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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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坚《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
有诗学主张的当代诗人相当多，有理论深度者当首推于坚。于坚的诗风多变，形式上颇多创新。《远方的朋友》和《事件：谈话》两首诗的写作时间有相当跨度，但却有相近的于坚式主题：当代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无聊。于坚赋予两首诗以不同的趣味，一种和而不同的细微开掘。他对不认识的“远方的朋友”说：“该说的都已说过/无论这里还是那里/都是过一样的日子/无论那里还是这里/都是看一样的小说〃。他又这样描述与不速之客的谈话：“素昧平生这不要紧 谈话是构筑爱的工具/一杯茶的工夫就串起一大群名字 各种轶闻的冰糖葫芦……关于他的鼻子 我们讨论了十分钟/而此人的慢性鼻炎 我们一直不提 在九点一刻/我们得出结论 他的鼻子是他的运气 可怜的鼻子。”于坚称自己的诗是“非诗”，他拒绝认同“‘当代诗歌’”这一公认的美学原则，这足以显示出他的自信和勇气。
卞之琳《距离的组织》（《现代派诗选》）
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言近旨远，意味悠长，“忽逢幽人，如见道心”，“脱有形似，握手已违”，蔚成新诗史上一道迷人的公案。但《距离的组织》也许更能代表他的风格，该诗发表后，诗人曾与朱自清往复商讨，一时传为佳话。作品的西方痕迹非常彰显，除西方现代诗人施诸卞之琳的庞杂影响外，奥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中用以临床实践的“自由联想”术，尤其构成《距离的组织》的突出特质。诗人忧来无端，兴笔而写，诗句直追意念，意念却似不系之舟，随意浮沉，尽兴飘荡。诗人空阔无羁的“自由联想”，赋予作品极大的时空张力，诗仅十行，但在首句“想独上高楼读一遍《罗马衰亡史》”与末句“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之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情绪波澜，意象沧桑。施蛰存先生尝拈出一味“仿佛得之”读诗法，堪称知言。
王 寅《精灵之家》（组诗）（《后朦胧诗全集》）
王寅是一位毫不张扬的大诗人，他的作品大多是倾诉式戏剧独白，语言极富魅力。漫不经心的家常语和凡人琐事，鲜活的感觉辅以高超的意象转换。隐逸表象下的自主人格，以及似有若无但却更本真的象征旨归，显示了诗艺臻于无技巧的素朴境界。王寅的诗作具有一种直接性，因此理解王寅的诗几乎不需要拐弯抹角地想得太复杂。他的节奏自然流畅，语言尖新圆润，技巧炉火纯青，他把现代汉语的表现力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请读一读他在《精灵之家》之后的又一组杰作《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中的诗句：“疯狂的睡莲在黎明开放/木桨柔软如同蝶翅/和夏日在一起的幽灵/狂跳的心充满忧虑”（《和幽灵在一起的夏日》）；“醒一醒吧，撒旦，我的兄弟/盛宴已散，你的杰作已就”（《撒旦的琼浆》）。
冯 至《十四行》（《十四行集》）
冯至先生的商籁体中规中矩，句子整齐，抱韵、交韵一丝不苟，技术上无可挑剔，并且有一种德国式的神秘。然而除了工艺上的价值，美感和诗意实在有限。在新诗的初期，脱离了古典格律，汉语新诗尚没有合适的新形式，冯至的十四行因此而具有了移植异域奇葩的一时新奇，但诗歌毕竟以意境为上，如果诗意、诗境不能别开生面，那么形式（何况并非独创的形式）毕竟没有多大价值。《之三》（“尤加利树”）有句：“我把你看成我的引导：/祝你永生，我愿一步步/化身为你根下的泥土。”这几句诗完全可以当作冯至对西方诗的“引导”作用的一厢情愿，用商籁体写的西方诗可能永生（比如莎士比亚十四行），但中国商籁体不可能成为中国新诗“根下的泥土”。《之二七》曰：“但愿这些诗像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然而这些诗把不住的事体，其实更多。
北 岛《宣告》（《五人诗选》）
有人把北岛视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我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大诗人。作为民间诗刊《今天》的创办者和代表诗人，北岛的客观历史地位是任何主观意志无法抹煞的。浅薄的诗坛小丑喊出“PASS北岛”的口号，仅仅展览了自己卑琐阴暗的心理，无损北岛的真正价值。北岛的地位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历史机缘，更主要的是因为其诗艺达到的实际成就——这一成就至今是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尽管北岛的功绩是开拓性的，后来者也许很容易就能站在巨人的肩上超越他。但我至今没有看到在同一向度上的超越，而只听到叫嚣。北岛唤醒了整整一个时代中国人沉睡的良知，涤清了一代人毒化的心灵：“在星星的弹孔中/流出血红的黎明”。
