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1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都成了“各人”：“你和我各人各拿各人的杯子/我们各人各喝各的茶……各人说各人的事情/各人数各人的手指/各人发表意见/各人带走意见/最后/我们各人各走各人的路……在门口我们握手/各人看着各人的眼睛//然后我们各人/各披各的雨衣/如果下雨/我们各自逃走”。在冷漠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已经罕有同类亲情，也对这个阻隔了各人与各人的文明大厦毫不留恋。因为谁也不是大厦的主人，只有客人，只有各人。
黑大春《东方美妇人》（《圆明园酒鬼》）
虽然我对过于主观和过于感伤的浪漫主义诗歌相当反感，但自称“新浪漫主义”的黑大春还是在相当程度上打动了我，这首《东方美妇人》堪称代表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首浪漫主义杰作的出色程度。这首诗运用大量的定语结构（名词中心语加定语），来表达双层复合思维，使得这首诗的句子相当长，但长句子的运用却相当成功流畅，体现了诗人驾驭语言的杰出才能。我还没有见过在长句运用上比黑大春更成功的当代诗人。“啊！东方美妇人/啊！统治睡狮和夜色的温顺之王/在你枫叶般燃烧的年龄中，圆明园，秋高气爽/并有一对桃子，压弯我伸进你怀中的臂膀//啊！东方美妇人/啊！体现丝绸与翡翠的华贵之王/在你白蜡般燃烧的肉体上，圆明园，迷人荒凉/并有一件火焰的旗袍高叉在大理石柱的腿上”。
韩 东《你见过大海》（《白色的石头》）
韩东是一位以荒诞为主题并给定荒诞以恰当形式的诗人。他的诗观是“诗到语言为止”，他的作品出色地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他的诗是纯粹的“语言”之诗：对一个基本词语的反复缠绕，出而复入，入而复出。韩东的诗非常“简单”，类似于现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表达方式的纯粹化和简单化，不仅无损于诗的力量，相反增强了诗歌语言的力量。在极少形容词的冷峻表象下，诗人用词语的重重缠绵替代了情感的缠绵，用基本句型的反复萦绕，替代了对生命的无限眷恋。短句子所传达的决绝语气，以及词句的重复所渲染的义无反顾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极富现代气质的人生态度。韩东达到了某种洗练的极致，他也是当代最具个人风格的一位诗人。
舒 婷《致橡树》（《双桅船》）
舒婷是一个过渡性的诗人，自然不能说她毫无才情，但不过略胜于平庸的文人。尽管曾经享有一时声名，但独创性却极为有限。在诗歌这个语言和思维的先锋领域中，没有独创性是致命的，一大批平庸诗人必然要被逐出诗国——看一看《全唐诗》中那些陌生的名字吧。诗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涉足染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长处，舒婷也不例外。诗人并不高于别人，但他们天生是诗人。很多人天生具有其它资才，诗人却可能没有。舒婷的诗歌养料主要是裴多菲，比如她的代表作《致橡树》头尾是这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我实在看不出，这样的诗比汪国真好到哪里去。
臧克家《老马》（《烙印》）
当代热衷于厚外薄中的文坛新锐，为搬弄见识，抖露雅博，往往动辄就抬出奥地利人里尔克的名诗《豹》来唬人。我虽也素喜里尔克，但就《豹》而言，中国诗人臧克家的《老马》至少也有望与之同场比试一番，正如若不嫌土气的话，新锐嘴上的“西绪福斯苦役”，在中国原也有一个吴刚伐桂的传说备用。对臧克家作为诗人的完整一生，我无意置评，何况，“老来颓唐惟应景”，从来就是不少中国诗人的宿命。我尝以为，江郎既已写出《别赋》，“才尽”与否便无关紧要。同样，臧克家既已向世人奉献出袖珍杰作《老马》，其余种种，也不必过问了。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再玩味一下那个动感十足、飞机撞山般的开头：“总得叫大车装个够”；那个电影特写般强烈的形象：“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那道让人久久意绪难平的“鞭影”；以及西人ABAB式韵脚的种种佳妙……
翟永明《女人》（《后朦胧诗全集》）
翟永明是最具女性主义意识的当代女诗人，然而却具有女性罕见的内省深度。她似乎习惯于立下一个组诗总题，随后耐心等待灵感或最佳创作状态的到来，而每一次创作冲动来临，她只是完成组诗中的一首，然后再耐心等待下一首诗的召唤。因此她的组诗具有整齐的水准，而不是像其他写组诗或长诗的诗人那样，往往在后半部分力竭。“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偶然被你诞生。泥土和天空/二者合一，你把我叫作女人/并强化了我的身体……我是最温柔最懂事的女人/看穿一切却愿分担一切/渴望一个冬天，一个巨大的黑夜/以心为界，我想握住你的手/但在你面前我的姿态就是一种惨败”（《女人·独白》）。
默 默《我和我》（《后朦胧诗全集》）
