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中国通史第六卷－中古时代－隋唐时期(上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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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送河南元判官赴河南句当税苗充为官俸钱》有句说：“鸟雀空城在，榛芜旧路丘，山东征战苦，几处有人烟？”《新息道中》说：“古木苍苍乱离后，几家同处一孤城。”这样的描述在史籍中是不多见的。
　　《颜鲁公集》安史之乱时，颜杲卿、真卿兄弟最受人称道。杲卿殉国，真卿其后为皇朝重臣。两《唐书》皆为其兄弟立传。真卿撰述丰富。《艺文志》著录所撰《吴兴集》、《庐陵集》和《临川集》。《四库全书总目》谓北宋时都已亡佚，其时有吴兴沈氏和宋敏求所编本，南宋时皆已漫漶不完，别有留元刚所编本传世。颜真卿曾受封为鲁郡公，殁后谥为文忠，故今传世有《颜鲁公文集》、《颜鲁公诗集》和《文忠集》。所撰《论百官奏事疏》，两《唐书》皆已采撷入于本传中。所撰李光弼神道碑，以之校两《唐书·李光弼传》，其中多有为传文所未载者。即此已可补史籍之阙。真卿练达世事，其文可补史阙的，也就不仅李光弼神道碑一文。
　　《毗陵集》《艺文志》著录有独孤及《毗陵集》。独孤及，两《唐书》皆有传。独孤及官至常州刺史。常州旧为毗陵郡，故其集以毗陵为名。陈振孙《书录解题》著录作《常州集》，当是因毗陵改称的。今传本仍作《毗陵集》。所撰《送韦评事赴河南召募毕还京序》叙天宝时征南诏募兵事。所说的相国卫公指的就是杨国忠。所召募的为燕赵少年和韩魏劲卒，凡万八千人。《旧唐书·杨国忠传》仅说“其征发皆中国利兵”。《新唐书·兵志》曾说过“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而未说远征军士的来源，独孤及所说就可为之充实。
　　《欧阳詹集》欧阳詹，《新唐书·文艺传》有传。其字行周，曾为国子监四门助教。
　　今传本作《欧阳行周文集》，或作《唐欧阳四门集》、《欧阳行周集》。其所撰《同州韩城县西尉厅壁记》，指出当时全国县的等次，其赤、畿、望、紧、上五等县的首县，分别为万年、渭南、郑县、夏阳和韩城。所记和《新唐书》大略相同，而与《大唐六典》颇有差异，这当是后来的更改。一代制度，前后未能尽属一致，欧阳行周所记，就是具体的例证。
　　《吕温集》吕温，两《唐书》皆有传。吕温为八司马之一。王叔文受贬时，温出使吐蕃，得免于难，其后官至衡州刺史，故其集亦称《吕衡州集》。吕温字和叔，因又称《吕和叔集》。今皆有传本。所撰《简获隐户奏》，记为衡州刺史搜括隐户事。当地不税户竟超过差科户一倍有余。唐代前期，户口逃亡已成为严重问题。开元时，宇文融以搜括逃户，颇著功勋。全国十道共括得客户八十余万。平均算计，一道也只是八万余户。吕温在衡州竟括得一万六千余户，论情形当更较开元时为严重。为什么逃户如此的众多，是应该探索的。吕温说：“（逃户所在），州县虽不增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人。”可见虽是逃户，仍难逃避剥削。
　　《权德舆集》《艺文志》著录权德舆《童蒙集》10　卷，《集》50　卷和《制集》50　卷。权德舆，字载之，曾相宪宗，谥为文公，两《唐书》皆有传。《旧唐书》说：“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代。”不言《童蒙集》和《制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权德舆集》50　卷，并说：“尝自撰《制诰集》五十卷，杨凭为序，今亡逸。