艾 青《大堰河——我的褓姆》（《艾青诗选》）
一度，艾青俨具中国第一诗人的盛名。这当然言过其实了。又尝听说艾青写诗极为刻苦，每日里闻鸡起舞，工作时间大致与都市送奶工相近。这同样说明不了问题，也许与勤奋还全无关系，如懒散的拜伦辈常常下午两点方进早餐，创作量不也更加惊人。大致说来，艾青诗作的肺活量很大，气势宽宏，感情充沛饱满，诗句在他笔下如同牧马人鞭梢下的万千奔马，老在没命地兼程，故读来也常觉淋漓痛快。但一个始自郭沫若的老问题也摆在了读者面前，即为什么中国的新诗但凡想追求气势，必要伤害文辞的经营，只能靠幼稚的排比单骑救主，大输氧气，要不就是一个劲地“我我我”，“从从从”，“当当当”，非得把个句子结构弄得乏味至极，仿佛围棋中的“单官”。说到围棋，我们发现那些国手，不管追求什么风格，宇宙流还是天煞星，大处固需着眼，小处可也一丝不肯放手的。
冰 心《繁星》（《繁星》）
冰心女士作为文坛上的世纪长青树，不是以杰出文学家的资格，而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被日益称道——但这显然会随着其不久前的辞世而很快归于沉寂，因为她对文学的贡献实在过于有限。当人们发现活着的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无足称道时，最方便的颂扬之辞就是她（他）人品不错，然而这仅仅是仪式化的尊老传统，而不是真正的文学评论。冰心最有价值的作品，无疑是《繁星》，可惜那不过是泰戈尔的中国版，而且是大大逊色的中国版。这种“逊色”，恰恰正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模仿者永远无法超过被模仿者。比如泰戈尔就没有这种道德训诫的热忱：“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这也太弱智了一些。
李叔同《送别》（《弘一法师年谱》）
虽然李叔同词曲兼擅，但传记作者陈星先生却考证出此曲并非词人的自度曲，而是借用了一首美国通俗歌曲的曲调，歌词也参考了一首日本歌曲——也有论者以为词意浓缩了《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的意境。然而两首歌曲在美国和日本可能早已湮灭于历史的大海，但这首借鸡生蛋的歌曲却在中国获得了长久以至永远的生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如此凄迷阴柔、词浅意深但哀而不伤的词句，配以相当中国化的舒缓旋律，就很难不成为中国的名曲——尤其是在新旧交替、道术灭裂的二十世纪。这首歌已经成了新的“阳关三叠”，“四千余年古国古”的二十世纪中国人，已经用这首歌“送别”了太多的东西。
李金发《弃妇》（《微雨》）
“拆碎的七宝楼台”，几乎成了针对李金发的钦定断语。如果说T·S·艾略特《荒原》降生时还能获得十位知音，“深望能痛切批评”的李金发，诗歌垂世八十载，私人表扬簿上仍近乎一片空白。对内师法温、李，对外取法魏尔仑，又性喜在“泥石”（雕塑）中讨生活，李金发作为诗人的资格本毋庸置疑，惜当年的白话文太过稚嫩，文法之纲常无序匹似尼禄当道，文字之词不称意好比赵高弄权，李金发饶是天资过人，又岂奈何得了这柄手中钝器。意念既已飘忽不定，表达难免左支右绌，再加天资又未必呈鹤立之势，结果，超越时代的全新表达，转成“燕雀偏生鸿鹄之志”的感慨，古怪的造型，竟让后世窃笑八十载，文坛世事之难逆料，至此毕现。若公正地看，诸如“我的期望将太阳般露出来”（《琴的哀》），“无恙的天涯”（《月夜》），“在不认识的远处，月儿似勾心斗角的遍照”等表达，在中国现代诗的长河中，实不乏拓荒之德，不宜尽斥为“晦涩难懂”。毕竟，那是二十年代初期的表达，李金发的“晦涩”较之胡适“两个黄蝴蝶”的俚俗，进步焉能以道里计。
多 多《死了。死了十头》（《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多多的诗极为难懂，但难以卒读并非由于思维混乱和不知所云，而是诗人故意把语言的传导功能降到了近乎使语义结构崩溃的边缘。多多是一位极限型诗人，一如投身于极限运动的现代人，多多是当代最倾心于语言的极限性实验的诗人。他以极大的热情向汉语的表达极限挑战，汉语的张力在他笔下急剧增大，但也不时地绷断语义的连环。假如语言的舞蹈空间太小，语义的惯性就成了锁链；然而舞蹈空间过大，动态的每个舞姿就失去了相互的关联，而被定格为一帧帧静态的照片。向一种语言的极限挑战，无疑是诗人的定命。每一个使用这种语言的人，都应该感谢这样的诗人。多多其实不用语言说话，放弃语言才是他的语言。因为诗不是他的目的，他写诗的目的是沉默。沉默既是他介入世界的方式，也是他评判世界的方式。
芒 克《天空》（《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
芒克的作品呈现为一道冻土地上的光芒，境界阔大，情绪深沉，一组组意象丁是丁卯是卯，如当年平行矗立在罗马大道上的十字架。他体内有着“自然之子”的强烈敏感，诗性思维里交织着一位远古巫师的悚惧和好奇，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男人气味儿的”“水面上的风”，感受到“太阳的爪子”。他的全部诗行，似乎都在讲述生命的奥秘、生命被摧残的可能，或展望生命成为自然祭品的前景。就打动芒克的情感之崇高性而论，诗人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就诗人驾驭情感（具体表现为语言）的能力而言，芒克偶尔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他曾写过这样的诗句：“这仿佛就像尸体在腐烂似的”（《一棵倒下的树》）。听听，“仿佛就象……似的”，太说不过去了。极端地说，真正的大诗人，宁可犯下杀头之罪，也不会在这种地方授人以柄，一次也不会。
