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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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魅胛妓Ｋ逄剖逼冢z水下流虽已堵塞，其上源却以交水相称，注入丰水，不复独流入渭②。这八条河流分别流经长安城四周，形成“八水绕长安”的形势。这样的形势为隋唐时期前后各皇朝的都城所未曾有过。隋唐时期正是善于利用这样特有的自然环境，使长安城更为繁荣和壮丽。
隋皇朝始建基业，首先就考虑到都城的问题，废弃了已有将近八百年建城历史的汉长安城，迁都于旧城东南的龙首原下，其中一个原因乃是汉代故城中的水已经咸卤，不适于饮用。新都建成后，城内用水主要就是引用八水中的交水、潏水和浐水。引水的渠道分别是永安渠、清明渠和龙首渠①。永安渠亦称交渠②，所引用的就是交水。清明渠引用的为潏水，清明渠入城的地方在外郭城南面西侧的安化门西，永安渠更在其西，两渠之间只隔一个坊，永安渠直向北流，流到城外，入于渭水。清明渠则由外郭城，流经皇城，再入宫城，潴为西海、南海和北海③。龙首渠引用的是城东的浐水，因此也称浐水渠。这条渠道由外郭城东面北侧的通化门南流入城中，再经皇城流入宫城，潴为东海。另有一支，绕外郭城东北角外，流入禁苑。④这里应该提到的是隋文帝引用渭水所开凿的广通渠。广通渠的开凿并非为了供应城内的用水，而是作为运输关东的粮食的渠道，一直向东通到潼关和渭水相汇合。这条渠道引用渭水是在长安城西，如何通过长安城再向东流，自来没有详细的记载。核实来说，它是由外郭城西面三座城门中间的金光门入城，经过西市，曲折流经皇城之东，再流经大明宫含元殿之北，绝浐、灞① 司马长卿：《上林赋》，《文选》卷八。
② 《水经·渭水注》：“鄗水上承鄗池于昆明池北”，是鄗池为鄗水源头。鄗池湮塞，鄗水也就断流。鄗池为一蓄水池泊，如何能为鄗水源头？昆明池为汉武时所凿，池水主要引自交水。在昆明池未开凿前，交水当就是鄗水的上源。
①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
② 《唐会要》卷八九《疏凿利人》。
③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唐京城》四。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宫室》，卷九《唐京城》三。
两水向东流去⑤。广通渠在唐时称为漕渠，所引用的渭水中含沙量大，有时候就堵塞不通，还需要不断疏凿。唐玄宗天宝二年（714），韩朝宗引渭水入金光门，置潭于西市，以贮材木⑥。这次引水实际是疏导广通渠的故道，说者不明究竟，以为引渭水入长安是不可能的，韩朝宗所引的应该是潏水，不是渭水⑦。这样的说法是不明白长安周围的地形。如果不能引用渭水，那么，隋时广通渠是怎样开凿成功的？韩朝宗之后，接着到了唐代宗大历二年（767），黎幹自南山开漕渠抵景风、延喜门，入于禁苑以漕薪炭①。景风门和延喜门是皇城东面的两门，这是说漕渠是由皇城之东向北流去。其实黎幹所开的漕渠，是引潏水直流到金光门外，与广通渠会合。现在这条漕渠仍然存在，是由当时的金光门北再向北流，流入渭水。当时由金光门流到长安城这一段，据说也是黎幹开凿的，渠道开成后，唐代宗也曾亲自前来观看，可见是一宗大事。这条水渠在长安城内所流经的地方，都是一些重要街道和里坊，如果不是旧有的渠道。怎么能为运输木炭而动这样的大工？可能是原来渠道久湮，已不引人注意，因而使黎幹以此显名。这条广通渠故道，到唐文宗太和（827—835）初，还曾彻底修过一次，由渭水旁的兴成堰修起，直到潼关的永丰仓。这样的疏浚完全是为了漕运②，漕道当然还是穿过长安城的。
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引水灌溉，促进农业的发展。秦汉以来的郑国渠、白渠和成国渠都得到继续维修，发挥其已有的效益。唐时所谓三辅渠③、郑白渠《和刘公渠④，都是郑国渠和白渠的继续和发展。唐初在修治成国渠时，并加引韦川、莫谷、香谷、武安四水，以增加水量，又一再修复六门堰⑤，都显出一定的成就。就在长安城附近也还有贺兰渠和清渠。贺兰渠也称丰水渠，是引丰水至交水的渠道⑥，清渠自鄠县（今为户县）引用丰水，由长安城的西北城角外流入渭水①。就是引水入长安城内诸渠，在供给都城用水之外，也有部分用于灌溉。唐文宗开成年间，就曾以引浐水入城的龙首渠水的十分之九用于灌溉②。龙首渠如此，其他各渠也应都有余水可以用作灌溉的。流入曲江的黄渠就有一支流入樊川灌溉稻田③。这些渠道修凿成功，就使环绕长安的八水，实际上组成一个相当广大的水利网。这个水利网是以长安城为中心，层层加密，不仅保证长安城中的用水供给，也使关中农田得到灌溉。变干旱地区为水乡，更增加了长安城作为两代都城的重要性。
这些水道的分布显示出如下的一些情况。当时环绕长安的八水，其流量⑤ 黄盛璋：《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⑥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一八《韩朝宗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⑦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漕渠》。
