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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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总目》又说：“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于五代时欤？”是书既见于《艺文志》著录，若为成于五代时，则撰《新唐书》诸人当无不知之理，似不必作过细的推敲。且是书迭经散佚，今传本为由《永乐大典》辑校得来。辗转传钞引用，难保不为后人窜改，旧本所题，既与《艺文志》著录相符，宜仍以旧说为是。《四库全书总目》还说：“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裨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今按其书中所记，多为当地风俗民情以及各种物产，还有制作贩卖等事，皆与北方中原不尽相同，以录异为名，正与所记相合。
　　撰《桂林风土记》的莫休符，史书亦无传记。书中称其于昭宗光化二年（899）以检校散骑常侍守融州刺史时，撰成是书。融州治所在今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其东就是桂州。融州为唐初析桂州置，其实皆古桂林郡地，而为当时桂管观察使所辖地，故此书所记不以融州一地为限。所记兼及名胜、古迹、山川、城址、风俗、土产，就是名人轶事也在记载之中。唐代桂管仕宦的姓氏亦得借以保存，是已近于后来研地兼论人的方志了。
　　《艺文志》著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著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著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驩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著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蛮书》《艺文志》著录《蛮书》时，并注明其撰者樊绰为“咸通岭南西道节度使蔡袭从事”。《四库全书总目》谓“《通鉴》载袭实官安南经略使，与绰所记较合，则《新书》失考也”。是书异名甚夥，近人向达曾作考核，据说：“《新唐书·艺文志》作《蛮书》，《宋史·艺文志》作《云南志》，又作《南蛮记》；晁氏《郡斋读书志》作《云南志》，温公《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直斋书录解题》作《蛮书》，苏颂《图经本草》引樊绰书作《云南记》；《太平御览》引作《南夷志》；《永乐大典》又作《云南史记》。四库馆臣则依《新唐书》及温公、程大昌、蔡沈所引谓应作《蛮书》。今人方国瑜《滇南旧事》七《论樊绰云南志》又谓应依晁氏《读书志》及《宋史》作《云南志》。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案本书卷十末有云：‘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庶知南蛮首末之序。’此所谓《蛮志》一十卷事，当即指本书而言。是樊氏此书原名或系《蛮志》，《新书》所记，差得其实。”从所记载的项目看来，虽不乏风俗物产，但并不以此为限。这是和上面所说的有关岭南诸书不尽相同处。特别是云南境内的道里对于当时交通往来，所关实大。这应是贾耽《皇华四达记》以后少见的撰述。《蛮书》中特别记载六诏，对于当时边事的经略是相当重要的。樊绰作为安南经略使的从事，笔墨自是必不可少的。文宗太和三年（829）南诏攻入成都，为一代大事，经过此役，对南诏文化的发展确有影响，樊绰所记就是实录。
　　《释迦方志》和《经行记》道宣《释迦方志》和杜环《经行记》，两书皆未为《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今有通行本传世。
　　道宣为唐初佛教大德，撰述丰富，见于《艺文志》著录的就有《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等数种。道宣此书是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基础上撰著的，既举其要点而又相应作了补充。按说，这两部书在这里是应该相提并论的，因为不仅其间撰述有关，而且都是属于地理的著作。以《释迦方志》为名，就是由于它叙述释迦所在的天竺诸国的地方情景，由于印度为当时佛徒取经的地域，中土僧侣往来不绝，其间道路也是不容不加以记载的。其书上卷分封疆、统摄、中边、遗迹四篇，下卷为游履、通局、时住、教相四篇，和玄奘依所经行各国次序的论述就很相同了。
　　道宣是居无常处，曾周游晋魏，顾步江淮，虽曾协助玄奘译经，却未至异域求法。杜环所撰的《经行记》则是其亲身经历的自叙。杜环曾从高仙芝西征。高仙芝于天宝十载（751）与大食战于怛罗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为大食所败，杜环多人被俘。其后辗转归来，撰为此书。杜环为杜佑从子，故《通典》中间有引用。《通典·边防·西戎总序》说：“族子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杜佑既得见杜环所著书，故能多所引用，见于《通典》的就有疏勒、康居、师子国、石国、大食各国条中。杜环既亲至大食，故所记亦最详备，当时大食已有绫绢机杼，并有金银匠、画匠。其作画的为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为河东人乐■、吕礼，当是与杜环一起被俘者。即此亦可略见中土文化西传的痕迹。
