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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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中编，《敦煌石室所藏典籍的发现与著录》，胜利出版公司1947 年版。黄文弼在三十年代前后曾数次随中外考察团到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并撰写了多份考察报告。1954 年由中国科学院刊印的《吐鲁番考古记》，就是他在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后所写考察报告的整理本，分为考察经过、遗物说明、遗物图版三部分。其中所收三十多件古文书，大都是唐朝前期统治西州时的遗物，如缴纳地租、户籍、军屯、诉讼牒状等，对研究唐朝西部边地的社会经济很有价值。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并于196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敦煌资料》第1 辑，是将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社会经济的部分加以整理汇编，为研究唐朝的均田、赋税、户等、兵役、徭役、高利贷、租佃契约关系和寺院经济等，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至今仍被唐史研究者所经常引用。
敦煌文书中有许多古籍抄本残卷，所以，自1909 年起，就有不少专家学者为之撰写题跋，如王国维、刘师培、罗振玉、陈寅恪、向达、王重民等，1925 年后，报刊上又发表了不少有关的研究论文。这些题跋、论文多是记述卷子形式、内容，考订其篇目、作者、年代，并论证其价值。王重民就将其中有关经、史、子、集部分收集起来而汇编为《敦煌古籍叙录》一书，并于195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中有不少记述唐朝典籍的资料，可为唐史研究者所利用。
从1959 年至1975 年，国家组织考古工作者，在今新疆吐鲁番县的阿斯塔那、哈剌和卓两大墓葬区先后进行科学发掘十三次，共清理自晋至唐古墓近四百座，获得了大批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汉文文书。此后，在唐长孺的主持下，对这些文书进行了细致地整理，并编辑为《吐鲁番出土文书》，由文物出版社于1981 年开始分册出版。从第四册起，就基本属于唐时的文书，其类型有居民、匠人、僧侣的户籍名册，各种租佃、借贷、买卖、雇佣的契约，以及上下行公文、公私杂物帐、家书、医药方、随葬衣物疏等，都是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地理、文化、风俗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学者在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在运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古代史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中尤以研究唐史的成果最为突出。早在三四十年代，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先驱陈寅恪除在他的论著中一再引用敦煌文书资料外，还曾使用《常府君碑》、《大云经疏》、《秦妇吟》等，撰成多篇颇具创见的专文①。向达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文化及中外交通而获得重大成果②。金毓黻则用敦煌文书对唐朝官制有所考论③。郑振铎在俗文学研究上的收获更是得益于敦煌文书④。
建国以来对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成果五六十年代，学者在研究隋唐五代史中除使用敦煌文书外，又开始利用吐鲁番文书，并取得长足进展。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史，如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隋唐均田制和租庸调，其成果除反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②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79 年版。
③ 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第3 卷第10 期，1943。④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小说月报》第20 卷第3 期，1929；《怎样叫变文和后来的宝卷诸宫调等文体有怎样的关系》，《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1935 年版。
映在几部已出版的隋唐五代史专著中外，就是王永兴、唐长孺、韩国磐、唐耕耦等人的重要论文①；孙达人、沙知等探讨唐五代租佃关系的文章也很有学术价值②。二是文化艺术史，如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唐代俗文学、曲子词、语言文字等，除向达和王重民继续对俗讲、变文等作更深入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外③，又有其他几位敦煌学家的重要专著问世，研究曲子词的有《敦煌曲校录》④，研究语言文字的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⑤，进行综合研究的有《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⑥。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论文散见于报刊杂志上，如《敦煌古写本丛谈》、《敦煌遗书概述》等⑦。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大部分是汉文文书，也有一小部分是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的，如吐鲁番文文书、回鹘文文书等。