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11-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个司芬克丝之谜。为的怕寂寞，舒芜先生一生中做出过许多努力，但其实他却是不寂寞的。这个我们只要看今年上半年以来就有多少议论是围绕他而起，便不难理解了。这也算是一种宿命吧。不过犹有可议者。事过境迁之后，除了一个是非对错之外，还有一个检点行囊的工作。胡风去世之前为自己编定了三卷本的《胡风评论集》，在这部集子的长篇后记、也是胡风的天鹅绝唱中，他回首自己一生的劳动和追求，说出了这样欣慰的自我评价：“我是一个乡下人……穿着老布衣带着泥土的气味挤进了有文化生活的社会……不但发现了现在置身在它里面的社会和将要迎来的社会里有‘新奇的事儿’，就是在过去的喧嚣、苦叫里和罗绮丛中也有当时不能感到、更不能理解的‘新奇的事儿’。未来的历史，对我再不是‘无际的苍茫’了。这些评论就是粗略地记录下了从三十年代初起的，更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地追求的经历。”〔54〕他的这些文字，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代代的读者都将不断地从中吸取养料，以丰富自己。舒芜先生现在也做完了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回归五四》，但是《后序》中侧重交待个人思想断、连、反、复的过程，对自己的毕生心血的评价却很少，这不免令人遗憾。照我看，集中的许多煌煌大文除了作为历史文献之外，本身只怕已经毫无价值。相反倒是那些不曾收在这里，却曾令胡风在《希望》上插得“遍山旗帜”、“快何如之”的杂文现在还值得一看，而它们，也正是胡风先生当年反复督导的产物。像这样的价值上的巨大落差不知会令舒芜自己作何感想？《后序》论“回归五四”，说的是直接回到鲁迅，不提胡风环节，当然也有道理，道理在于舒芜先生的确未能从胡风最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多所沾溉，但是，若论“鲁迅精神”这一节，却以胡风为最得真传，而舒芜先生前前后后在这个题目上的所论似乎也并没有超出胡风的承续范围，那么，所谓“尤尊鲁迅”中，是否潜含了把胡风“尊”进去的意思？至少我是愿意这样相信的。
五 还没有完
这篇文章断断续续写了很久，本来早该结束了，但就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读到了祝勇先生响应余世存先生为舒芜争求“背叛的权利”的文章（《书屋》第六期），并循其中线索拜读了他此前发表的专门“对舒芜个案进行研究”的“两万字长文”（《黄河》1999年第六期），因此还有一点余绪。祝勇先生的文章与余世存先生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包含了非常广阔的思想内容，从科索沃战争到雅斯贝尔斯的《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无所不谈，我很惭愧，没有能力将自己的讨论也展开到这样广远，因此只能就其中与本文有关的话题简单谈谈看法，也算是一种“对话”吧。
祝勇先生在其两万字长文中说：“无论舒芜是否将胡风的信公开，胡风的结局是早已注定，更改不了的。”〔55〕我不知道祝勇先生在这里说的“胡风的结局”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其实关于“胡风的结局”，舒芜先生自己就做过很好的表述，一种是作为历史事实的、有他“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的“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还有一种，则是舒芜先生在事前曾经反复预期过、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验证过的，谓之“批评，对于被批评者有利”。怎么“有利”法呢？比如周扬，是延安整风初期的“重点批判的对象”，批过之后反而更受重用；比如舒芜自己，公开自我批判，就可以超乎预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一举从偏僻的南宁调到首都北京，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或者即使不会“有利”吧，照舒芜先生当年的反复考量，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是“‘同志式的帮助’的性质”、定位在“革命内部的是非的范围之内”，总不至于发生太坏的结果。可事实呢？从舒芜的事前预期到胡风们的实际结局之间差距却是如此之大。面对这样的情形，头脑清楚的读者免不了要去追究，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其中起了激化矛盾、扭转方向的作用？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的“必然”和这个“必然”出场的偶然之间，存在个人作为的巨大空间；在出现在他面前的这个空间中，舒芜曾经大有作为。他的这一番作为改变了自己的个人命运，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二十世纪中国反抗文学的走向。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再也见不到集团性精神突击，而充其量只能见到“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分散性的隐秘精神潜流。在这一意义上，说“舒芜借‘上帝之手’摧毁了中国作家集团”，或者反过来，“‘上帝’借舒芜之手摧毁了中国作家集团”，应该是一个符合历史事实的表述。关于这一节，舒芜先生自己身在其中，当局者迷〔56〕；我们作为旁观者，在解读当事人的人生故事时恐怕还得更多地用用自己的脑子才行。
祝勇先生在其响应余世存先生的文章里进一步为舒芜先生争取到“背叛的权利”之后，转过来规劝朱健、何满子等曾对舒芜施以“人格上的攻击”的先生不要再揪住舒芜不放，因为“舒芜充其量是个思想上的迷路者，而非道德上的小人”〔57〕，云云。祝勇先生在这里一面论断别人的“道德”，一面干涉别人对于道德问题的议论，看起来也是振振有词，我却觉得未免过于多事了。我想，既然您乐于在这一问题上做一名“道德警察”，那么您至少也应该贯穿一个当今社会上人人都会说的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给予您的监管双方以同等的权利和自由。和舒芜一样，朱健、何满子也都是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在同一历史场景中，舒芜先生获得了“背叛的权利”，朱健等几位先生为什么就不能获得控诉和谴责背叛的权利呢？须知，在人类历史上，无论何种性质的背叛，总不免要付出代价的。借用另一位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贾植芳先生爱说的一句话来说，这就叫做历史无情而又有情。