　　第二节《新唐书·艺文志》甲丙两部所著录的隋唐时人所撰述并流传于今世的史料隋唐时人所撰的史书，《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于其乙部诸书之中，甲丙两部诸书中亦有可考核隋唐史事的撰述，也一并加以论述。
　　《教坊记》、《乐府杂录》和《羯鼓录》《艺文志·乐类》著录仍流传于今世的撰述，就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和南卓《羯鼓录》。
　　崔令钦所论述的教坊，为唐代所置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据《新唐书·百官志》说，武德时“置内教坊于禁中”，开元初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伎”。崔令钦此书就是记述开元时教坊的制度、轶闻及乐曲的内容或其起源。《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于《小说家类》，并谓崔令钦仕历已无可考。然《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博陵安平崔氏于隋时有恒农太守崔玄度者，其后人有国子司业崔令钦，当是撰《教坊记》者。《全唐文》收有《教坊记·序》，并为之撰小传说：开元时官著作佐郎，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肃宗朝迁仓部郎中。其序中说：“开元中，余为左金吾仓曹，武官十二三是坊中人，每请俸禄，每加访问，尽为余说之，今中原有事，漂寓江表，追思旧游，不可复得，粗有所识，即复疏之，作《教坊记》。”书中除教坊制度外，附载有当时流行各种歌曲，约三百有余。唐玄宗最嗜音乐，唐代音乐亦以开元天宝间最为繁盛。得崔令钦所记，当时盛况亦可借以略觇其梗概。
　　《艺文志》于著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时，注安节为文昌孙。《新唐书·段志玄传》说：“成式子安节，乾宁中，为国子司业，善乐律，能自度曲。”而未言及其撰《乐府杂录》事。安节自序其书说：“洎从乱离，礼寺隳颓，簨虡既移，警鼓莫辨，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舞咸皆丧坠。安节以幼少即好音律，故得粗晓宫商，亦以闻见数多，稍能记忆，尝见《教坊记》，亦未周详。以耳目所接，编成《乐府杂录》一卷，自念浅拙，聊且直书，以俟博闻者之补兹漏焉。”可以看到，《乐府杂录》对《教坊记》有所补缀，可能所辑录曲调较为周详。《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首列乐部九条，次列歌舞俳优三条，次列乐器十三条，次列乐曲十二条，终以别乐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然有说无图，其旧本佚之欤？”由此足觇其所记载的丰硕。《总目》又说：“惟乐曲诸名，不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之备，与王灼《碧鸡漫志》亦互有同异。盖茂倩书备载古题之目，灼书上溯宋词之源，而此书所列，则当时被之管弦者，详略不同，职是故也。”安节书作于离乱之后，礼寺隳颓之际，自难求其完备。郭王后来补缀，较前有所增多，也是事理的必然，大不足作相互的较量，惟彼此参照，使有唐一代的乐曲，多能仍现原貌，亦是难能可贵的事例。
　　撰《羯鼓录》的南卓，两《唐书》皆无传。《艺文志·杂史类》著录其所撰《唐朝纲领图》，并注明其字昭嗣，大中黔南观察使，段安节《乐府杂录》亦称之为黔帅，其生平可以略知。羯鼓，如其名称所示，是从域外传入的乐器。《旧唐书·音乐志》说：“羯鼓，正如漆桶，两手具击，以其出羯中，故号羯鼓，亦谓之两杖鼓。”唐明皇最喜击羯鼓，故在当时社会上成为一种风尚。《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大中二年，后录成于四年。前录首叙羯鼓源流，后录载崔铉所说宋璟知音事，而附录羯鼓诸宫曲名。”其中有篇末文不相属处。四库馆臣因之就说：“乐工专门授受，犹得其传，文士不谙歌法，循文生解，转至于穿凿而不可通也。”这不仅《羯鼓录》如此，即如《教坊记》和《乐府杂录》所传诸曲调，恐也难免有同样的归宿，盖曲调极易失传，曲调失传，文字记载也只能领会其意。作为史事记载，正不必肆意求其能被诸管弦也。
　　《艺文志·甲部》著录诸书可以作为隋唐时史料的，大体如斯。
