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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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边再看看“百步笑五十步”的问题，如果把脱贫致富的过程比喻成一次征途，那么先富起来的地区可以说是比河南人先行一步，我们姑且打个比方，他们已经走了一百步，而河南人才刚刚走了五十步。从这个角度讲，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嘲笑河南人，其实可以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俗话说：“十个指头还不一般齐”，邓小平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紧接着就说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注定了要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如何对待落后地区的人，目前已到了亟须研究的时候了。一个地区的发展快慢决定于许多种因素，除了地理位置、资源状况、商品意识，还要受努力程度。政策条件等多种条件的影响。比如广东省在地理上紧邻香港。澳门，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给予许多包括招商、税收、财政上的优惠条件，使其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加上本地人的精明肯干，使其很快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再以上海为例，浦东在开发之时，中央也是给予很多政策和资金，上海凭借其地理位置与商业都市在经验人才上的传统优势很快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发展同样不能排除包括河南在内的兄弟省市的各种支持。
目前一些人对河南这样经济起步较慢、相对落后的地区的丑化与歧视，还大体局限于街头巷尾的民间层次，但笔者在沿海某省采访时曾听到一位相当级别的官员竟洋洋得意地说：“本省人又精明又肯干，不像北京人是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更不像某省人（西北某省，所幸不是河南）是又笨又懒，一块咸菜吃半年。”我对这样一位发达地区领导的言语表示极大的震惊，沿海地区的确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但这也是多种因素的作用，并且这样的成果也是与自身和国内其他落后地区相比来说，如果和美国、日本，甚至新加坡、韩国比较，这个省的人均国民产值恐怕是难以启齿的。
令人震惊的不仅仅是盲目的自傲，而是他所表现出的对于落后地区的冷漠与歧视态度，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丑化。先富起来的地方要首先搞清楚自己是如何富起来的，在加快发展自己的同时应该满腔热情、千方百计地支援欠发达地区，动物尚且知道反哺，不少企业尚且知道回报社会，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为什么就因为别的地区发展没自己快而去丑化和歧视别人呢？
在体育竞技场上，我们常看到的是胜利者的自豪与欢喜，失败者的坚毅、沮丧或者无奈，很少见到有冠军对于亚军，或者是最后一名的运动员表现出趾高气扬，这也是一种体育道德，人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道德广泛地涵盖于今日的社会生产生活之中呢？
中国古代讲君子厚德载物。一个人如果没有恢宏的气度，就一定难以承担重任。因为承担大业需要调动许多人的力量，许多方面的力量，一个器小易盈的人是绝对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同样的道理，一个城市，一个集体，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这种气度，也绝对不能想像会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业。如果一群人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以兄弟之谊平等看待，那肯定不会是成熟的、有前途的人群。
从“五十步笑百步”和“百步笑五十步”的现象可以看出，河南遭受丑化与歧视的内层原因就是河南与他们距离（传统文化、经济方面）近，丑化与歧视者认为，河南人缺点毛病比他们多，经济发展比他们落后。
以“丑陋的河南人”来否定国人，自外于国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的深层原因。
中国处于大变革的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都在发生着变化，旧有的观念与信仰在种种冲击下已经破碎，而新的价值观并未被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出现种种不健康的东西，他们只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也知道“再也不能那样过”，而何去何从却是一片茫然，即使得到的所谓西方观念也只是一些只言片语的表象式的东西，却如获至宝，以此为本，与中国传统的东西做着毫无理性的对比。于是他们只能不停地全盘地否定自己，否定过去，对于老祖宗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弃若敝履。
记得上个世纪中期，台湾作家拍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曾在不少人中引起很大反响，该文将中国传统文化比作一个“大酱缸”，从各个方面论中国人的诸如“虚伪”、“自私”等劣根性之所在。当时的舆论曾将该文与鲁迅先生对中国国民性作过比较，普遍认为，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剖析一针见血，但即使对于像阿Q这样的人他仍抱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胞心态，他对国人仍旧是抱有满腔希望的。而柏杨先生的文章对一些具体的事例论述应该说也是持之有据，但有冷漠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之嫌。