江 河《接触》（《从这里开始》）
江河是一位平易的人道主义诗人，一位具有健全理性、良知和常识的高尚普通人。含而不露的温情体现了中国古典理想人格的最佳现代折射，具有安然处变但决非无动于衷的古道热肠和道德热忱。因此他的触角遍及现代生活各个层次的各个角落，并且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赋予思想主题和情感色彩迥异的作品以适当的各具风姿的结构形式，突破了风格单一的思维定势。不妨读一读下面的诗句：“要么说些更远的/更远的/远到天际/远到看不见你/那样/我就去找你/一定把你找到”，从这种达到无技巧境界的诗句中，你不会感受到技巧，而只会受到感动——能够打动人，是当代诗歌最缺乏的品质。做到如此举重若轻、淡而有味，并非如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个热衷于炫技的诗人，还在学艺的路上，而江河已经抵达了属于自己的要塞。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八集）
由语言学博士刘半农作词，再由语言大师赵元任谱曲，这首词曲作者极一时之选的歌谣，就这样成了新诗史上的经典。尤其可贵的是刘半农创造的这个“她”字，借由这首名曲的传播而家喻户晓，从此我们不仅不用再像宋词元曲中那样用“他”来指代“她”（那太容易误会成同性恋者的倾诉），也无须像早期白话诗人那样“伊伊”、“侬侬”。这一新字的创造，无心插柳地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最大实绩。现在，当人们想起祖国母亲和一切美丽的世间造物时，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啊，教我如何不想“她”？
伊 沙《车过黄河》（《现代汉诗》）
这是我见过的伊沙最好的一首诗，全诗如下：“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知道这不该/我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插腰/右手作眉檐/眺望 像个伟人/至少像个诗人/想点河上的事情/或历史的陈账/那时人们都在眺望/我在厕所里/时间很长/现在这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功夫/黄河已经远去”。这是典型的伊沙诗风，篇幅短小，句子极短，节奏感很强，嬉皮而有狠劲，正如他自承的：“你们瞧瞧瞧我/一脸无所谓”（《结结巴巴》）。伊沙是诗歌运动员，他渴望参加比赛——或许他确实属于比赛型选手。如果没有比赛——毕竟一九八六年诗大展的盛况不再——他就自信下一次比赛他将有更上乘的表现，肯定能挫败所有的假想敌。但他真正的敌人是他自己，他必须先打败自己，才能从诗歌运动员，变成真正的诗人。当然，现在的诗坛已经成了无人光顾的冷摊，适当的吆喝可以理解，但既然是诗人，那么吆喝的方式似乎也该近于诗。
伊 蕾《独身女人的卧室》（《后朦胧诗全集》）
这是当代最成功的组诗之一。八十年代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被视为伤风败俗，然而事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来细读，其诗性品质依然灼灼闪光，这说明诗人没有以大胆犯禁来哗众取宠。今天的读者很容易看出，诗人对独身女人性心理的表现，不仅独特，而且节制。“生命应当珍惜还是应当挥霍/应当约束还是应当放任/上帝命令：生日快乐/所有举杯者共同大笑/迎接又临近一年的死亡/因为是全体人的恐惧/所以全体人都不恐惧/可惜青春比蜡烛还短/火焰就要熄灭/这是我一个人的痛苦//你不来与我同居”（《之十一、生日蜡烛》）。
何其芳《赠人》（《预言》）
何其芳是一位华丽的诗人，命笔用词好像百万富翁上馆子，出手豪阔，处处讲究，希望每道菜都有不同的做法，不同的滋味。何氏的诗亦如维也纳圆舞曲，旋律优美，变化剧烈，每个句子，甚至每个字眼都佻荡妩媚，技术上——除了情有可原的欧化句式外——几无可挑剔，但一首读罢——尤其是一连多首读罢——竟无甚感触。他热衷的意象大多非常甜美，只是由于技艺出众（比如能写出“我嫉妒它如流水声睡在绿草里，/如群星坠落到秋天的湖滨”）的缘故，才没有把人腻翻。当然，华丽的诗人偶尔也会走出高贵的华盖，比如写写《一个泥水匠的故事》，但那仿佛看公子哥打铁，总觉得不是那个架势。也许，现在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何其芳仅仅为后人测定了技术标高。说是“仅仅”，其实又何等不易。
佚 名《欲悲闹鬼叫》（《天安门诗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在一个愁惨万状的清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