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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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应该提到扬州作为都会的繁荣。唐代称道扬州的繁荣，说是“扬一益二”。这是说：扬州的繁荣居全国第一，其次才是益州。这是唐代后期人士的口头禅，不过唐代前期，甚至隋代，扬州的繁荣已见重于当世。前面曾经提到隋炀帝的开凿通济渠，就是迷恋扬州的繁荣。扬州的繁荣在隋代以前已经有声望于当世，通济渠的开凿成功，更促进扬州的繁荣。天宝初年，韦坚在长安广运潭中所聚集江南的船舶，固然有扬州近旁广陵、丹阳、晋陵、吴郡、会稽等郡的船舶，还有更远的南海（即广州）、豫章（即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始安（即桂州，治所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宣城（即宣州）诸郡的船舶。这些船舶都是经过扬州城下，再北进入邗沟，广通渠才能够达到长安的。这是说扬州的交通不仅借邗沟和通济渠达到长安和洛阳东西二京，还可借长江及其支流赣江和湘江，达到长江中上游和岭南各地，有这样广泛的交通网络，扬州当然就会更加繁荣起来，也带动了扬州周围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发展，再加上人户的滋长和自然条件的优越以及农田水利的不断兴修，就显得蒸蒸日上，与前不同。扬州既地冲要，自多富商大贾，也多珠翠珍奇的货物，因而出任当地的封疆大吏，莫不罗致数万，偶有清廉者还受到称誉①，这也可以显示扬州繁荣的具体情况。
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的更大发展，乃在安史之乱以后。安史乱起，中原板荡，人户南迁，促成这样的发展，浸假代替黄河下游成为经济重心的所在。若追溯其间的渊源，由隋代以迄唐代前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逐渐明显，已为其奠定了基础。这是不容漠视的。当时人户南迁，固多趋往长江下游三角洲太湖流域，迁往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的也非少数。据说：“自④ 《新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三。
①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昇州本润州的江宁县。唐肃宗至德二载（757）置州，后废，唐末复置。② 《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
① 杜甫：《后出塞》，《全唐诗》卷二一八。
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升邑，十倍其初。”①可是后来经济重心的所在，并非移徙到荆南江湘等处，其间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① 《旧唐书》卷八八《苏瑰传》。
第十一章学术文化的发展隋唐两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隋朝国祚短促，但承继南北朝学术发展余波，学人辈出，为唐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兴盛奠定了基础。唐人在经学、史学、医学等方面的贡献相当突出。
第一节经学的一统和发展经学的一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经学有“南学”、“北学”之分，表现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②，“南人约简，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②，各自以不同方式推动经学向前发展。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①。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③，“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④。“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何妥、元善、羊彦之、刘焯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
然而，好景不长，隋末农民起义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许多经学师尊或遇难身亡①，或逃遁荒鄙担任教授，儒经的教授传习也由滔滔洪波转为涓涓细流。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高祖深知“武创业，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若乃举天下之于仁义，莫若儒”②，因而，武德二年即诏令国子学、太学、四门学、郡县学置生员传习经传。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出于不同的目的，于秦王府设文学馆，广引南北硕学名儒十八人为学士，赡给丰足，轮番供值；即位之后，又精选天下文儒之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讨政事。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亦遣派子弟请入国子学随名儒晓习经籍。隋末唐初著名的学问家如陆元朗、曹宪、徐文远、欧阳询、张士衡等，均不同程度得到唐高祖、唐太宗的礼遇。唐朝境内习儒谙经蔚为风气。
