52 年版。
岗军与隋皇朝作殊死斗争，是农民起义领袖③。于是引起了一场如何评价李密的争论。如段文渊认为李密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并且篡夺了领导权，后来又出卖了瓦岗寨义军。另外，李密也没有主动帮助唐皇朝完成统一④。又如江克厚认为李密虽有缺点，但他是翟让代表群众推举的义军领袖⑤。而韩国磐认为李密“对于唐朝的统一工作也起了一定的作用”⑥。谷祖英则进一步认为翟让虽发动起义五、六年而不能有所发展，李密仅加入一年而“瓦岗军却陡然壮大起来，而成为领袖群伦的一支力量”，所以对李密应该给予公允而正确的评价⑦。至八十年代，史学界又兴起一次有关李密评价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李密虽出身贵族，但不应以唯成分论来代替阶级分析；李密参加瓦岗义军后，为翟让出谋划策，对这支起义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贡献；李密不是通过玩弄阴谋获得领导大权，而是翟让自己交出的；翟让死后，李密领导的瓦岗义军在政治路线、纲领上没有改变；李密暂降唐皇朝不失为一种革命策略，不可看作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背叛；李密说服许多支规模较小的起义军，到瓦岗寨聚义，才使瓦岗军成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力量①。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李密是篡夺农民革命胜利果实的野心家；不能为了抬高李密而贬低翟让。
把瓦岗军起义的胜利及其发展壮大，一概归因于李密的看法是不对的；李密与翟让的矛盾，实质上是当权封建贵族与丧权农民领袖的矛盾，是两个对抗阶级的生死搏斗；出身于贵族的李密参加瓦岗军是另有打算的，也就是要攫取农民革命的果实②。
四、关于朱温评价的问题。过去在一般的隋唐五代史论著中，朱温常被写成可耻的叛徒，认为在农民起义军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叛变投降了唐皇朝，不但影响极其恶劣，而且是黄巢大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如傅衣凌、周宝珠认为朱温的变节降唐似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其中有他与孟楷的矛盾；降唐在朱温一生中并不重要，黄巢没有做到的事，倒是由他完成了③。而胡如雷又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把朱温的降唐归因于他和孟楷的矛盾恐不符合当时情况，他降唐的主要原因是想利用手中掌握的起义军武装达到政治投机的目的④。黄朴民、马丁则对朱温作了较高评价，认为那种把朱温斥为叛徒的说法“不一定符合当时的历史现实”，他在降唐后的作为不仅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有所贡献，而且唐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③ 张戈扬：《关于王丹岑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话》，1953 年7 月11 日《光明日报》。④ ⑤《关于李密问题的讨论》，1953 年9 月19 日《光明日报》。
⑥ 韩国磐：《关于李密问题的意见》，1953 年11 月1 日《光明日报》。⑦ 谷祖英：《翟让究竟是在哪一年起义的》，1953 年11 月14 日《光明日报》。① 陈建国：《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思想战线》1980 年第1 期；陈瑞德：《应当重新评价李密——李密的一生及其功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 年第2 期；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② 《中国史稿》第四册，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黄惠贤：《李密洛口政权兴衰述评》，《江汉论坛》1985年第9 期；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③ 傅衣凌：《关于朱温的评价》，《厦门大学学报》1959 年第1 期；周宝珠：《朱温叛变与黄巢起义失败的关系》，《史学月刊》1960 年第9 期。
④ 胡如雷：《关于朱温的评价问题》，1959 年9 月17 日《光明日报》。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他的较开明统治体现出来①。王仲荦认为朱温“虽然中途叛变，但民间的疾苦，他还是了解一些，所以宣武镇的租赋比较轻，人民略得安生”②。
① 黄朴民、马丁：《论朱温》，《温州师专学报》1984 年第1 期。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版。
第四节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价值今甘肃省的敦煌在唐朝属于沙州，是内地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唐朝佛教非常兴盛，敦煌这个远处边陲之地也不例外，形成了规模宏大的莫高窟石窟寺群。1899 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其中一座小石窟中发现了大批古写本经籍残卷，内中大部分是佛经，小部分是儒家经典、子书、史传、杂记、地志、图经、账簿、户籍、契约，以及诗文、信札等，时间从晋到宋都有，以唐朝的为最多，总数在四万件以上，被人们称为敦煌文书，或称为敦煌遗书。随后，这批珍贵文书的大部分被英国、法国、沙皇俄国、日本等国的所谓“探险家”劫掠到国外，只有一小部分留存于国内，顾颉刚和姜亮夫对其流散情况有较详细的记述③。
今新疆的吐鲁番在唐时属于西州，是气候特别干燥的地方。
