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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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林志》、《翰林学士院旧规》及其他有关的撰述《艺文志·职官类》著录有李肇《翰林志》和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不著撰人的《翰林内志》。其中《翰林内志》佚失已久。而《翰林志》和《翰林学士院旧规》为南宋洪迈编入《翰苑群书》中，得以广为流传。洪迈之书中且收入韦执谊《翰林院故事》、韦处厚《翰林学士记》、元稹《承旨学士院记》、丁居诲《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皆以唐人记载唐事，殊为可贵。翰林院为当时文学之士待诏之所。而当时掌制诏书敕者多为此中的学士。其后选用益重，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更为特殊的，甚至受拜为宰相。这一清华处所，深为当时所重视，故亦得多所记载。李肇撰《翰林志》时，以监察御史入学士院，身历其境，故所记颇为详赡。其他韦执谊、韦处厚、元稹诸人，亦莫不如此。杨钜为懿宗宰相杨收之子，昭宗时为翰林学士，从昭宗东迁，寻卒，则其所撰述应为唐人有关翰林学士院的最后记载。
《高氏外传》和《朝野佥载》《艺文志·杂传记类》著录有郭湜《高氏外传》、张冻百菰亍贰⒎庋荨斗馐衔偶恰泛屠畲隆渡惺楣适怠匪闹郑源诮袷馈�
《艺文志》在著录《高氏外传》时，即注“力士。湜，大历大理司直。”所谓《高氏外传》，当记高力士的生平。郭湜因得罪宦官李辅国而被贬逐于巫州，当时高力士亦被贬于其地，因得相与谋面。郭湜在《高氏外传》中说：“况与高公俱婴遣累，每接言论，敢不书绅。”按所记，尚多为两《唐书》所失载者。唐玄宗由蜀中归来，颇受制于李辅国，《旧唐书·宦官李辅国传》谓“辅国起微贱，贵达日近，不为上皇左右所礼。虑恩顾或衰，乃潜画奇谋以自固。”然所记仅移上皇居西内一事。《新唐书》所记亦仅此一事，只是较为详备而已。而《高氏外传》所记，则玄宗自蜀中归至凤翔后，即已见于形色，其他更非一事，故可补史文的阙失。
撰《朝野佥载》的张渖绞录＃健短剖椤方愿郊谄渌镎偶龃住Ｉ蔽浜笾保录翱心辏势渌侵钍乱晕浜笫蔽唷８嵌拍咳荆姹始窃兀彩悄训玫摹！毒商剖椤肺狡洹跋卤拭羲伲鲇榷啵云内缎场Ｊ鞘碧煜轮尴筒恍ぃ约撬衅湮摹！薄缎绿剖椤吩蛭狡洹案⊙奚僦吕恚渎壑授轿哜薄Ｕ批｜著述不少，《新唐书》所说未必就是指《朝野佥载》而言，然读其书时，就不能不有所警惕，而须再作考核。虽说如此，究竟是当时闻见的记载，属于第一手的史料，其功也未可见没。
《封氏闻见记》和《尚书故实》撰《封氏闻见记》的封演，两《唐书》无传。据其书中所见，其初为天宝时太学生，其后为藩镇幕僚，德宗建中年间，尚在魏博田悦的幕中。书中随年纪事约有百余条，惟脱落殊多，难为完帙。《四库全书总目》说：“唐人小说多涉荒怪，此书独语必征实，前六卷多陈掌故，七、八两卷多记古迹及杂论，均足以资考证。末二卷则全载当时士大夫轶事，嘉言善行居多，惟末附诙谐数条而已。”这样的评论是相当恰当的。《四库全书总目》每以唐人杂史改入《小说家类》，惟以封演之书与李绰《尚书故实》仍列于《杂家类》中，显示其间似有不同处。李绰于所撰的《尚书故实》中曾述其撰述的缘起，他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绰避难圃田（圃田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寓居佛庙，。。叨遂迎尘，每客侍话，凡聆征引，必异寻常，足广后生，可贻好事，遂纂集尤异者，兼杂以诙谐十数节。”也许是杂有诙谐的缘故，故其所记颇为芜杂。不过既是张公对客之言，当不至过于诬罔。其中小有讹误处，亦是难免，因随意道出，固不易作详赡的订正。《艺文志》于此书之下注：“尚书即张延赏。”《四库全书总目》谓“书中称嘉贞为四世祖，又称嘉祐为高伯祖，则所谓张尚书者当在彦远、天保、彦修、曼容兄弟间”。张延赏为德宗时宰相，乃张嘉贞之子，非其四世孙也。《国朝传记》和《传记》《艺文志·杂传记类》又著录有刘■《国朝传记》。《艺文志·小说类》中还著录有刘■《传记》，并注说：“国史异纂。”刘■为刘知幾之子。两《唐书》皆有传，即附于其父传后。刘知幾为唐代知名史家，以著《史通》为当时后世所景仰，■兄弟亦皆以学术知名于世。《新传》谓其“著《史例》，颇有法”。《旧传》于《史例》之外，还说到他所著的《传记》，皆未曾涉及《国史异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于其《小说类》著录有《刘■小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的《小说家类》于《刘■小说》之外，复著录刘■《隋唐嘉话》，皆与《新唐书·艺文志》不同。按李肇《国史补序》说：“昔刘■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是刘■之书本以《传记》为名。其所以称为《国朝传记》者，可能仅指唐初至于开元一段史事，别自单行。如果这样说法不太舛讹，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之时，此书已分成两本，故分别见于著录。