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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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rcialism）、排外（anti…foreignism），纵无鸦片，则其他任何一“片”——麦片、米片、溺片、尿片——亦均可为“麦片战争”……“溺片战争”之导火线，岂独鸦片已也？中英之战势在必发，非鸦片之过也。
此言实昧于历史事实之又一胡说。
有关“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中西史籍无虑数百种。今日史家对战争之经过，盖均已耳熟能详，不须争辩。拙作限于篇幅，亦无法重叙史实（注释上再略叙之）。然该次战争之基本性质，有待研讨之处则正多也。
须知“鸦片”为当年中英战争中，英方无可代替之“商品”也——其获利之丰（读者试看今日之毒贩便知），天下无双；其有助于当年英国国库之收入（nationalrevenue），亦不可或缺；其有助于英伦之繁荣、“国民所得”之增长，与夫绅士淑女生活水准之提高，也出乎想像——试看伦敦、香港等地十九世纪所建，今日仍巍然兀立之高楼大厦，有几座与鸦片无关？（君知否？这类建筑，纽约与波斯顿，间亦有之。英人垄断了印度高等鸦片；波斯、土耳其产之次等货，美商营之也。）
总之，“鸦片贸易”（opiumtrade）为当年英伦朝野，国脉民命，生计攸关，不可或缺之国际贸易。女皇与国会，均不惜为之一战。可是英国国会档案不昭示乎，英国议员之反对战争者，岂非所在多有？此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小史之见也。英国与美国一样，毕竟是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嘛！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国会之内还不是有人反对对日宣战！所以我们敢断言：“鸦片战争中英双方皆为鸦片而战也。”否则它就不叫“鸦片战争”了。一七七六年开始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由中国的乌龙茶叶引起的。该战争非为茶叶而战，因此它就不叫“茶叶战争”了。
然则十九世纪中叶中英之战是否像一些中外史家所述，不论“鸦片”、“溺片”都“非战不可”呢？答曰：唯唯否否。何也？日：若无林文忠公“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则“鸦片战争”便不会爆发！盖清廷至此，禁烟已百余年。然鸦片之祸，愈禁愈炽；鸦片贸易愈禁愈大。“鸦片战争”原为鸦片而战嘛！如鸦片之禁令始终只是一纸具文，则英国又何必发动什么鸦片战争呢？无奈鸦片之祸，至道光中叶已至不可收拾之程度。世界上任何有自主权的国家，为著一己生存，都非禁不可。
吾人今日如试一重读一八三八年（清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折的原文，则知正当进出口商人经营所获，“较之鸦片之利，不敌数十分之一。故夷人之著意，不在彼而在此。”又说到罚轻瘾重，吸毒者“刻不可缓……查旧例：吸食鸦片者，罪仅枷杖。其不指出与贩者，罪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故甘犯明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急，更苦于断瘾之苟延。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必不愿受刑而死于市……”（见黄著《黄少司寇奏疏》）。这种叙述之真切，以今日纽约毒祸与之相印证，都是符契相合的。至于那禁烟名句说，烟如不禁，则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中国如衰败到那步田地，则“鸦片战争”就没有“非打不可”之必要了。这一个境界却正是英国这个大毒枭，在鸦片战前所企盼的中国啊！出乎他们意料的则是道光皇帝竟然派出一个有为有守、而敢作敢为的林则徐。林某既然真的要禁起烟来，真的meansbusiness，则这场战争才真的就“非打不可”了。一战四年，中国大败亏输，落得个“五口通商”、“割让香港”的结果，在本篇正文上，就不必细述了。
“鸦片战争”之战与不战之权，操之于大英帝国的首相与国会。林钦差被动应变而已。他如要认真地禁烟，不管贵钦差是林则徐、张则徐，都要挨打了。是耶？非耶？
从“印度第二”到经济第一
英国在清末和中国一共打了三仗——一次是“全仗”（“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两次是和其他列强合伙来打的“半仗”（“第二次鸦片战争”，亦名“英法联军”，一八五八～一八六〇；和“八国联军”，一九〇〇～一九〇一，史家也称之为“拳乱”、“义和拳”，扶清灭洋之乱也）。