　　《魏郑公谏录》《艺文志·丙部》首列儒家类。其中著录有魏徵《谏事》。《旧唐书·魏徵传》：“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则所谓谏诤言辞并未撰著成书。今传本《魏郑公谏录》，所记即魏徵谏诤言辞。魏徵曾受封为郑国公，殁后谥“文贞”，故书名如此。是书撰人为王方庆。方庆名王綝，以字行，两《唐书》皆有传，曾相武后。本传称方庆博学好著述，所撰书凡二百余卷，惟未一道及撰《魏郑公谏录》事。《艺文志·故事类》著录有王方庆《文贞公事录》，又《杂传记类》著录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皆与《谏事》不同。《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此书，并说：“此乃所录魏徵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徵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盖先有是书传本，而后确定其撰述者，期其能与各种记载相吻合。两《唐书·王方庆传》虽未能备举所撰述的书名，然就所撰《文贞公事录》和《魏文贞故事》，亦可略知其对魏徵崇敬的情绪，故以此书为方庆所撰，当得其实。魏徵谏诤为唐初朝中盛事，见誉于当时后世，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所记载。两《唐书·魏徵传》所述，可能亦多出自此二书。四库馆臣说：“司马光《通鉴》所记徵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所说应是持平之论。今传世尚有《魏郑公谏录续集》，为元翟思忠所撰集。四库馆臣谓其“捃拾旧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虽有这样的小疵，其续补之功，还是可以称道的。
　　《历代三宝记》和《大唐内典录》、《续大唐内典录》、《开元释教录》《艺文志·儒家类》之后，当数到“道家类”的释氏。这里可得论述的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道宣《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玄晖《法苑珠林集》、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大唐内典录》、智昇《续大唐内典录》等。
　　费长房为隋时人。《历代三宝记》亦见《隋书·经籍志》中杂家类的著录。这是东汉以来佛经目录的总集。不仅集录历代的译经，并将译经人的小传附于所译的经目之后，还将每部经的年代逐一交代清楚，使阅者能以备知有关的情况。是录虽远至东汉之时，却也集录了隋时诸经。据其所记，自东汉至于隋时，译述之人共有一百九十八人，所翻译撰述共两千一百七十部，其中隋时为十九人和七十五部书。由此可以了解隋时佛教的承受及其发展的过程。其后至于唐代，道宣所撰集的《大唐内典录》和智昇撰集的《续大唐内典录》也起到同样的功效。《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仅于其下注西明寺僧撰，道宣曾为西明寺上座，故《艺文志》称其书为西明寺僧撰。《大唐内典录》撰成于唐高宗麟德元年，故智昇为之续撰。智升书撰于唐玄宗开元年间，亦难总括有唐一代。智昇还曾撰《开元释教录》。此书不见于《艺文志》著录。《大唐内典录》虽以大唐为名，其实也如《历代三宝记》一样，兼列前代，甚至照抄《历代三宝记》。《续大唐内典录》以续为名，自是续麟德以新增的译本。《开元释教录》虽亦以开元为名，却是著录从东汉以至开元年间的经书。书中皆先列译人名氏，次列所译经名，卷数及其存佚现况，末列小传，各详其人的生平始末。其后半为别录，分别为有译有本录、有译无本录、支派别行录、删落繁重录，补阙拾遗录、疑惑再详录、伪妄乱真录、入藏录。这应是对当时译经的再整理，可以据之了解隋唐两代佛教流行的盛况。
　　《广弘明集》和《续高僧传》道宣的撰述很富。《广弘明集》最受当时和后世的称道。梁释僧佑曾撰集《弘明集》，辑存东汉以下至于梁代阐述佛法的文章。《广弘明集》实为《弘明集》的续编，不过体例稍有不同。其中共分为归正、辨惑、佛德、法义、僧行、慈济、戒功、启福、悔罪、统归等十篇，分别辑集帝王、僧俗论述弘扬佛法的文章，以见佛法的无边。如《广弘明集》之例，《续高僧传》自亦是续前人之作。梁慧皎曾撰述《高僧传》。道宣所作即系续慧皎之书。其中分译经、义解、习禅、明律、护法、感通、遗身、读诵、兴福、杂科等篇。大体遵循慧皎体例，而间有所变动。其中有正传，且有附传。据近人统计，见于正传者为四百九十八人，见于附传者二百二十九人。其中隋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六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二人。唐时见于正传者一百八十九人，见于附传者六十七人。皆远超于前代。①《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下注：“起梁初，尽贞观十九年（645）。然本书《昙光传》叙昙光逝世于高宗麟德二年（665），已在贞观之后。《艺文志》于道宣《续高僧传》之后，接着又著录其《后集续高僧传》。《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并著道宣《续高僧传》两种，一作20　卷，一作30　卷。当如《艺文志》所著录，而省去“后集”二字。可能后来两本相合，成为一本，因而就有贞观以后的记载。如所记载的麟德二年，尚在唐初，已有如许高僧，可知其时佛教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