《郡斋读书志》著录《刘■小说》时，曾有简短的言辞说：“纂周汉至晋江左杂事。”这和李肇《国史补序》所说是一样的。可能是所著录的《刘■小说》又被割裂，不仅不复至于开元，而且尚未兼及隋代，因而只能说“至晋江左杂事”。这时的割裂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又不复相同。既然以所记的隋事移后，与唐初事并列在一起，就不能再以国朝相称，故另赐佳名，称为《隋唐嘉话》。今本《隋唐嘉话》多载隋唐时的人物言行事迹，不能即以小说目之。也许是因李肇所说，因而置之小说之中。《隋唐嘉话》所记隋时事，只有十几条，记唐时事竟多至一百多条。可见那时割裂原书，以所记唐时别为一书，以《国朝传记》相称，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艺文志·仪注类》著录《开元礼》和王泾《大唐郊祀录》。据其所记当时撰《开元礼》的经过：“开元中，通事舍人王喦请改《礼记》，附唐制度，张说引嵒就集贤书院评议。说奏：‘《礼记》，汉代旧文，不可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艺文志》又载长孙无忌等所撰的《大唐仪礼》和《永徽五礼》。前者于贞观十一年上（637），即所谓贞观礼；后者成于显庆三年（658），书名以《永徽五礼》相称，也就是所谓的永徽礼。《开元礼》自当是综合贞观礼和永徽礼而成的。自后再未见有大举修撰礼书的记载，想见其已臻于相当完善的地步。后来杜佑撰《通典》，其《礼典》所记率多取自《开元礼》，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至于王泾所撰的《大唐郊祀录》，则专叙述郊祀之礼，这当然是诸礼中的组成部分。《艺文志》谓其书为贞元九年（793）所上，时为太常礼院修撰。当是为当时郊祀特别准备的仪式。前代的礼虽亦有所承袭，因时而有所改变，也是势所难免。故贞观、永徽、开元各有其礼仪。贞元时另有新礼，亦属寻常之事。因王泾所撰集得以略见中唐以后的礼仪细节，可以称为难能可贵的载籍。
《唐律疏议》《艺文志·刑法类》著录的隋唐律令不少，大部已不传世。今传者仅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所撰集的《唐律疏义》。两《唐书》著录此书，皆作《律疏》。宋时始以之作《唐律疏议》。唐律为有唐一代的大法，它承袭前代一些旧规，对后世亦颇有一定的影响。唐律的厘定，始于太宗贞观年间。《旧唐书·刑法志》说：“（房）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有笞、杖、徒、流、死五刑。”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贞观律》12 卷。其他还有《令》、《格》、《留司格》、《式》，并见《艺文志》著录。其后到高宗永徽时再加修订。当时曾颁下诏书说：“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凭准。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鉴定。”这就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唐律疏》。长孙无忌等所撰的《疏义》仍本《贞观律》的名例等十二部分，惟具体条文为五百零二条，可能其中有所增删。在这些条文中，可以反映出唐代有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赋役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研究唐史的重要资料。
《元和姓纂》唐代承南北朝之后，亦崇尚门第姓氏，致使风俗为之浇薄。唐太宗曾命高士廉重为厘定，“普责天下谱牒，仍凭据史传考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这就是《艺文志·谱牒类》中所著录的《大唐氏族志》。《大唐氏族志》的撰著，只是厘正其间等第的高下真伪，并没有遏止这种社会风气。因而门第姓氏依然为各方所重视。有关撰述也非只一家，而见于《谱牒类》的著录并传于今世的，则为林宝《元和姓纂》。《四库全书总目》说：“宝，《唐书》无传，其名见于《艺文志》，诸家书目所载并同。惟《唐会要》称王涯撰，盖以涯曾作序而讹。郑樵《通志》又称为李林宝撰，则因李吉甫命宝作是书，当日二名连书，传写脱去吉甫字，遂并为一人。观樵《姓氏略》中讥宝作《姓纂》，而不知林姓所自出，则《艺文略》中本作林宝可知也。焦竑《国史经籍志》亦因之作李林宝，误之甚矣。”《四库全书总目》于此并论是书的得失，所言亦多中肯。《总目》说：“其论得姓受氏之初，多原本于《世本》、《风俗通》，其他如《世本》、《族姓记》、《三辅决录》以及《百家谱》、《英贤传》、《姓源韵谱》、《姓苑》诸书，不传于今者，赖其征引，亦皆斑斑可见。郑樵作《氏族略》，全祖其文，盖亦服其该博也。但宝以二十旬而成书，援引间有讹谬，且当矜尚门第之时，各据其谱牒所陈，附会攀援，均所不免。观《白居易集》自序家世，以白乙丙为祖，而云出自白公胜，颠倒时代，悖谬显然，其他可知。洪迈《容斋随笔》称《元和姓纂》诞妄最多，盖有由也。”其所讥刺并非无谓。同时也是唐人好自傅会标榜，故弄玄虚，有以致之。就是他人另撰，也是不易摒除此中恶习的，然是书所载人物多轶出于两《唐书》之外，可以互为补苴校正，亦不可偏废。