也就是从《丑陋的中国人》流传之始，社会上不少人开始对中国人的品性发生怀疑，“丑陋的中国人”、“劣根性”被无限制地在口语或文章中使用，见到有人随地吐痰，就会不屑地说：“看中国人的劣根性”，谈到社会上种种不良的事情，就会很时髦地发出感慨：“真是丑陋的中国人啊！”同时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得要领地钦慕之至，有的人希望恨不得将自己的皮肤换成白色，恨不得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一句“要是中国经历100年的殖民地统治，早就富裕了”便充分显示出当时某些人的心态。
没想到时过境迁，到了近年这些人的身上又发生了些微妙的变化，其一是随着国门的洞开，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西方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进入中国，这些人已自觉不自觉受到较深的影响，崇尚西方已成为流行时尚。但与此同时，这些人也会觉得一个中国人动辄就骂中国人，于人于己都有失厚道，于是终于发现了一个替代物——河南人。
河南人确实有替代中国人的“资格”，河南人与中国人的密切关系本章已有论述，悠久而源远的中国传统文化便诞生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强烈的传统文化氛围塑造出的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典型，中国人有的优点他们有，中国人有的缺点他们也有。于是那些将中国文化与品性说得一无是处的人便可以通过对河南人的批判、丑化和歧视来发泄对传统中国人的愤恨，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因为他们在骂中国人的时候很难自外于中国人——无法改变自己的血统和移换皮肤，而骂河南人的时候便可以悠哉游哉地置身于河南人之外，“享受”着肆意丑化与歧视的“快感”。
一些人说河南人造假、拐骗、无赖、奸滑、土气，就可以向世人显示出自己是多么的诚信、高贵和洋气，丑化和歧视河南的落后就可显示出自己无论是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以及价值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和时尚，大有君临天下，傲视苍生之势。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河南人的段子、对河南人的品性表示极大愤慨，可以使听者，也使他自我心灵出现幻觉：我是个上等人，有别于河南人、中国人的上等人。这就是一些人丑化与歧视河南人深层的原因。
三、歧视者的心理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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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弱者的丑化，都是为了借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显示优越，显示高贵。尽管一个人在歧视、嘲笑别人的时候，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但在潜意识中这种欲望一定是存在的。
这是人类天性中丑陋的一面在作祟。这种天性是人类在几十亿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是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但却不是天性中高尚的部分，而是原始和野蛮的部分，低劣的部分。
还是先让我们看看吧。在猴群中是没有平等的观念的。猴王对于它的任何一个子民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猴后则常常剥夺其他雌猴与猴王的交配权，发现其他母猴试图引诱或响应猴王，便死命地殴打，甚至弄瞎眼睛。猴王总要作出各种显示自己优越地位的举动，而其他猴子则必须表示臣服。
人，有时真的像猴子。当一个城里人欺侮一个乡下的农民时，当一个小贩恣意呵斥一个收废品的民工时，当一个商人在眉飞色舞地讲一个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时，他其实都在向所有的人宣示：我比他优越。人在没有受到高尚情操感染的前提下，总是很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的一面。毕竟，几千万年遗传下来的基因，是很强大的。但人之所以是人，正是因为他能够超越动物的本能，将精神升华到崇高的境界。
当然，世界如此之大，人与人的差别如此之大，歧视河南人的人究竟是怎么想的呢？还是让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吧。
“一览众山小？”——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心态
每一个地方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歧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大城市的人看不起小城市的人，我们在县城里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对农村同胞深深的歧视了。在每一个省会城市和较发达的城市都能够感觉到对其他相对落后的地方的歧视。东部沿海地区不大看得起内陆地区的人，而最大、最发达的城市的居民则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这是地域歧视的规律。尽管这种歧视有时表现得十分显著，有时比较含蓄。有什么样的城市就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成为地域歧视最严重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
先看看北京吧。北京的段子文化特别发达，关于河南人的段子多数来自北京。常常有一些北京人问河南人：“你们那里是不是很穷啊？”被问的往往是刚刚走进大学的学生，当地穷不穷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