默默是一位城市游吟诗人，在充斥着晦涩难懂、不知所云的当代诗坛，默默的诗风具有一种少有的民歌式的朗朗上口和轻快节奏，他的诗不适合朗诵，但宜于低吟而玩味。“一切有所作为都是那么卑鄙/一切无所作为都是那么优雅//很久了，没有等一杯茶凉了再喝/啜出轻轻的哨声/回味苦涩像放一张新唱片/很久了，没有被烟烫了手再猛吸/美美地又呛又咳/突然发觉捂嘴的手粗糙不堪//夜久久地黑着/我久久地坐着”。
戴望舒《雨巷》（《望舒诗稿》）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人中最易让人想到法国象征派大诗人瓦雷里的，他本人大概也愿意促成我做此类比。当然，两者诗艺实际上的天悬地隔，又是毋待多言的。戴氏知识素养较全面，也愿意从事一些理论建设（如《诗论零札》），作品不乏象征气味和实验精神。代表作《雨巷》声名赫赫，几乎与戴望舒之名形成同构关系。《雨巷》以丰沛淋漓的意象著称，然试观其全部意象，竟悉由先人遗下的一滴古墨——“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浣溪沙》）——化开。
当然据此并不能指责戴望舒蹈常袭故，无甚新意，当时正倾全力于新诗旋律美建设的诗人，也许正想借此陈句检验自己的创作理念。于是，《雨巷》成了一首实验诗，诗人命笔之际充满了游戏精神、实验气质和声色之娱，惟独置想象于度外。结果，一首也许与个人经验、私人情感关系最远的作品，竟歪打正着地成为中国新诗史上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没啥奇怪的，“游戏可成好词”，钱锺书先生《管锥编》曾言之再三。
穆 旦《神的变形》（《穆旦诗全集》）
我对穆旦被推为“新诗第一人”持存疑态度。穆旦是哲人，而非诗人。哲人之诗固然有特殊价值，但终不如诗人之诗。哲人用哲理而非形象写诗，是对诗之本质的偏离；正如哲人一旦用比喻表述思想，就必定是由于思想的技穷。诗歌必须为世界贡献形象和美，而哲学必须为世界贡献思想和真。然而在特殊的时代需要下，我理解当下的中国人需要思想的撞击和灵魂的震撼——美的地位不得不被贬抑，她暂时还不那么迫切。这首被评家推为“穆诗之最”的《神的变形》，正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它的价值是无疑的，尤其是在当代，但它的致命伤正在于思想大于形象。当代人已经习惯于把“犯禁”当成有价值的代名词，这是对时代桎梏的另一种更深层的精神屈从，一种不自觉的思维偏执。其实犯禁的价值永远是当代性的，随着禁忌的消失（必将如此），许多挑战禁忌的作品将与禁忌偕亡。然而真正不朽的作品，是不会因时代性禁忌的消失而失去其永恒价值的。
在本文开头，我强调了当代汉语新诗的重要性，并呼吁更多的人阅读和关心。然而平心而论，阅读众多滥竽充数的分行玩意儿，决非美差，简直是活受罪。我读过成千上万首现当代汉语新诗，虽然时时有淘到金子的喜悦，然而沙子又确实太多了。虽然后人可以等待时间之水的汰选，但金子却在等待善于发现的当代慧眼。既然我们不愿错过古代和异域的珍奇，那么假如仅仅因为偷懒而与本土的当代瑰宝失之交臂，岂非生命的巨大损失？
中国当代诗歌状态及其价值取向
？ 徐文元
一种耳熟能详的论调是，发轫于本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即自由诗，并非从汉文化自身的土壤中自然自发地长出。这已差不多成了一个公认的“常识”。但我不能同意历来的“新诗移植说”或“新诗引进说”，而主张它是嫁接成活的。因为从唐代近体诗的整饬，到宋代曲子词的长短不一，再到元代散曲的衬字不受格律限制，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非格律化趋势已预示了散体化（即自由体）的必然。虽然早期自由诗的开拓者如果没有西洋诗歌的直接启迪，或许不会写新诗。但如果没有中国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第一代学步者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等人，就决不可能在刚开始就轻易地一步登天，使第二代后继者在半个多世纪里都没能超越半步，使岑寂过久的中国诗坛，不得不等待戈多般苦等姗姗来迟的北岛。
一、北岛与《今天》一代
北岛在七十年代后期的喷薄而出，不仅仅是由于中国诗坛的长久黯淡与沉寂才反衬出他的辉煌夺目和震聋发聩，更主要的还是在于他的实际成就确实远远超过了他所有的新诗前辈──北岛的出现使他以前的时代成了新诗的史前时代。从北岛开始，自由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但由于非个人的原因，无论是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还是在世界经典文学方面，北岛的素养与第一代新诗人都相差太远，这种差距远远大于第一代诗人与北岛的诗歌成就之间的反差距。这固然是“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严羽）的又一明证，但更重要的是到了北岛时代，汉语新诗不仅已不是移植的了，而且连嫁接初期的水土不服也已基本克服，哪怕北岛连ABC都不识，北岛还是会成为北岛。北岛是第一代土生土长的中国现代诗人的杰出代表，他为汉语新诗重新接上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神源头。其次，第一代新诗人的创作之所以采用白话或口语的形式，更多的理由并非来自思维上的必然和表达上的必须，而是出于反传统的时代需要；而北岛的表达方式是他的思维方式所显现的必然形式，因而是内在的、原创的、自然的，而非外在的、模仿的、生硬的。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生长发育，已经基本成熟，历史选择了北岛的诗笔来宣告这一伟大时刻的来临。一种语言从诞生到成熟只化了这么短的时间是不可思议的，但众所周知现代汉语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人类最丰富的语言之一──汉语的再生。这就从一个更基本的角度证实了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内在传承关系，血毕竟浓于水。顺便提一句，一种语言成熟的最初标志是能够完善地表达诗歌思维，而成熟的最后标志则是能够精确地表达哲学思维──但既然是标志，一切才刚刚开始。