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完稿于上海的高楼。
注释：
1。余世存：《在迷失和回归之间——我眼中的舒芜》，《书屋》2000年第1期。下引余世存言论均出此文，不另注。
2。最初发表于《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2期，收入《回归五四》时作过修改。
3。《回归五四》66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4。《回归五四》668－669页。
5。《回归五四》690页。
6。林贤治：《胡风“集团”案：20世纪中国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黄河》1998年第1期。
7。《回归五四后序又附记》，《回归五四》711页。
8。《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增补版本见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9。《回归五四》704页。
10。《回归五四》706页。
11。《编后记》，《希望》第1集第1期，106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138页，新华出版社1980。
13。《胡风全集》，第6卷，503页。
14。《胡风全集》，第6卷，503－504页。
15。《胡风全集》，第3卷，613页。
16。《胡风全集》，第6卷，505页。
17。《胡风全集》，第9卷，540－541页。
18。《回归五四》707页。
19。《胡风全集》，第9卷，347页。
20。《胡风全集》，第9卷，388－389页。
21。胡风1952年6月9日致路翎。《胡风全集》，第9卷，338页。
22。1952年5月30日致绿原。《胡风全集》，第9卷，376－377页。
23。绿原：《胡风和我》，《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
24。《回归五四》639页。
25。《回归五四》629页。
26。《回归五四》644页。
27。《回归五四》645页。
28。《回归五四》646页。
29。《回归五四》648页。
30。鲁煤1951年12月23日致徐放，《胡风选集》第2卷，433页注3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又见《回归五四》663页。
31。鲁煤1951年12月28日致胡风，《胡风选集》第2卷，436页注1引。又见《回归五四》665页。
32。胡风1952年2月14日致鲁煤，《胡风选集》第2卷，435页。
33。《回归五四》655页。
34。《回归五四》656页。
35。《回归五四》657－658页。
36。《回归五四》661页。
37。《回归五四》710页。
38。胡风1952年1月7日致鲁煤，《胡风选集》第2卷，432页。
39。胡风1952年2月14日致鲁煤，《胡风选集》第2卷，435页。
40。胡风1952年1月7日致鲁煤，《胡风选集》第2卷，432页。
41。《回归五四》674页。
42。《回归五四》660页。
43。《回归五四》669页。
44。祝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黄河》1999年第6期。
45。舒芜答问：《第一批胡风材料发表前后》，《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1期；又见《回归五四》685页。
46。《回归五四》66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4卷，1495－1496页；人民出版社1991。
48。《胡风全集》第9卷，494页脚注。
49。《回归五四》，610页。
50。参见《回归五四》，642页。
51。《胡风全集》，第6卷，309－310页。
52。《胡风全集》，第6卷，327－328页。
53。廖盖隆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周尚文主编：《国际共运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感谢姜义华先生和陈建华教授的指点。
54。《胡风评论集》，下卷，419—4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55。祝勇：《存在的代价——透过舒芜看“迷失”》，《黄河》1999年第6期。
56。其实也未必。舒芜先生自己就说过：“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语意其实很明白。
57。祝勇：《背叛的权利以及背叛的结果——再谈舒芜》，《书屋》2000年第6期。
答 读 者 问
？ 李南央
写母亲是积压在我心头许多年的一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从未强烈到一定要提笔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时候了，再不写会因此而遗憾终生。就这么着动笔了，一气呵成，看来要写的一切在心头的沉淀已经背得出了。写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泪滴落在纸上，最后誊写时，居然不能认出自己的字迹。写成后，先让女儿和先生看，他们说好，而且说“真是好”。我才怀着惶惶的心情寄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很怕编辑看不上，不予采用。没想到《开放》杂志破例一次刊出，不过把我文章的题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改为香港味儿的《六十年恩怨情仇》。我又没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大的反响，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网上，加拿大的中文报纸也转载了。