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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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雄血性和豪侠胆色。

　
　　至刚至坚

　　略微有些地理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华北平原的黄土是从哪里来的，那是千万年的季风从黄土高原吹来的细沙一点点堆积而成的。黄河是世界闻名的“悬河”，你翻阅一下资料便会得知，她的成因也是来自于奔腾的河水对泥沙日积月累的携带。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
　　“至忍至韧”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凝聚成为“至刚至坚”的足以充塞篆字、吞并乾坤的浩然之气，就会转化成为改造山河及人类命运的无穷无尽的威力。
　　你到了河南，了解了河南人才会知道像“愚公移山”这样的寓言为什么会发生在这里。
　　面对“智叟”的嘲弄，愚公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毅然的选择是和大自然较量到底的险途。智叟之智在于“识时务”，愚公之愚在于他从不考虑放弃——因为他热爱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的土地。
　　如果万里长城可以让你对我们民族的坚强产生不尽崇敬的话，那河南有一处地方也一定会令你对河南人的刚毅产生无穷的敬畏，那就是婉蜒于河南林州千里太行之上的闻名于世的“人工天河”红旗渠。
　　这条横跨了60年代的名渠用去了林州人民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了给干旱的家乡迎来“甘霖”，几百名英雄儿女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是一个饥饿的年代，但对幸福的渴望还是引导着他们凭着赢弱的身躯和坚硬的石头、亘古的太行展开了殊死的拼杀。在“神工铺”，在“鹰嘴崖”，在“青年洞”，在苍茫太行的崇山峻岭间到处都飘舞着血色的红旗。不论春夏秋冬，哪管寒来暑往，没有任何重型机械的林州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和绳索。钢钎在绝壁上凿出了一条奔流着血泪的水渠。
　　如今的红旗渠掩映在漫山遍野的浓绿中，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区。
　　假使你有机会到这里参观游览，在渠边随便拦住一个40岁以上的当地人询问，他都会告诉你——他修过红旗渠。谈话时那种坦然而自豪的神情和他远去时那沉稳坚毅的背影不用说就会深深埋进你的记忆。
　　笔者曾多次到林州采访，结识了许多当年修建过红旗渠的老英雄，任羊成就是其中一位。
　　最近一次见到任羊成是前年在河南与山西交界处的漳河边，他向我们介绍说，那里在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次全渠线最大的塌方——那次塌方来得十分突然，一块房子大小的山岩猛地崩落四散，炮弹一样向着山坡下面密集的人群砸去，声音就像是天边滚来的闪雷。待烟尘散尽，女人和孩子默默地跑来捡拾起亲人散乱在碎石中间的肢体，没有人哭泣，连丝毫的呜咽都听不到，四周一片静谧。第二天，身披重孝的女人和孩子们又来了，他们含着泪咬着牙继续在这里劈山凿石。
　　站在漳河边上，我顺着任羊成老英雄的手朝对面的山坡望去：碎石累累中是无数盛开的花朵，白色的花瓣、红色的茎枝，当地人都叫它“血凝花”。
　　任羊成，这位当年被大家戏称作“阎王殿里报了名”的除险队队长此时神情黯然地看着远方，脸上刀劈斧刻一样的皱纹里满是岁月留下的坚毅。
　　他是河南人，讲的也是河南人的故事。
　　与天斗，河南人永不言败；与人斗，河南人同样能够“舍生取义”。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河南人英雄气概的真实写照，也是他们开创辉煌业绩、展现豪迈气概的原动力。他们这种伟大的人格是苦难历史的给予，也是皇天后土对苦心砾志者的最好恩赐。
　　“士不可以不弘毅。”
　　不错，河南人有的是捍卫真理的血性，有的是不惜生命的豪气。
　　领导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陈胜、吴广就诞生在黄土之上、黄河岸边。沧海桑田，世事变换，昔日的大泽乡早已经改变了模样，但那“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慨叹，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似乎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河南省会郑州有一座标志性建筑——“二七”纪念塔，当年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统治而举行的“二七大罢工”就发生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和皮鞭，成千上万的河南勇士举身向前，任枪林弹雨，任严刑拷打，个个视死如归。