五十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在研究汉文文书的同时，也开始对它们进行整理研究，如冯家升的《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即属于这方面的成果。所谓“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就是记载唐初著名僧人玄奘一生事迹的汉文典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这本被译成回鹘文的传记可能是从吐鲁番出土的，并在三十年代初被牟利者撕为几部分出卖给西方“探险家”和中国学者，于是分散藏在中国、法国、前苏联和德国四处①。冯家升整理和研究的就是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一部分。这份珍贵的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不仅对了解唐代回鹘民族的语言文字，而且对了解唐代西域地区的佛教、玄奘在佛教界的巨大影响及其生平事迹都是有参考价值的②。
七十年代，在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很大干扰的情况下，文物工作者及部分唐史学家仍能坚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及研究工作，并取得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发表在《文物》1973 年第10 期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吐鲁番阿斯塔那左憧憙墓出土的几件唐代文书》，以及《文物》1975 年第10 期的《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书等文物》，为唐史学界提供了一大批新出土的珍贵文书，而一些学者正是利用它们写出了研究唐史有关问题的学术文章①。
八十年代以后，史学界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隋唐史进入了一个新时① 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 年第12 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 年第6 期；韩国磐：《根据敦煌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2 年第4 期；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程度》，《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1 期。
② 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 年第6 期；沙知：《吐鲁番佃人文书里的唐代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63 年第1 期。
③ 王重民等辑：《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
④ 任二兆：《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版。
⑤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⑥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年版。⑦ 张铁弦：《敦煌古写本丛谈》，《文物》1963 年第3 期；史树青：《敦煌遗书概述》，《历史教学》1964年第8 期。
① 卡哈尔·巴拉提：《回鹘文译本〈玄奘传〉的发现与研究情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6 年第11 期。② 冯家升：《回鹘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集刊》丙种第一号（1953）。① 韩国磐：《卜天寿〈论语郑氏注〉写本和唐代的书法》，《文物》1973 年第5 期；王仲荦：《试释吐鲁番出土的几件有关过所的唐代文书》，《文物》1975 年第7 期。
期，研究领域扩大，研究成果丰硕。过去主要局限在几个狭窄领域内的研究被很大地突破了，范围扩大到职官制度、公私诉讼、门阀氏族、人口、马政、粮仓制度、馆驿制度、烽燧制度、西域政局变化、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民族关系、唐王朝对西部边地的管辖、农民反抗斗争、古籍残卷年代考订、文字校释、版本流传等，大大丰富了隋唐史的内容，填补了许多空白。而且，不只在面上有突破，原有领域的研究也有质的飞跃，出版了多种专著及论文集。较为重要的专著有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张弓《唐朝仓廪制度初探》，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程喜霖《汉唐烽堠制度研究》，杨际平《均田制新探》等。较为重要的个人论文专集有唐长孺《山居存稿》、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②。专业性论文合集有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辑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唐长孺主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沙知、孔祥星合编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韩国磐主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中国敦煌学会编辑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等。还有数以百计的单篇论文散见于报刊上。
另外，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吐蕃文、回鹘文等文书的整理研究也取得一些成果。如王尧、陈践对吐蕃文文书的整理很有成绩①，又如耿世民、黄盛璋对回鹘文文书的研究也有收获②，这对进一步研究唐代民族史及唐史的其他问题都有裨益。