但是，经过南北朝经学的南北浪淘沙，汇集京城的儒经师尊各述己说，难能统一，这和唐皇朝一统宇内，力求思想文化趋同如一的国策是相违背的；同时，唐太宗看到儒学典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令中书侍郎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春秋》、《诗经》、《周易》、《礼》、《尚书》），对“五经”中讹缺的文字详作订正，书成后奏上。为使该书获得时人承认，太宗召集当时名学硕儒重新论对；这些人长期传习儒经各有心得，而颜氏所作五经《定本》，多尊从其祖颜子推《颜氏家训》中的说法，也就是说，颜师古依据“南学”经疏训校五经，故受到“北学”儒士的责难，虽则如此，颜师古多引晋、宋以来江南传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③。贞观七年（633）十一月，唐朝廷颁布五经《定本》于天下，令学人此后以《定本》作为传习儒经的依据。
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谋求统一，因而诏② 《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
① ②《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③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④ 《隋书》卷七五《褚辉传》。
①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
② 《隋书》卷七五《刘焯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传序》。
令国子祭酒孔颖达，会同当时著名的学者如贾公彦等人撰定《五经义训》。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等人历五年之功完成了《五经义训》180 卷（其中《周易正义》14 卷，《尚书正义》20 卷，《毛诗正义》40 卷，《礼记正义》70 卷，《春秋正义》36 卷），后易名为《五经正义》。太宗下诏褒奖说：“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①尽管这样，当时国子博士马嘉运等学者认为孔颖达诸人所撰《正义》“繁酿”，并且著文“掎摭其疵”②，“至相讥诋”③。太宗诏令重新裁定，迄未竣功。高宗永徽二年（651），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复审考订。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增损遗冗。永徽四年（653），考订告一段落，始向全国颁布，并以其作为每年全国科举考试明经类的经典依据。清人皮锡瑞说：“自唐至宋，明经取士，皆遵此本。夫汉帝称制临决，尚未定为全书；博士分门授徒，亦非止一家数；以经学论，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并认为，这是经学发展史的一大变易④。今人范文澜说：“唐初孔颖达撰《五经正义》，结束了东汉魏晋南北朝历代相沿的经学，这是适应政治上全国统一的巨大事业，很有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统一”，并且说：“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定五经《定本》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①无论怎么说，唐皇朝采取行政手段统一学术思想，不仅对唐宋科举制的渐进完善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改变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南北异途的互相指责，为经学走向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人民教化中起到主导作用。
唐初私家治经学的学者有：徐文远、朱子奢、盖文达、萧德言、王元感诸人治《春秋》；陆德明、王勃、僧一行等人治《周易》；王元感等治《尚书》；魏徵、王元感、王方庆、李敬玄、张士衡、许叔牙、王恭诸人治《礼》。这些学者对经学的疏证研究颇具成就，他们的著作多见于两《唐书》艺文志。在经学一统的前提下，私家著述无疑对增加经学研讨的学术气氛，提高经学对全社会成员大面积教化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另外，初唐吴人陆元朗长于经学论辩。陆氏陈、隋时即治经学，他所著《经典释文》“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②，保存了汉魏六朝的经学研究成果。《经典释文》的出现，“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以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③。陆氏还著有《老子疏》15 卷、《易疏》20 卷，并行于世。
学的发展安史之乱后，唐朝一步步走向衰落。这时，朝廷颁行的经学范本已不为① 《旧唐书》卷七三《颜师古传》。
② 《旧唐书》卷七三《孔颖达传》。
③ 《新唐书》卷一九八《马嘉运传》。
④ 《新唐书》卷一九八《孔颖达传》。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第198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第242 页。
③ 陆元朗：《经典释文序》，《全唐文》卷一四六。