《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和《皇华四达记》《艺文志》史部诸书最后所列者为《地理类》。唐代以地理名家者甚多，故所著录者亦最为繁博。尤以李泰和李吉甫最称巨擘。李泰当时受封魏王，故习俗仍多以魏王泰相称。魏王泰所撰著的为《括地志》，李吉甫所撰著的为《元和郡县图志》。《括地志》据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大簿论述。当时全国有州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五百五十一。书中并增添了平高昌后所增置西州都护府和庭州六县，足以显示一代的宏图。《元和郡县图志》撰于唐宪宗时。其时李吉甫正为当朝宰相，论述一代舆地自有其方便之处。唐代自安史乱后，藩镇日多，德宗姑息养奸，一些藩镇愈加跋扈难制。宪宗始改旧规，奋力挞伐，号为中兴。李吉甫撰述是书，正是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故其在序文中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郡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书中于各府州的政区、户数、道里、贡赋、县邑备加记载，亦皆为后来地理书所沿袭。堪与魏王泰和李吉甫并称的厥为贾耽。贾耽为唐德宗时宰相。《旧唐书》本传说：“耽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终始。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艺文志》著录其所著书有《地图》、《皇华四达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关中陇右山南九州别录》、《贞元十道录》、《吐蕃黄河录》等，可以说相当丰硕，而今亦皆已亡佚。《新唐书·地理志》篇末所附入四夷路，当是据《皇华四达记》撰成的。
《十道志》等尚有辑本的地理书《艺文志》还著录有梁载言《十道志》。梁载言，两《唐书》的文艺传皆附于《刘宪传》传后。载言为武后时人，所撰《具员故事》及《十道志》并传于世。与《十道志》并见著录的有虞茂《区域图志》和郎蔚之《隋诸州图经集》。郎蔚之名茂，《隋书》有传，炀帝时为尚书左丞，工法理，为世所称。虞茂事见颜师古所撰《大业拾遗记》，炀帝时曾为起居舍人。两书并见《隋书》及两《唐书》的著录。虞茂的书，两《唐书》皆作《区域图》，与《隋书》略有不同。郎蔚之书，《隋书》作《隋诸州图经集》，两《唐书》皆作《隋诸州经集记》，本传则作《州郡图经》。名称虽有不同，实各本一书。《大业拾遗记》称虞茂的书，“叙山川则卷首有山水图，叙郡邑则卷首有郡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城隍公馆图”。其书以《区域图志》为名，是有来由的。《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冀州图经》、《齐州图经》和《幽州图经》。《艺文志》也著录有吴从政《襄沔记》。三州图经皆未知撰人，亦未一言及吴从政身世。《太平广记》所引《兴业寺》一条，提到唐景龙元年（707）造堂宇事，知其为唐代人。既系唐人，所记应多唐代事。这里所涉及的地理书，今传世的仅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已非全帙，其他皆已亡佚。幸后世多有辑本。《括地志》，清人孙星衍、王谟、王仁俊、黄姡В窆茉遥袢撕卮尉杂屑尽Ｆ渌魇椋晕踮铀跞士∫嗉小妒乐尽泛汀犊す氐兰恰贰Ｍ踮由屑胁恢说摹恫⒅菁恰泛吐焦阄ⅰ段獾丶恰贰Ａ绞榻圆患健短浦尽分肌！恫⒅菁恰返比纭都街萃季返仁椤！段獾丶恰芬嗍欠街咀Ｍ踮拥热怂允橇闫霞颍灰嗫山枰月灾魇榈母趴觥�
《两京新记》《艺文志》地理类著录的诸书尚能流传于今世的，还有韦述《两京新记》、刘恂《岭表录异》、莫休符《桂林风土记》、段公路《北户杂录》、樊绰《蛮书》。
韦述，两《唐书》皆有传，为当时有名史家，曾参预撰修《六典》和《国史》。《旧唐书》说：“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类例，补遗续阙，（终于）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新唐书》也说：“先是，诏修《六典》，徐坚构意岁余，叹曰：‘吾更修七书，而《六典》历年未有所适。’及萧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领其属，事归于职，规制遂定。”萧颖士以为谯周、陈寿之流。《两京新记》记长安和洛阳的皇城、里坊。本为五卷，今已残缺，仅余第三卷的一部分，所记为长安西部诸坊和西市，杂有其间的寺观、祠庙、府廨、园宅等，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的流亚。其后宋敏求撰《长安志》和《河南志》，能得有所祖述，并非偶然。
《岭表录异》、《桂林风土记》和《北户杂录》撰《岭表录异》的刘恂，史书无传。《四库全书总目》据宋僧赞宁所撰《筍谱》，谓恂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