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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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原是在社会强于国家的客观条件之下，不受人类意志控制而自然成长的。它的确是一种（如马克思所想像的）“客观实在”（objectivereality）的产品。
可是我们“重农主义”，却是从头到尾的一种“主观设计”（subjectiveplanning）的制度。更具体地说，它是在国家强于社会的情况之下，由政府主动从事“土改”的结果，是主观意志制造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废井田、开阡陌”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土改”。政府为了解放农村个体户的生产力，乃把公田（井田）制给废掉了。改农业为私营——这正是近年来邓小平毁弃毛制土改的主要内容。
秦以后，土地变成了商品，可以由人民自由买卖。此一农村自由经济制度，在中国一行两千年，没有太大的质变。一直到公元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权成立之后，才被毛泽东倒转了。
【附注】毛泽东土改，改私田为公田，也是主观意志的产品。在制度上说，实在是恢复先秦的封建生产制，所以终于行不通。王莽也就是搞封建生产制，所谓“复井田”，把脑袋搞掉的。
以主观意志来建立土地制度，古代儒法两家原是一致的。汉承秦制之后，儒家的政权，把法家原有的“重农轻商”的政策，继续推到最高峰。商人阶级受到政府严重的歧视。我国这种与西方反其道而行的“轻商主义”，其后竟深入人心，历两千年而未稍改。商人既被一个强大的政府镇压了，那个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的“城市中产阶级”（urbanmiddleclass）在中国历史上也就不能出现了。缺少个城市中产阶级，中国也就出不了“重商主义”和“产业革命”（IndustrialRevolution）。没有产业革命和与之俱来的“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那我们就只好安贫乐道，维持个半饥半饱的农业大帝国，永不想发财致富了。全国人民都生存在大贫小贫的边缘，如果再加上人口失控像晚清那样，那就真的一穷二白了——所幸我国人口过剩的现象，只发生在清朝乾隆以后。
以上所述便是我国晚清时代，从古老传统中承继下来的政经实况。这一实际情况，也是传统的政经制度作天衣无缝的配合所制造出来的。但是从人类文明累积的总成绩来看，这种体制原没有太多的不好。相反的，我们那独步世界的中世纪文明，便是这项政经体制孕育出来的。
且看那些在十七、八世纪来华传教，目击我国康雍乾盛世的耶稣会士；且看那位在十八、九世纪之间名闻天下的民主圣人杰弗逊；且看那位在二十世纪中叶，作为罗斯福农业“新政”智囊的华莱士等等，他们比较中西，对我国传统小农制的社会生活，无不推崇备至。晚近的科学史权威的李约瑟，对于我们中世纪科技与社会的成就，也捧得天高……我们自己的往圣先哲，唱戏抱屁股，自捧自的言论，那就更不用说了。纵迟至今日，李登辉总统还不是在为“回归固有文明”而呼吁吗？遑论当年。
可是既然有如此优秀的传统，为什么在晚清时代——那时的“固有文明”不是比现在还多一点吗？——我们却表现得那样窝囊呢？结果招致“新青年”们，一致喊打，几乎把“固有文明”全盘否定了。而晚近四十年，我们又为什么表现的如此暴戾无知，还要麻烦“民主女神”老人家，跨海东来，普渡众生呢？
对此，我们的综合答覆，要点盖有数端。其一便是前节所述的中西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古”或许是我们的；“现代”却绝对是人家的。请翻翻我们今日的中小学教科书；想想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有百分之几是属于我们“固有文明”的呢？——老兄，都是洋货嘛！一句话归总，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论好坏），是不能适应现代西化的需要。适应不了，它就会变成我们求新的包袱，现代化的绊脚石了。好汉专说当年勇，那就十分窝囊了。且看我们的洪秀全天王，他陛下一面要保留固有文明中的多妻制，一面又要奉行只许有一个老婆的基督教，所以就被罗孝全牧师杯葛了，以致身死国灭。
传统国家机器的周期性
再者，纵使一个古老民族，它有勇气卸下传统的包袱来求新求变，它还要有个有效率的行政机器来推动此事。不幸的是我们在清末的那部国家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不堪，应该报废的程度了——它负荷不起这个天降大任。
科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群居动物的团体组合，生灭盛衰之间都有其周期性。这反应在传统历史上，史家则叫他做“治乱、分合”；阴阳家则叫它作“气数”；西方汉学家则名之曰“朝代循环”（dynasticcycles）。但是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那部“中央集权文官制”加“农业经济”的国家大机器，亦有其不随人类意志转移的运作周期性。西汉以后历朝的政治史实就警告我们，这部大机器的有效运作期不可能超过两百年。（以世界标准来看，两百年一个周期，不算最长，也算够长的了。）过此时限，就是报废换新的时候了。