学者所重视，一些治经的学者独辟蹊径，对儒经重作诠释疏证，开一代学风。最具代表性的是当时《春秋》之学大盛，名家辈出，著作繁多。著名的《春秋》学者是啖助、赵匡、陆质。啖助，天水（治所在今甘肃天水）人，后流寓丹阳（今江苏丹阳），大历初年在丹阳病逝。啖氏精通经学，特别熟谙《春秋》，历经十年，考订《春秋》三家优劣，“缝■漏缺”，著《春秋集传》；又摄其纲目，编为例统；认为公羊传、穀梁传虽是“后人据其大义，散配经文，故多乖谬，失其纲统”，而左氏（左丘明）“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传著丘明，非也”①。啖氏并不以此为终，他“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亦以愚意裨补缺漏，商榷得失，研精宣畅，期于浃洽尼父之志”②。在这里，啖助抛弃了此前治经者注重注家臆解，而是舍传求经，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首开宋儒附会臆断的治学风气。啖助的学生赵匡，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曾经做过洋州刺史；陆质，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人，通“经学，尤深于《春秋》”③，著有《集注春秋》20 卷，《类礼》20 卷，《君臣图翼》25 卷，《春秋集传纂例》10 卷，《春秋微指》3 卷，《春秋集传辨疑》10 卷。陆氏发展了啖、赵二人的学说，极力攻伐三传，以孔子笔削本意为辞发挥自己的见解，影响了整个朝野。陆质的学生多为当时的名流士子。吕温“从陆质治《春秋》，并言‘某以弱龄，获谒于公。旷代之见，一言而同’”①。柳宗元师从陆质引以为荣，陆质亦曾做过唐宪宗的老师。此后，研治《春秋》的学者撰著多沿袭陆氏的见解。如卢仝所撰《春秋指微》一书，即解经不用传，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犹抱遗经究始终。”这种状况反映了一些学人在唐政权日益衰落的形势下，力图通过研习《春秋》微言大义，“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改立法制以致太平”②，主张加强朝廷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思想。如吕温即认为：“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乱贼者，某愿学焉。”③大历年间，吴人施士匄在研治《诗经》之学的同时，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经教授。。秩落当去，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④。后唐文宗曾向宰相李石询访施士匄所撰《春秋传》，并大加赞赏。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茝等人研治《礼》，其中仲子陵“通后苍、大小戴《礼》”⑤。蔡广成治《周易》，强蒙治《论语》，皆自成体系，堪称流派。
文宗太和、开成年间，研习经学再成风气。时任宰相郑覃“长于经学，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三三《五经总义类》。
②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
③ 《春秋集传纂例》卷一《啖氏集传注义第三》。
① 有学者认为：“陆淳（质）说春秋，无所建白。。不见陆氏自有所说。”《唐史》第三册，香港龙门书店1979 版，第515 页。
② 吕温：《祭陆给事文》，《全唐文》卷六三一。
③ 皮锡瑞：《群经通论》卷四。
④ 吕温：《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全唐文》卷六二七。
⑤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稽古守正”①，“不喜文辞，病进士浮夸，建废其科”④。他上奏文宗，认为“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缺”④，文宗诏可。开成初，郑覃奏起起居郎周墀、水部员外郎崔球、监察御史张次宗、礼部员外郎温业等校定“九经”文字，很快，经文就刊刻完毕，这就是著名的“开成石经”。虽然自石经刊布之后，当时人评说纷纭，认为“芜累甚矣”，但“自熹平石经散亡之后，惟开成石经为完备，以视两宋刻本，尤为近古”③。唐朝以国家的力量刊布石经，这不仅有利于学人研习经典，而且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此后经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
总之，唐代经学经过唐初义疏的规范化，到唐中叶以啖助为代表的《春秋》之学兴盛、开成石经的刊布，使经学的发展更进一步。此后，经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① 《新唐书》卷二○○《儒学传》下。
④ 《旧唐书》卷一七三《郑覃传》。
③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珣瑜传附郑覃传》。
第二节史学的发展武德四年（621）十一月，起居舍人令狐德棻面奏高祖李渊，说：“近代以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于周隋多有遗缺。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是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无可纪录”⑤，“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①这说明如果不尽快修史，再过十数年修史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同时说明修史的目的是“贻鉴今古”，即为以后的统治者提供借鉴。李渊对此表示关心。武德五年（622）十二月二十六日，唐朝廷正式下达诏令，任命专门人选撰修前代史书，但因种种原因，这次修史“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②。贞观三年（629），太宗再次下诏，重撰“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