①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卷一四五《黎幹传》，《唐会要》卷八七《漕运》。②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旧唐书》卷九八《李元纮传》。
④ 《旧唐书》卷九五《宣惠太子业传》，卷一一八《王缙传》。
⑤ 《新唐书》卷三七《地理志》。
⑥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四《兴平》引李石记。
①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引《括地志》。
②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长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三《西安府》。③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
都比较洪大，水流也比较清澈，就是河床也不至于过深。前面说到唐代宗时黎幹曾引潏水入城。开凿漕渠是为了把南山的木炭运输到长安城里。这是说漕渠可以行船，而且行船到长安城里。这是其以前的人所不敢想象的事情。无怪乎连唐代宗也都要亲自观看。建国之后，还曾在长安县西温国堡潏水河床中发掘出一只沉船，更是真确的物证。应该指出，在黎幹开凿这条漕渠之前，已经有一条清明渠引潏水入城。虽然有了这两条渠道，并没有使潏水为之断流。不仅潏水如此，就是丰水也是一样的。就在温国堡发掘出沉船的前后，丰水河床中也有沉船发掘出来。可见能行船的不仅是一条潏水。
环绕长安的八水中，泾渭两水之外都是出自长安的南山。发源于南山的河流，流量都很大。当时南山的森林相当茂密。茂密的森林可以涵育更多的水源。这就促成源出南山的河流都有相当大的流量，所以当时能充分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还可普遍进行灌溉，使长安城内外具有特异的景色。现在潏水的水流不仅难于行船，甚至还可以徒涉，其他各水夏日有的往往干涸无水，又怎能组成水利网呢？
广通渠的开凿和漕粮的运输广通渠和引入长安城中的其他渠道不同。它不是供给长安城中的用水，而是用来从事运输关东的漕粮的。广通渠在唐时一般称为漕渠。这条渠道的开凿和湮塞关系到长安城的粮食供给，因而再作论述。
广通渠是隋初开凿的。开凿之初，隋文帝曾颁布了一封诏书。诏书中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④渭水多沙，对于航行船只自有一定的影响，但在隋时充其量只是“动移气序，不能往复”，也就是说，船只受到阻阂，延误时日，还不到不能航行的地步。虽然如此，隋文帝还是特意开凿了这条渠道。这不仅泽及当世，就是唐朝也受其遗惠。唐朝虽也受到遗惠，却并未完全解决漕运的困难。因为唐朝重视不够，漕渠就不免时有湮塞。漕渠湮塞了，漕粮运输仍旧仰仗于渭水，甚而还要陆运，长安城中缺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浸假还演变成为危机。唐德宗贞元（785—805）初年，长安缺粮，关辅宿兵斗米千钱，太仓供天子和六宫的膳食，连十天都难以支持。关东运来的漕粮积储在华阴的永丰仓中，竟难以借渭水转运，只好采取陆运的办法，陆运的牛几乎都死完了①。再后到文宗太和初年，由于天旱，渭水水小，漕舟只好掊沙而进。在兴成堰再事疏浚之前，仍然依赖陆运，由于需牛过多，影响了关中的农耕①。隋文帝颁布如上的诏书是在开皇四年（584），由那时至唐德宗贞元元年为一百九十一年，由贞元元年至太和元年，又为四十二年。两百年上下，渭水中的泥沙竟多到这样的程度。长安附近农田灌溉面积的减少，还不至于引起过分的焦虑，经过渭水运输的漕粮不能按时到达，举朝都会为之惶惶不安。
④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一《万年》。
① 《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① 《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第二节黄河下游富庶地区的变化黄河下游的河道隋唐两代皆以长安为都城，长安居于关中富庶的农业地区，如上所说，由于泾、渭等八水的环绕，成为水利网的中心，产粮自来是有名的。由于都城的设立，人口大量增加，粮食的供应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由关东运输漕粮。这在秦汉时期就是如此，到了隋唐时期依然因而未改。秦汉时期关东漕粮的取给主要是在鸿沟系统诸水的上游和济水流域以迄于东海之滨。隋唐时期主要则是在当时的黄河下游及其南北各地。当时的黄河下游流经荥泽（今荥阳东北）、原武和阳武（今原阳）、新乡（今新乡）、汲（今汲县）、酸枣（今延津西）、灵昌（今滑县西南）、白马（今滑县东）、临河（今濮阳西）、濮阳（今濮阳南）、清丰（今清丰西）、顿丘（今清丰西南）、鄄城（今鄄城北）、临黄（今范县南）、朝城（今范县东北）、武水（今聊城西南）、阳谷（今阳谷东北）、聊城（今聊城东北）、高唐（今高唐）、平阴（今平阴）、平原（今平原）、安德（今陵县）、长清（今长清）、临邑（今临邑南）、滳河（今商河）、临济（今章丘北）、邹平（今邹平北）、厌次（今惠民南）、蒲台（今滨县东北）等县境②。这条黄河在现在黄河之北，也在原来的济水之北。荥泽、原武、阳武、酸枣、灵昌、白马、濮阳、鄄城、阳谷、平阴、长清、临邑、临济、邹平、蒲台诸县，当时属河南道，其余诸县属河北道。清丰以上属今河南省，鄄城以下属今山东省。