　　由于河南历史上灾祸不断，河南人长久地处在生活的底层，所以，一旦看透了社会的畸形和人生的不公，他们就会义无返顾地把自己投人进去。他们爆发得热烈、凶猛、淋漓尽致，拼杀得顽强、勇敢、没有顾忌。这个时候他们的内心是没有余地的，除了那一腔渴望喷洒的英雄血。历史上敢于以死抗暴的河南人的事迹不可胜数，可只要看看近现代河南人反对列强的作为，你就应该知道他们到底是怎样的血性。
　　吉鸿昌——这个标准的河南农民的儿子，这个抗日战场上威名远扬的将军，戎马一生为救黎民于水火、拯国家于危难，而自己却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临刑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
　　国破山河在，我何惜此头。
　　“时穷节乃见”，“板荡识忠臣”。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时候，哪里有反抗的号角吹响，哪里就有河南人伟岸的身影。
岛国日本的花冈在几十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华人劳工暴动，暴动的领袖就是一位河南人，他的名字叫耿淳。
　　当时在日本花冈的中国劳工整日整夜地工作，大都被折磨得气息奄奄、生命垂危，身边不断有人饿死、累死，要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一一起来与敌人死拼。就在许多同胞于敌人淫威之下不敢轻举的时候，耿淳毅然站了出来，这位曾任中国军队上尉连长的河南人冒着必死的危险，组织大家秘密集会，突然举行暴动并同日本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虽然暴动受到了血腥的镇压，可他们还是用生命换来了中国人的尊严。
　　类似的例子还有——20世纪90年代的深圳。
　　在一家资金雄厚的外资工厂内，由于中国工人不熟悉外资企业的规章制度而被严厉的外国老板喝令：全体下跪！迫于外商淫威，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又一个中国人跪下了，十个中国人跪下了，一百个中国人跪下了——在一片黑压压灵魂和肉体同样低矮的人中间只有一位河南小伙子岿然站立着。
　　下跪有什么呢？那不过是人体一个简单而又简单的动作，屈膝、低头，一秒钟就可以了，何况这还牵扯着每个人的经济利益。但在河南人的意识里，下跪是至高无上的礼节：人生在世，上可以跪天，下可以跪地，中间可以跪父母，除此再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双膝弯曲。“男儿膝下有黄金”啊！跪下去，你可就拣了金子忘了天地父母；站起来，你可就丢了金子守住了道德良心。在此，笔者丝毫也没有指责那些下跪者及其家乡父老的意思，尽管他们应该被指责；而只是想把这个一身傲骨的河南人指给大家看看，你们看看，看看我们河南人的子弟！事情的结局是所有下跪者都回到了岗位，而这个河南小伙却昂着头走出了那个工厂的厂区。他远在河南的家里有年迈的父亲和多病的母亲，家里很穷，很需要钱，他也很需要这份工作，但他不须思考就把这些放弃了，惟独留住了骨气。
　　这个时候，如果再有人指责河南人的人格不健全的话，那笔者就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东西是健全的了一一假使这个世界上还有公平、真理和正义。
　　河南著名诗人王怀让先生得知此事以后感慨万千，他饱蘸激情地为这个普普通通的河南人赋长诗一首：《中国人，不跪的人！》——语句慷慨，可谓中气涤荡四野；诗情激越，堪称文采掩蔽八荒。
　　回首华夏史册，中原大地不知上演了多少“官逼民反”的戏剧，中州儿女不知演绎了多少慷慨悲歌的乐曲。
　　无论是情赋《满江红》的岳飞，还是“精钢不做钩”的包拯；无论是舞台上不畏强暴的《七品芝麻官》，还是确有其人其事的洛阳强项令；无论是朴实无华的乡野村民，还是“以暴抗暴”的少林武僧。河南世世代代涌现出一辈又一辈的忠臣志士。
　　　黄河黄土哺育了中原人，他们也以自己的英雄行为而名在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锥，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淮阳髯，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情操后冰雪；或为出师表，神鬼泣壮烈；或为渡江揖，慷慨吞羌揭；或为击贼匆，逆竖头破裂。
　　——这是黄河儿女的群像，高大、威猛、粗旷、结实。
　　在外人眼里，冬日的黄河没什么好看的。
　　枯水浅流，平淡无奇，干涸的黄河河床几乎与那苍苍茫茫的黄土平原连在了一起。
　　但在河南人的心中，此时的黄河才最像她自己。
　　假如有雪的话，黄河黄土就会无边际地向远处延伸，天与地胶合在一起，人与土胶合在一起，不辨你我，浑然一体。
　　中国人的传说里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
　　“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外圆内方”的河南人就这样把天放在头上：他们于是知道了敬畏；把地放在心里：他们由此懂得了仁爱。
　　小时候在读鲁迅先生《眉间尺》小说的时候，一直都被一个问题困扰着——那杯“莫邪”宝剑如果真是天下无坚不摧的兵器，那该拿什么东西来盛放它呢？
　　现在我明白了。
　　——对邪恶它是最致命的利器，对美好的事物它只是一块碧玉。
　　如此而已。