前段已言之，英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能随机应变、十项全能的帝国主义，所以它对我们所打的三次战争的性质和方式也大有不同。
曾两任英国首相（一八六八，一八七四～一八八〇）的迪斯瑞理伯爵（EarlBenjaminDisraeli，1804～1881）曾有名言曰：“大英帝国无永恒敌人，亦无永恒朋友，却有永恒利益。”所以上述三次侵华之战，虽方式不同、性质各异，其为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而战则一也。
概括地说来，中英鸦片之战，英国的目标和方式都是以它侵入印度的历史为模式的。远在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英王乔治三世遣马尔尼尼伯爵（EarlGeorgeMacartney，1737～1806）使华时，彼即深知清军火器之落后，在军事上非英国之敌手。鸦片战前，英人非但洞悉清军之不足敌，而清政之窳劣，尤为英方所睥睨。因此纵鸦片一项之入侵，便可不战而屈人之兵，把中国变成“印度第二”。西方老辈汉学家阅拙作或将诬为过甚其辞。其实英人之臣服印度又岂有若何通盘计画哉？若辈只是乘势入侵，得寸进尺，终于造成既成事实罢了。其侵华也亦然。鸦片战后，则司马昭之心亦为其血浓于水的自己白种伙伴所共识。
〈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缔结之后，第一任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misionerAlexanderH。Everett）于一八四六年十月抵广州履新，目击英人在华之不择手段，对中国主权恣意侵越，便认为英人有计画要把中国变成“第二印度”而忧心忡忡。义氏并专书呈报美国国务卿及总统，吁请华府联合欧洲其他列强尤其是法俄二国，加以制止。（义华业呈美国务院之报告原件现存美国“国家档案局”。于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发于澳门。）其后历任美使所见皆然。其唯一例外则为第五任美使伯驾（PeterParker）。
伯驾原为美国传教士，鸦片战前即与鸦片贩有亲密往还。战后为急求深入内地自由传教，而支持英国之积极侵华政策。迨伯驾以六任美使馆代办而升为第五任公使时，竟吁请华府“占领台湾”，始为布肯南总统（JamesBuchanan）所撤职。
但是英国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帝国主义。鸦片战后不久英政府便深知独吞中国之不易。盖中国为一高度中央集权之统一大帝国，颇难分而治之如英人之御印度也。再者，鸦片战后俄法美诸强亦接踵而至。对弱大中国群起而蚕食之；各分其一杯羹固为势所必至，而一强鲸吞则为时已晚矣。因此在“太平军”金田起义（一八五〇）之后，英国对华政策乃有极显著之改变。
在此期中，英人已不再作印度模式之企图。而改采联合法美两国以武力胁迫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之下，作沿海与内陆之全面开放。斯时法美诸强虽亦尾随英人插足东亚大陆，然其经济力量与英商相比则微乎其微。英政府如能策动列强共逼清廷作全面开放，则实收其利者，仍只是大英帝国一国而已。英国之此项邀请，美政府因疑其动机，不愿加入，而法国则欣然入彀，此即为英法联军于一八六〇年攻陷北京之全盘经纬。
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而清帝咸丰亦死于承德，导致宫廷政变，寡妇垂帘。清室至此对西方帝国主义已完全失去抵抗能力。对列强的予取予求，简直是百依百顺。因此清政府于天津、北京两地与列强所签诸条约，可说均是据英人所要求之条件为基础的一边倒的城下之盟。强者恣意索取，弱者俯首听命——斯即西方今日一些史家所谓促成中国加入“世界社团”、采行“条约体制”之实际经过也。
在此“条约体制”下，清廷随后签了一连串的条约，不特把中国重要沿海港口，遵命全部开放，外人在内河航行、筑路开磺、传教办学、租地居留亦一概有其条约保护。英人监督我海关、代办邮电亦均一概落实，而〈中英北京条约〉（一八六〇）中最狠毒之一附款，则为“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
〈中英南京条约〉（一八四二）中，鸦片走私被厮混过关，未提一字。然〈中美望厦条约〉（一八四四），则明订鸦片为“违禁品”（contraband），贸易为走私，美商不得参与。一八五八年中美天津续约，美使列卫廉（WilliamB。Reed）原拟重续此条，然为英使额尔金（LordElgin）所骀，乃将此条删除，遂使英人未卖一辞竟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矣。（见列卫廉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自天津对美国国务院之二十三号报告。原件存美国“国家档案局”。）
既经合法化，“鸦片”这项“商品”在中国进口乃逐年增多，清季竟占全中国外贸总额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之运输，几乎亦由英商总揽承包。英帝国主义之对华发展，至此亦可谓登峰造极矣。