黄河下游及其两侧的富庶地区隋代及唐代前期，最为广大的富庶地区首推黄河下游及其南北一些州郡，由隋时的荥阳郡，也就是唐时的郑州（治所皆在今河南郑州）起，直至东海之滨，都包括在内①。黄河以北，直至隋时的河间和博陵两郡，也就是唐时的瀛州和定州（治所分别在今河北河间和定州），黄河以南还可达到隋时的汝阴郡和东海郡，也就是唐时的颍州和海州（治所分别在今安徽阜阳和江苏连云港），其中不包括隋时鲁郡和琅邪郡，也就是唐时的兖州和沂州（治所分别在今山东兖州和沂州）之间的山地，用今天的地理来说，就是沂蒙山区。
这个地区用唐代的地理来说，包括了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也包括了河南道的绝大部分，除东都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的山区外，都包括在内。在这黄河下游南北一望无垠的平原上，从隋文帝开皇年间起一直到唐玄宗天宝末年，都是皇朝主要财赋取给的地区。唐玄宗在所颁布的诏书中，曾经说过：“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②就是当时的臣下也多以此为言，张守圭说：“河南河北，枕倚大河，南接神州，北通天邑，郡县② 《旧唐书》卷一七二《李石传》。
① 《元和郡县图志》七、八、十、十一、十六、十七、十八各卷。
② 《隋书》卷三○、三一《地理志》，史念海《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 年版。
雄剧，人物昌阜。”①这些称道并不是泛泛的言辞，当时各道的存储的仓粮数就是最充分的证明。现在可以考见的天宝八载（749）各道仓粮存储数字，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其中正仓所储和关内道相同，义仓和常平仓所储皆超过关内道②。这些称道之辞和仓粮所储虽皆系开元天宝年事，往前回溯，至于开皇年间，前后百余年，都应该是仿佛的，不然就无以说明自隋初以来转输关东粮食接济长安的道理了。
为什么这个地区能够较为富庶？应该说这里的劳动人民善于利用自然，而且还能够进而改造自然。这个地区的富庶显现在农业的经营具有明显的成效。有了成效，就成为当时皇朝财赋和粮食主要取给的地区。农业能够得到发展，需有较多的因素，土壤的肥瘠不同，效果就难得一样。
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地域辽阔，南北土壤各具特色。用现在科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十分繁杂。就在古代，简单区分，也有差别。古代按地区分别土壤的厥为《尚书·禹贡篇》。这篇成于战国人士之手的著作，分黄河下游及其附近地区为五州，黄河以北为冀州，黄河以南为豫州。豫州以东为兖州，兖州以东迄于东海为青州，青州以南为徐州。据其中所说，冀州的土壤为白壤。太行山东近海，故土壤多含盐碱，因而呈显白色。近海之地还有青州。青州不仅“厥土白坟”，而且海滨还是“广潟”。这是说海潮激荡，比盐碱地还要加重一些。在《禹贡》作者看来，青州的白坟论其能利用的效率是要高于冀州的白壤。青州的盐碱地可能不是很严重，因为秦汉时期，齐鲁桑麻的富饶已见称于世人。而东海之滨琅邪台旁的富庶，竟能使秦始皇为之流连忘返。河南的豫、兖两州及其南的徐州，土壤也各有特色，不过都不是上上的好田。好在河南三州在两汉之时，黄河累次决口泛滥，洪水大都流向东南，在当时，豫、兖、徐成为黄水横流的地区，受害最为严重。洪水过后，所挟带的泥沙随处淤积，也使泛区的土壤得到改造，提高了农作物生产的能力，和以前有了显著的差别。《隋书·地理志》对这些地方农业的盛加称道，就是具体的证明。两汉时期黄河的决口泛滥，《禹贡》所说的冀州东部，也就是太行山东至于渤海的黄河以北地区，不免也受到冲蚀，所受的灾难较轻，在当时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可是洪水所挟带的泥沙未能多所淤积，土壤未能多所改变，特别是所谓白壤的盐碱地还多有存留，有待隋唐时期的继续改造。
说到对于太行山东黄河以北盐碱地的改造，远在隋唐以前，早就有人为此尽力，都能取得相应的成就。战国时，史起和西门豹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都致力于兴修水利。盐碱地经过流水的冲洗，盐碱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