自己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从韩国发来的一封“伊妹”，让我查看某一网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儿讨论得热火朝天了。更加实实在在没想到的是，赵无眠兄竟然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告之内地《书屋》杂志的周实先生欲将稿件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书屋》发表后，居然又被国内多家报刊竞相转载。过千禧年回国患了感冒去医务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历本上的名字，即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方知真是“出了名”了。后来问起国内的熟人，才进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争论还不小。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老、少辈儿的朋友们和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甚至老朋友的孙子辈儿都对文章叫好，而我自己过去工作单位的同事和中学的同学们却多不认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加入争论，一致谴责，以致质疑我的动机：“投机乎？”“不择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愤愤然开骂。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让我不要听那些过激的话。我说哪能呢！你想一个与“作家”、“文人”都沾不上边的机械工程师的处女作能有这么多的读者，只会受宠若惊。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了，还读得很动感情，很有想法，这就够了。你不可能让人人都与你有共同的感知，你也无法评说谁对谁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所在社会文化层次分不开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众口难调”嘛。就跟春节晚会年年办，年年挨骂一个道理。再说不好，哪家哪户离得了这台晚会。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给家里打电话，讲完问候节日的话，不都得赶紧加一句“别忘了录春节晚会”。总之，有人愿看，这就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一对老工程师夫妇来美国探望儿子，路过我家。吃饭间，谈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说：“今天你谈的这些，有些我都没听你说过，很有新意和启发，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那对夫妇也说应该写。后来又有别的朋友听了我对一些提问的答复后，也说我应该写出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已应“枫华园”网站的邀请，参加过他们以“母爱”为题的讨论。后来就一直再没有过想说说的“激动”。不写，脑子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转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边，不吐不快了。我在这里把读者提得最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一一作答，权叫“答读者问”吧。
读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动机是什么？
答：我真地想不起当初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目的。只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于是有很多话不想再憋在心里，想写出来，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就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地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一个社会的幸福、安定，也同每一个家庭的美满分不开。中国过去的政治是根本无视家庭的价值的。夫妻可以为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可以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
读者：范元甄已经风烛残年，不管是什么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她婚姻不幸，事业不幸，除了年轻时的才华风貌，她已是一无所有。你这么写文章是不是太过分了？对这样一位来日无多的母亲，一位或多或少尽过母爱的母亲，你有必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来这样一篇文章吗？我要是你，会在母亲百年之后再抒发心头的想法和人生的遗憾。
答：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写；一个是如果该写，什么时候写。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篇文章该不该写呢？其实在回答上边写文章的动机问题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最贴近我父母的经历和坎坷，他们的看法会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别是我母亲硕果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顾及的。我认识的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