　
　　规矩一统的人伦

　　治理水患，既要疏导也要截流；治理沙化，既要引水也要造林。所以，笔者从不认为“治国齐家平天下”就只有一个标准。
　　社会当然是需要法制的，从古至今莫不如此。但对于法制所无法达到的死角，就必须有伦理来约束。我们无法想像一个没有伦理的社会会拥有多么健全的法制制度，它的法律从何而来呢？我们也无法想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观念的人会将法制作为自己行为的惟一规范，他的法制意识到底建立在什么上面？
　　“法治”也好，“人治”也罢，其实它们的对象都是人。
　　人的行为当然是由人心来指使的。
　　因此——法制是人行为的标准；伦理则是人内心的规范。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对长期生活在农耕时代、宗法关系中的河南人来讲，“规矩”既包含法理，也包括人伦。二者比较起来，他们更看重的还是根本：人的内心。
　　道德带来的责任和义务控制着我们的行为，它让我们的外部世界变得和谐平静，也让我们的内部世界变得纲常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以宗族关系为纽带展开的人伦阶梯是河南人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它既可以使国家稳定，也可以使家庭安享天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河南人秉持着这样的道德观念在无数目征战厮杀中屹立不倒，中国人也秉持着这种道德观念在历史的风云里一次次一统江山。
　　这真是一种伟大而奇异的现象。

　
　　忠孝双全

　　某种程度上，道德就是责任。
　　和少小漂泊、习惯越洋跨海的粤、闽、浙一带的人们相比，自幼接受传统伦理熏陶的河南人大都比较恋家。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在河南外出民工的行囊里你时常会发现他们女人的头发或者家里孩子寄来的书信，这是他们缓解寂寞心绪的灵丹妙药，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就是跑到天边也不怕，没有了这些东西他们可就完全没有了在外闯荡的动力和信心。
　　我看到过不少外地人对河南人的描述，大多是一幅心事重重的样子。有责任的人才会有心事。他们和那些没有责任因此也没有压力的人相比，当然不够潇洒。
　　大多数河南人外出发展不是出于喜欢经历冒险的“天性”，他们外出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回去，更自在更舒适地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如果我们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去看一看，你会发现：那里的风景一定还是他们偏僻的村落，那里的人一定还是他们家乡的挚友亲朋。
　　家庭是传统农业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河南人的道德观念也必然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这个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内部结构上都无一例外地感染了家族秩序的气息。“君为臣纲”源于“父为子纲”，“朋友有信”同于“举案齐眉”，“文以载道”来自“非礼勿听”——“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从家庭、从个人来透视整个社会的欲望理想应该是再合理不过的了。
河南人不短视，他们在家庭里不仅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国家和社会。
　　　“父慈、子孝、见爱、弟梯、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在这个严密的道德网络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河南人道德延展的过程：从对小家的“孝”，到对国家的“忠”。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忠孝两全”至今仍是河南人道德伦理的基本轮廓，并且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为自己提供了丰富的证明。
　　孝道历来是中原人所最看重的人的美德，田野乡间你总能听到百姓口中流传的与此相关的事件，父子之间、婆媳之间的许多故事都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美谈。比如：谁家的媳妇为行动不便的公婆洗了澡，谁家的孩子从外地为父母带了什么“稀罕”。如果哪家有儿子或者媳妇不孝也是会激起大家公愤的，大家会集体起来和他们论理，甚至会一同把“不孝子孙”直接带到当地的法院要求法庭给予公正的评判。
　　笔者有一位好友在省会文化部门工作，在他们家乡是有名的“孝子”，在单位同事中间也有十分好的人缘。一次我们谈到地域文化中关于“孝”的话题，他一脸正色地告诉我：他从不和“不孝”的人交往。待我询问原因时，他直直地说：“他连父母都不能善待，会善待朋友？扯淡！”
　　他说的没错，这就是河南人的逻辑——你不爱自己的父母，必不会爱别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实在：给亲娘老子来虚的，坏良心！
　　河南人孝顺得很霸道：没有老婆孩子的，也得给老人！
　　河南人孝顺得很固执：吵架别骂娘啊，骂了可就真要翻脸！
　　河南人孝顺得很宽泛：朋友的娘也是咱的娘啊，有事没事就到家看看。
　　河南人的孝顺是一种文化，不只讲究表面的礼节，还要认真彻底、完全发自内心。
　　想起鲁迅先生对“愚孝”的批判，便想起来我小时候在外婆家见到过的《二十四孝图》。那是画在很大一块白布上的24幅图画，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外公讲述时看着我的意味深长的眼神。
　　我当然不主张用“割肉”的方法来疗疾，也不主张用“肉麻”的形式来娱亲，但如果有人以为先生反对“封建礼教的迫害”就是反对“孝敬老人”，那可就令人哭笑不得了；如果再有人认为河南人的这种行为很“老土”，那我也只能建议他先在自己家里实验所谓的新理论。社会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似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在更新，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变的，比如“孝顺”的德行。孝顺不是时尚，它是我们民族与生俱来的骨子里的东西，就像我们黄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
　　河南内黄县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顺儿媳，她的丈夫在外务工，婆婆卧病在床，孩子年幼，家境十分拮据。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她起早贪黑地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