② 唐长孺：《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卢向前：《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永兴：《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① 王尧、陈践：《敦煌木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 年版；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献选》，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版。
② 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民族语文》1979 年第4 期；耿世民：《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选集》，1980 年；黄盛璋：《回鹘文译本〈玄奘传〉残卷五——玄奘回程之地望与对音研究》，《西北史地》1984 年第3 期。
第四章本卷编写旨趣本卷是《中国通史》第六卷，即隋唐史卷。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特别是唐代前期更是如此，较之秦汉还尤过之。以前史家以汉唐疆域相比较，谓唐时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这是指开元、天宝之际来说的。其时唐代东疆不渡辽河，不如汉时尚有辽东和玄菟两郡。其实早在唐高宗时，东占高丽和百济，不仅东渡辽河，而且已过鸭绿江了。唐时于西疆设安西都护府。都护府所辖的四镇并不以葱岭为限，而所设的羁縻州竟远至于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其后波斯王卑路斯为大食所迫，尚归老于长安，这也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这样广土众民的皇朝，为史书所少见。
自西晋永嘉乱离之后，民族间的纷扰和冲突，仿佛无有已时。不过由纷扰而逐渐重新组合，却也是势所必然的趋向。隋唐两代承南北朝之后，重新组合已成定局。既已重新组合，就会发出新的力量。隋代历年虽甚短促，这样的力量就已经有所显现。到了唐代更是分明可见。唐朝中枢大员，不必细考其个人的生平履历，仅从姓名之间就可略见其时的风尚。唐穆宗长庆年间，元稹曾为平章事。元稹殁后，白居易为制挽诗，有句说“元魏帝孙唐宰相”。至于边庭将帅，尤其是无间华夷。重新组合并处，得以各尽所力，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在这样泱泱大国中，如何普及中枢政令，求其如臂使指，不误朝夕，就必须讲究交通。隋唐时期承前代之旧，交通道路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唐时驿道的设置，为当代后世所艳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初始定鼎，为高昌所轻。高昌所恃者，是所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而碛路艰险，唐兵难以猝至，而唐兵竟然迅速达到碛口，高昌就不能不束手受缚。唐初驿道初创还是如此，其后更加完备。
由隋初至于天宝年间，可以说是隋唐时期的承平盛世。中间虽有大业末叶的乱离，创痛并非细小，唐初休养生息，也就得到恢复。由于承平日久，封建经济就会得到发展，唐初所制定的租庸调制度，在当时说来，还算是取民有度，至少比起南北朝时期，应该说是好一些。虽然在开元年间逃户还成了问题。封建社会是有难以克服的缺陷的。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工商业也就相应地兴旺起来。黄河流域丝织业的兴盛可以说超迈前代。丝绸之路虽不创始于唐代，唐代得益更多，更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就会显得富庶。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正是当时社会的写照。社会富庶显示国家的强盛，也是强盛的基础。唐代前期不时对外用兵，这是府兵制度的优越处，而一再出兵远征，并未引起经济的困窘，也是实际的情形。
由于国力的强大，也使文化昌盛起来。隋唐以前，由于南北分裂，文化也就各成体系，隋初统一全国，南北文化相应融为一体。而域外文化因之相随俱来，特别是西域文化更特别为当时人所喜爱。中华民族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隋唐时期就是具体的例证。中华民族固然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不吝于向外传播中华文化。中华声教被于四方，也显示出强盛皇朝的气派。这样的盛世丰采，强盛的显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特色。本卷对于这一特色反复作了说明，使这一特色更易为世人所知。
隋唐时期也和其他皇朝一样，自有其典章制度，而且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中有的还流传下来，为后世所遵用，有过若干影响。隋唐两代都以尚书省总绾全国政务，省内各设六部，各有专责。部的名称前后不尽相同，唐时始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样的制度一直为后来各皇朝所沿用，直到近代，部数才不断增多起来。推本溯源，固可以追踪于《周礼》六官。但即令当时已有这样的制度，后来却未延续推行，直到隋唐才又重新提起。其实所谓《周官》六官之说，不过是隋时创立新制的借口，不一定就是渊源的所自。虽不一定就是承前，但确是启后，对后来还是有影响的。和六部的道理相仿佛的还应数到科举。隋初废除南北朝以来九品中正取士的旧制，改为科举。唐代踵行新制，益加周密。其中由进士科取得的人才，率能获升高位，主持皇朝大计。后来各代皆遵循这样的制度，科目名称虽不免有所改变，总的体制却是一脉相承，未离旧轨。直至清代末年，兴办学校，才行停止。
就是赋税制度也相仿佛。唐初定制，以租庸调法作为赋税制度，征取民间财物，用这样的收入，推行政治和豢养兵士。租庸调法是以人丁为本，户籍不整，田亩卖易，遂使租庸调法难以继续运用。中叶以后，改行两税法，分夏秋两季征收。此法施行后，为后世所遵用，直至明代另创一条鞭法，始告一段落。当然还有其他的典章制度，也起到相似的作用。这样一些典章制度的创立和推行，不能说和当时国力强盛没有关系，法制紊乱和不行，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就难以避免了。
唐代的盛世到了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