《文集》孙宪孙编次，杨嗣复为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权丞相集》50　卷，并说：“杨嗣复为序。。。序又言九年掌诰，自纂录为五十卷，不在此集内，今未之见。”是《制集》亡逸已久。诸家皆不著录《童蒙集》，可能并未传世。今传本有作《权德舆集》的，也有作《权文公集》和《权载之集》的。元和年间，宪宗对于藩镇不再姑息，不时挞伐镇抚，德舆亲历其间，曾多所建白，所撰《请置防御军状》、《徐州事宜奏》、《淮西招讨事宜状》、《昭义军事宜状》、《恒州招讨事宜状》、《山东行营事宜状》，虽是当朝议论，实可与史籍相互比证，不容舍置不论。
　　《韩愈集》和《柳宗元集》《艺文志》著录有《韩愈集》和《柳宗元集》。韩柳文章不惟有声当时，就在后世，其声誉也未稍减。韩愈，字退之，昌黎人。官至吏部侍郎，谥曰文。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官至柳州刺史。两《唐书》皆有传。柳宗元文，《崇文总目》著录作《柳子厚集》。今传本除作《柳宗元集》外，还有作《柳先生集》、《柳河东集》、《柳柳州集》、《河东先生集》，也有径作“柳文”的。韩愈文今传本为《韩昌黎集》、《韩吏部集》、《韩文公集》、《昌黎先生集》，也有径作“韩文”的。韩愈和柳宗元虽皆以文章有名于当世，其中不乏和史事有关的篇章。况且其时有些大事都是他们所亲历的，所撰写的文章更为史家所重视。唐宪宗佞佛，自凤翔迎佛骨至长安。韩愈上《论佛骨表》，愈因此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大事。两《唐书》皆采撷入《韩愈传》。在此以前，裴度平定淮西吴元济，韩愈受命撰《平淮西碑》。据说此碑未多叙李愬功，愬诉于禁中，诏令磨韩愈所撰文，别命段文昌重撰。此事载于《旧唐书·韩愈传》中，《新唐书·韩愈传》未予记载，《资治通鉴》也未有一言涉及。可知宋祁和司马光等仍然重视韩愈的碑文。柳宗元以曾为王叔文所引用，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撰《捕蛇者说》，以具体事例论述当时的苛政，可知唐代后期民不聊生的原因。所撰《段太尉逸事状》，记段秀实事三则。他说：“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邰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这应是确实无误的撰述。《旧唐书·段秀实传》竟未稍加引用。《新唐书·殷秀实传》采撷所记在邠州折制郭子仪的儿子郭晞所部士兵不法事和在泾州代农民偿还泾大将焦令谌田租事，遂使传文更为生动。另一事为不受朱泚馈赠，《新传》未为引用，则这篇记事状仍当为治史者所乐读。
　　《刘禹锡集》和《元氏长庆集》、《白氏长庆集》《艺文志》著录《刘禹锡集》、《元氏长庆集》及《小集》、《白氏长庆集》。并于《小集》注为元稹，《白氏长庆集》下注为白居易。白居易与元稹游，时称“元白”。后又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元稹，字微之，曾相穆宗。白居易，字乐天，自号香山居士。刘禹锡，字梦得，曾为太子宾客。两《唐书》皆有传。元、白两家文集皆编于长庆年间，故均以《长庆集》相称。刘禹锡以曾为太子宾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为《刘宾客集》，且有《外集》。陈振孙于所著录《白氏长庆集》下说：“集后记称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之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五十七卷。时会昌五年也。《墓志》乃云‘集前后七十卷’。当时预为志，时未有《续后集》。今本七十一卷，。。往往皆非乐天自记之旧矣。”