北岛之于汉语新诗的作用，一如陈子昂之于唐诗的作用。陈子昂如一株空谷幽兰，一反六朝绮靡颓风；而北岛如一颗愤怒的葡萄，一反半个世纪的假大空恶习。这很容易就造成了一种发人深省的假象，似乎陈子昂是以不朦胧来反朦胧，而北岛则以朦胧来反不朦胧，因此北岛的突然出现令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的知识界迷惘慌乱得不知所措，以致对含蓄隽永的古典诗歌早已陌生的批评界一时之间对北岛莫敢置评，却避实就虚地群起而攻击巨灵神般的北岛影子下的小鬼——顾城，因而再一次因循了艺术史和批评史上令人啼笑皆非的惯例：以辱骂扼杀为初衷的攻击者，成了送佛送到西天的尽心尽力的最佳宣传者。《今天》一代就此得到一个很不确切的标签，并同样因循历史惯例，将错就错地以“朦胧诗”的封号直接进入它在文学史上的必然领地。
“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倒下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北岛《结局和开始》）
如果把这几行诗当作北岛诗歌的地位和影响的最佳写照，那么北岛所代替的另一个人就不是遇罗克，而是陈子昂。撇开诗作为文化旗帜的广泛感召力不谈，仅就诗歌领域来说，北岛所开创的诗学道路确实已经穿过甚至穿出了国土。现在活跃在诗坛上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人不曾一度是北岛主义者，很多人就是从学北岛开始起步的。北岛之后诗风最“嚣张”的杨炼，就是以“北岛第二”登场的。但北岛显然比陈子昂要伟大得多，北岛不仅仅是一个诗学革新者，更是一个高扬理性的文化批判者。
当然，北岛并不是不可超越的，北岛有他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
七十年代末与“星星画展”同时的《今天》诗群，正如前者主要接受战前德国的表现主义画派影响一样，北岛们在半个多世纪以后又在李金发止步的地方与法国的象征诗派对上了暗号。生于一九四八年的北岛可算是《今天》一代的长老了（虽然我们不会忘记它的精神祖师食指），长期的文化闭关使他和比他年轻的同伴一样，无缘了解地球其他角落的同行们曾经和正在怎么想怎样写，等到意象派、现代派、后现代派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他们的精神视野时，他们的思维方式及其表达方式已经基本定型，而他们的古典素养在那场文化浩劫中也仅限于供“大批判”用的《神童诗》、《三字经》之类，这种先天性的文化贫血既注定了北岛只能是一颗耀眼的流星，同时又限定了流星的最高星等和亮度。
但更本质的原因来自诗人和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北岛的创作激情产生于对十年浩劫的愤怒，而这种与诗情并不完全同质的政治性愤怒（它更适合于哲学家）彻底劫持了北岛，使北岛的全部心灵最终完全固置在那个梦魇之中。北岛自己都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个梦魇：“我死的那年十岁……我将永远处于／你所设计的阴影之中……回忆如伤疤／我的一生在你脚下”（《白日梦》）。他的全部才情随着对这个噩梦一而再、再而三的控诉而枯竭了。许多北岛的崇拜者把北岛当成政治家而非诗人。作为对十年浩劫最严厉的批判者和抗议者，愤怒的毒素毁坏了北岛健全的理性和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历史又一次开了个谶语式的玩笑：对北岛来说，既没有“昨天”，也没有“明天”，只有“今天”；而北岛的“今天”永远就是“十年”！哪怕历史已经进入了“明天”，北岛依然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解除魔魇，无法走出那个已经被巫术般的诅咒凝固了的“十年”。与大部分诗人一样，北岛只能面对一个方向。北岛不是一个具有雅努斯般神奇的两副面孔的史诗诗人或哲学诗人，对北岛来说，“明天”是不存在的。
那么，明天是否属于北岛以后的诗人呢？
二、“第三代”诗人
历史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文化传播的开禁和对传统的重新认可，我们有理由期望北岛以后的诗人在哲学上接过北岛的理性主义大旗，在艺术上走出一条不再倚重西洋诗学而属于汉文化自己的道路，甚至有理由企盼陈子昂以后的李白、杜甫式大师。在围绕《今天》一代的所谓“朦胧诗”讨论中，北岛在批评界没有受到足够程度的重视，但在每个写诗的人眼里，北岛在新诗发展史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