所以，人们从这里的古代墓葬中掘出大量记有文字的纸文书，虽经一千多年而仍未腐烂，多是官方文书，其余为私人文书，还有少量古籍抄本残页，年代从晋到唐都有，被人们统称为吐鲁番文书。这些文书中有少量是作为随葬品被完整地放在墓里的，如随葬衣物疏、功德录、告身抄件、契券等，而绝大多数则是作为废纸利用的，如剪成衣、帽、靴等穿戴在死者身上，又做成被褥等服饰，甚至还有用文书糊成纸棺材的，所以大部分已残损不全。1949年以前掘出的文书大部分被盗劫到德国、日本等国，此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文书大都入藏新疆博物馆。
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而对于唐史研究来说尤多资助，史料价值不仅很高，而且很丰富。这里面除大量宗教经卷是研究宗教的上好材料外，其他的可大体分成七个门类。一是法令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律令、刑法，以及约束官吏的法纪、奖惩制度等情况。二是地理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西部边陲及西域的地形、交通、水利、物产和社会组织等情况。三是公私籍帐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兵役制度、劳役制度以及人口分布、社会生产、财物分配等情况。四是公私契约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阶级关系、社会风俗、民间经济、生活状况等方面的情况。五是公文档案方面的文书，可用来研究唐朝的行政制度、馆驿烽燧、屯田马政以及公文写作格式、递送程序等情况。六是诗文，不仅可用来研究唐朝的文学，而且从这些诗文作品中所反映出的唐朝社会生活也是多方面的，诸如生活习尚、人情风俗、衣食住行、婚丧礼仪等，故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七是典籍抄本，虽然大都是缺损不全的，但仍可用来对唐朝的已佚或已残文献典籍作辑佚和补缺，即使今存者，亦可资校勘。
因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尽管已大量流散到海外的情况下，中国学者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很早就开展了抢救、整理和研究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并最早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①。
③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
①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向达：《唐代俗讲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敦煌文书的研究与整理罗振玉在1909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遗书》，1913 年整理影印了《鸣沙石室佚书》，1924 年整理刊印了《敦煌石室碎金》。其中所收文书有许多是研究唐史的原始资料，价值极高，如《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地志》、《敦煌录》等，对于研究考订唐朝的地理提供了新资料，而对于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也有校勘价值。其中记载当时的西部地理尤为详赡，涉及建置、城址、山形、河流、水渠、湖泊、学校、祠庙、关塞、古迹、祥瑞、风俗、歌谣等。还有对莫高窟佛寺的建筑形式及规模的记述，是研究敦煌石窟的第一手资料。又如《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是一部涉及中外的游记，可用来研究唐时的中亚南亚地理、宗教、物产、民风及中外关系。再如《沙州文录》、《张延绶别传》等传记碑文，对研究补证唐代人物、史事等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他如《水部式》、《职官书》、《太公家教》、《食疗本草》，可用作研究唐朝的职官、海运、教育、医药等方面的上好史料。罗振玉还利用这些资料撰成《高昌麹氏年表》1 卷、《瓜沙曹氏年表》1 卷、《补唐书张义潮传》1 卷，为唐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王仁俊编撰并于1911 年由国粹堂出版《敦煌石室真迹录已》一书，分上、下卷。上卷是影写敦煌卷子本《开元律疏名例》一种的原文，下卷是对此件文书内容所作的校勘研究，从资料上为进一步探索唐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极大方便。
法国人伯希和把窃取的敦煌文书藏入巴黎国家图书馆，刘复在法国期间，从这些文书中抄录整理出一百零四件，然后分类排比，分为三辑，编成《敦煌掇琐》一书，于1925 年刊刻问世。上辑是小说、杂文、小唱、诗、经典演绎、艺术；中辑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诉讼、官事、婚事、教育、宗教、历书、迷信、杂事；下辑是语言文字。蔡元培在序言中对此书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作了非常高的评价。其中有关唐朝的资料不少，至今为唐史研究者所引用。
当伯希和将劫掠的敦煌文书携至北京展示时，“罗振玉、李盛铎等吁请学部，将所余敦煌卷子运京，交京师图书馆保存。此项残存，陈垣先生编有《敦煌劫余录》六册，凡得八千六百七十九号，复由胡鸣盛先生检阅未登记的残叶，又编成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为九千八百七十一号。”①并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印。此书著录极详，唐史研究者可从中查寻有关的资料。
许国霖整理并于1937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从北平图书馆所藏的九千多号敦煌文书中抄出的资料，胡适在序言中有高度评价。其中属于唐朝的多是民间通俗之作，而尤以各类契牒和《贞观氏族志》为研究唐史的宝贵史料。契牒有典儿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