今传本，元氏所撰作《元氏长庆集》，或《元稹集》。白氏所撰作《白氏长庆集》，或作《白香山集》、《白乐天文集》、《白氏文集》、《白居易集》。刘禹锡所撰作《刘禹锡集》，或作《刘宾客文集》、《刘梦得文集》。元稹所撰《同州均田状》，显示同州虽行两税，而非两税田亩竟有各色各等，甚至还有左神策军军田，田亩之外，税钱更多。同州还是畿辅之地，尚且若此，其他偏远的州县，恐多有负担。所撰《浙东论罢进海味状》，说到明州每年所进奉的海味三石，运送到京，约计需九千六百余人，这也应是一宗苛政。若不是见于文字记载，是不会明了其间的真象的。白居易所撰的《新乐府》，其中有些篇什都是对于当政的讽刺。《杜陵叟》有句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卖炭翁》有句说：“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同样显示生民的疾苦。刘禹锡所撰《山南西道新修驿路记》，记修筑自散关至剑阁千一百里的驿路。蜀道难行，旅人视为畏途，历来多有修凿，得有文字记载其修筑经过，也可以补史籍的阙文。
　　《李翱集》和《皇甫湜集》李翱，两《唐书》皆有传。翱字习之，殁后谥曰文，今传本文集或作《李文公集》，或作《习之先生全集录》。皇甫湜，字持正，《新唐书》有传。今本文集称《皇甫持正集》。李翱曾累次上疏，对朝政有所匡正。其《疏改税法》就提出建中年间推行的两税法，本以便民，当时绢重钱轻，税户纳绢米不多，即可完税。可是后来粟帛日贱，虽税额不变，民间已不堪负荷。因此，李翱疏中就要求“改税法，不督钱而纳布帛，则百姓足”。两《唐书·食货志》皆再载元和十五年改税法事，仅说中书门下据群官杨於陵等议。两《唐书·杨於陵传》亦未一道及此事。杨於陵当时为户部侍郎，当是依例转奏。始创这种意见的可能就是李翱。这篇疏文很可以补史籍的阙文。皇甫湜不轻行文，故所撰不多，其《论进奉书》亦切中当时的弊病。当时藩镇及地方官吏欲求恩宠，就借口地方财政间有羡余，以之进奉到皇室的内藏。皇甫湜在这里特别指出：“凡诸州府，必有羡余，不归于王廷，必没于私室。”因之他请求藩镇或地方官罢使或卸任之后，一定要说明羡余的数目，妥事收管，以作地方上非常的用项。皇甫湜的建议是难于为皇室所接受的，可是这确实是当时民间共同的愿望。
　　《会昌一品集》《艺文志》著录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姑臧集》、《穷愁志》和《杂赋》。李德裕，字文饶，封卫国公，两《唐书》皆有传。武宗会昌时，兼守司徒，故其集称《会昌一品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皆为著录，并著录所撰《平泉诗》和《别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会昌一品集》和《别集》、《外集》。并说：“《一品集》者，皆会昌在相位制诰、诏册、表疏之类也；《别集》诗赋、杂著；《外集》则《穷愁志》也。”《直斋书录解题》另著录有《李卫公备录》，其中有《姑臧集》、《献替记》、《辨谤略》诸书。并说：“《姑臧集》者，兵部员外郎段令纬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门制草，末卷惟《黠戛斯朝贡图》及歌诗数篇。其曰‘姑臧’，未详。”张宗泰《鲁岩所学集》中有《跋陈振孙书录解题》，其《三跋书录解题》说：“十六国之吕光据姑臧，其地为今凉州，德裕为剑州西川节度使，当是取其地之相近者以名集也。”这样羌无故实的言辞，是难得取信于人的。今传本除用《会昌一品集》外，又有《李卫公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李卫公文集》、《李文饶公文集》等名称，皆兼有《别集》、《外集》等，有的还有《补遗》。李德裕于穆宗朝即已为翰林学士，号令大典册，咸出其手，会昌时独柄国事，前后六年，文集中所载诏诰尤为繁多，这都是治唐史者应作为资料的。