满族的统治者于公元一**四年入主中国，到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满一周期。到此时它那部仿汉改良重建的统治大机器，也已到了锈烂报废之时，不堪任重致远了。
吾人试闭目沉思，如“鸦片战争”等国耻国难，均发生于康雍乾三朝鼎盛之时，其结果又将如何呢？这也是我们国运使然吧！这些国难国耻，却发生在“欧洲扩张主义”（Europeanexpansionism）的极盛时期（根据他们的周期），也正值我大清帝国国运周期衰竭开始之时。在这盛衰对峙之间，则清廷造化如何，也就无待蓍龟了。
所以我国近代史家每喜诟病清室涉外官吏为如何颟顸，如何庸愚，而在下读史数十年，则不以为然也。
设以清季“科甲出身”之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沈（葆桢）乃至恭王奕訢等，比诸后来国、共、民、青、民盟、民进诸党之高干，优劣之间，岂待区区执简人之饶舌哉？只是大清帝国气数将终，统治机器报废之周期已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之不国岂能厚责于机车驾驶人员和维修技工耶！
“西化”、“现代化”与“阶段性”
综合本篇以上各节之阐述，一言以蔽之，我们大概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传统中国”向“现代西方”转变的“转变史”（historyoftransformation）。这一转变的过程，早期的史家，名之曰“西化”。目前的学人则改呼为“现代化”。其实这两个概念的疆界实在不易划分，不过人类毕竟是个有“历史感观”（senseofhistory）的动物。历史往往也是解释概念之争的最佳工具。
就以吾人现代生活中的刷牙为例吧！“刷牙”这项卫生习惯，是从西方传来的。它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大概可以叫做“西化”或“洋化”了。可是刷牙在今日中国都市生活中却变成不可或缺之一部分，那我们就只能把它列入“现代化”的范畴了。据说毛泽东就没有刷牙的习惯。这大概由于他年轻时农村背景和叛逆个性所造成的。青年的毛泽东反对“崇洋媚外”，所以就拒绝这“西化”的习惯了（毛氏也一辈子未穿过“西服”）。所以当他老年住入都市，生活就不够“现代化”而被老婆骂成“太土”了。
毛泽东的私生活，小事也。但是，朋友，见微知著嘛！这项社会学上的“微观法则”却能替我们解决无数大问题呢！可是不论“西化”也好，“现代化”也好，我们近代史上这项转变，几乎是十年一变，层次分明的。它存在著浓厚的“阶段性”。我们如从社会经济史的观点，试一回看鸦片战争前传统中国的历史，那就几乎千年未变了。
从一本千年未变的“静的历史”，忽然接上一本十年一变的“动的历史”，则近代中国之动荡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我们这项动荡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是从“西化”进入“现代化”，按部就班，层次分明的。
前文已言之，我们的固有文明原是自给、自足、自满的“三自”文明。它在“现代”阶段忽然大动特动起来，实在是“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这次战争中我们吃了洋人的苦头，所以才搞起“洋务”来（那时叫做“夷务”）。我们对付外族的老办法一向是“以夷制夷”。鸦片战争时，我们被夷人的坚船利炮所打败。战后痛定思痛，我们第一个“夷务专家”的魏源（林则徐的幕僚）乃想到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了（见魏著《海国图志》序）。这就就开始了我们“科技现代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今日邓小平所要搞的“四化”之一。
老实说，我们在前一个世纪的新派人物把“四化”搞得确是有声有色。九〇年代中期，李鸿章的“北洋海军”竟是世界七大海军之一，远驾于新起的日本海军之上。不幸甲午一战，马脚全露。有识之士自此再也不搞“四化”了，因为他们知道，大清帝国的根本问题不在四化而在第五化——“政治现代化”。康有为、梁启超因而搞起了“君主立宪”。他师徒二人认为连皇帝也要“西化”一下。他们的广东同乡孙中山则认为要搞政治现代化就得彻底的搞。他主张“建立民国”，干脆把皇帝搞掉，来选个“伯理玺天德”。
康梁失败了。孙先生成功了，并且当选了中华五千年史上第一个“伯理玺天德”。但是孙伯理玺天德并没有解决问题，随他而来的则是军阀混战、夷狄交侵。国政民生反远不如大清帝国之晚年也。这样乃又惹出另一批“有识之士”胡适之等来重行考虑了。
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犁庭扫穴，说成王化远播等等最光荣的民族史迹吗？民族史家们（包括区区小我在内），又何尝说过这些都是民族之耻呢？
就以我们对付匈奴族为例吧！
匈奴族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最早的，有明显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个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们汉人给他们加上去的。早期的欧洲史家和汉学家，对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颇存疑虑，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n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