　　《樊川集》和《沈亚之集》《艺文志》著录杜牧《樊川集》和《沈亚之集》。杜牧，两《唐书》皆有传。唐时，都城南韦、杜两家皆为望族，杜家所居即在樊川，故杜牧以樊川为集名。今传本仍作《樊川集》。沈亚之，字下贤，今传本即作《沈下贤集》。杜牧《樊川集》中的《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叙述当时江贼以其劫掠的所得，入山博茶，得茶之后，便出为平人，可以到处贩卖，不畏人吏。据说：“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更有江南土人相为表里，校其多少，十居其半。”这竟然是长江下游南北普遍情形。史籍是难得看到记载的。杜牧久官江左，所言当得其实。沈亚之为吴兴人，曾游历西北边地，所撰《临泾城碑》，记郝玼兴筑临城事。自临泾筑城，吐蕃内侵，不敢再过其地。两《唐书》虽皆为郝玼立传，所记至为简略。沈亚之这篇碑文相当详赡。据其自述：“余西道塞，历岐陇，而边人无幼老，尽能诵郝玼之功”，故为之记。有了这篇碑文，两《唐书·郝玼传》就更为生动。沈亚之所撰《陇州刺史厅记》，也可以说明在与吐蕃的争战中陇州的重要地位。
　　《文泉子》《艺文志》著录刘蜕《文泉子》，并注：“字复愚，咸通中书舍人。”
　　曾为左拾遗。文泉子盖其自号。今传本作《文泉子集》，亦有作《刘拾遗集》的。今传本已非旧帙，其首篇为《论令狐滈不宜为左拾遗疏》。令狐滈之父为令狐绹，其时方为当朝宰相。刘蜕慷慨陈辞，令狐滈终于改官，而刘蜕亦被贬为华阴令。此事两《唐书·令狐楚传附令狐滈传》中皆有记载，当非细事。《令狐滈传》皆作右拾遗，当依刘蜕疏以左拾遗为正。
　　《经纬集》《艺文志》著录孙樵《经纬集》，并注：“字可之，大中进士第。”今传本或作《孙樵集》，或作《经纬集》，亦有作《孙可之集》的。集中于晚唐政事多所议论，《复佛寺奏》直指大中初年恢复佛法的非是，《寓汴观察判官书》斥责汴军所侵州县者，反逾东西军，皆能切中时弊。《兴元新路记》记沿途道里，曲折尽致，文中并说：“郿多美田，不为中贵人所并，则籍东西军，居民百一系县。”可知当时生民的不易。
　　《一鸣集》《艺文志》著录司空图《一鸣集》。司空图，字表圣，两《唐书》皆有传。司空图生当唐末乱世，曾营别墅于中条山王官谷，并撰有《山居记》以记其事。记中说，所居有濯缨亭，一鸣牕。集以一鸣为名，当是这一缘故。今传本皆作《司空表圣集》。《四库全书总目》举《集》内的《韩建德政碑》说：“《五代史》谓乾宁三年昭宗幸华州所立，还朝乃封建颍川郡王。而碑称为乾宁元年立，已书建为颍川郡王，盖史之误。”这样称道是不错的。所撰还有《复安南碑》，记高骈征安南事。此事两《唐书》皆有记载。而史文简略，司空图的碑文，亦可有所补益。
　　《樊南甲集、乙集》《艺文志》著录李商隐《樊南甲集》和《樊南乙集》。李商隐，字义山，两《唐书》皆有传，分别列于《文苑传》和《文艺传》中。商隐撰著不少，著录于《艺文志》的尚有《玉溪生诗》及《赋》、《文》。今传世有《李义山文集》、《李义山诗集》以及《樊南文集》。商隐名位不达，多为入幕之宾。其集中所录的以代幕主所写文书为主，虽非出自己意，亦多与史事有关。其中有《代仆射濮阳公遗表》。所谓濮阳公即镇守河阳的王茂元。茂元曾为吕元膺留守东都判官，李师道潜谋洛邑之役，茂元以幕僚首膺其锋，表中所说“蓝衫不脱，竹简仍持，因为麾兵，虏其元帅”，亦是纪实之笔。此事《旧唐书·王茂元传》中未见记载，《新唐书·王茂元传》所记与《遗表》略同，可以互相对勘。集中又有《为荥阳公贺幽州破奚寇表》，这是因卢龙张仲武大破奚寇而进的贺表。表中备载是役诛杀数目。《新唐书·奚传》亦备载是役所获，与遗表所言略同。《旧唐书·奚传》则说：自至德之后，奚、契丹亦少为寇，何也？
　　《翰苑集》《艺文志》著录陆贽《论议表疏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