席丰履厚，圆颅方趾，大英帝国之臣民，当时真是傲视万邦，睥睨全球。那亿万个贫穷肮脏、面黄肌瘦、愚昧无知的鸦片鬼“约翰。支那曼”（JohnChinamen），仰视豪华幽雅的上海“外滩公园”，也就不能与狗同入了。
朋友，这便是满清末季，以英国为轴心的“西方帝国主义”侵华之大略及其严重后果之实况。虽然当前中西汉学界皆另有说辞，但是史料俱在。等到大家都可利用相同史料来发掘历史事实时，是非终必大白。林肯总就说得好：“你可骗所有人民于一时；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你不能永远欺骗全体人民。”这正是公正历史家的信条。
因此当〈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人对华之愿望可说已全部达成。大英帝国虽手下留情，在政治上没有沦中国为第二印度，但却取的把中国打成大英殖民地的一切经济权利。可是中国毕竟还未成为殖民地。诸强蜂拥而来，则大英帝国如何保持其在华的既得利益，怎样维持“现状”（statusquo）更从而推进之，就变成其后一阶段英国对华政策的重心了。
英帝政策的蜕变与法帝的“非洲模式”
长话短说。自一八六〇年的〈北京和约〉到一九〇一年，结束“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之签订的四十年间，大英帝国对华政策的纵深发展，竟逐渐从一个面目狰狞、吸血吮髓的母夜叉，变成一个捍卫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强有力的保母了。虽然在此期间它还是强夺了缅甸（一八八五）、“租”占了威海卫与九龙（一八九八），但是较之俄法日之贪婪横暴，则真是“盗亦有道”了。九十年后又有谁知道，那原先囤集鸦片、包庇走私的小岛香港，竟然变成百万人民捍卫民主人权的圣地；原先面目可憎的帝国主义之鹰犬，如今却变成港人折槛攀辕、望碑堕泪的循吏贤宰呢？我们对英语民族的政治修养，和统治艺术，真要脱帽致敬。这也是他们帝国主义幻觉论者最强有力的理论根据吧？！英国对华政策之演变当然都是以“大英帝国的永恒利益”为出发点。但是不论进退，它都能发而中节，正如丘吉尔所说：“杀人也要杀得客客气气的嘛！”不像其他帝国主义，尤其是俄国与日本那样的恶劣作风。
再说说法国。法帝国主义在清末中国所扮演的角色，原是个百分之百的“殖民主义”。它的模式便是瓜分后的非洲模式之延续。在十九世纪的非洲，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分别建立其殖民地。分据之后，彼此壁垒森严，互下相让、势同敌国。一旦欧洲本土有矛盾，则非洲亦矛盾随之。此即法人强占安南（一八八五）及广州湾（一八九八）之后，向广西、云贵延伸之意图也。其后德人之占领胶州湾，据青岛（一八九八），以山东为“势力范围”（sphereofinfluence）亦属此类。
至于俄国，其入侵中国之方式与性质，则又为另一型态。
疆土帝国主义的俄罗斯
前节已言之“欧洲扩张主义”原是人类历史在“现代阶段”（TheModenEra）的时代现象。欧洲扩张主义者之向东发展原有海陆二途。上面诸节所述原是以西葡两国作急先锋，以英美两国压阵的“海上帝国主义”；而取道陆路东侵的帝国主义，就只有俄罗斯一国了。
以基辅（Kiev）为中心的中古时期的俄国，原是一个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极其落后的北欧小国。一三四〇年（南宋嘉熙四年）基辅为蒙古远征军所破。其后沦为蒙古帝国之附庸凡二百四十年。至一四八〇年（明成化十六年）始摆脱蒙古统治，恢复独立。然在此二百四十年蒙古统治期中，此一原为不东不西之小国，却学到一些既东且西的统治技术。其尤要者则为蒙古治下之极权政府也。因此俄国恢复独立后的第一位沙皇“恐怖伊凡”（IvanTheTerrible），即为当时世界上凶残至手刃太子的最恐怖的统治者。俄民斯时亦因久受蒙古之恐怖统治，一旦恢复独立，也就追随其恐怖的统治者，作最恐怖的扩张主义之反弹。其西方因受阻于强有力而更开化的西欧诸强，俄帝就只有疯狂地向东推进了。斯拉夫原为北欧之一弱小民族也。孰知一旦野性爆发，不数十年竟翻过亚欧交界之乌拉山（UralMountains）而成为中亚与西伯利亚（Siberia）之第一号煞星了。Siberia者即鲜卑利亚之转音，我国西北边陲内外少数民族之故乡也。这些“少数民族”原即是一些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移，每年南北转徙千余公里的游牧民族。本身虽极骠悍，若无大单于为之统一，则亦各不相属；甚至彼此忌嫉，予入侵者以可乘之机，各个击破。
俄人东侵时，其武力虽不过数百人至数千人，然其拥有现代火器，以故“各个击破”之实力极强。而俄人扩张之时其残酷程度可能在西欧各海盗国家之上。其杀人灭族、奸掳焚掠，甚至烧烤人肉佐膳，亦时留记录，有案可稽。笔者族叔唐盛镐博士精通俄语，彼自俄国革命后所公开之沙俄档案中，翻阅有关史料，读之真骇人听闻，不堪想像。所以沙俄东侵百余年，鲜卑利亚真被它杀成一片血海。所幸于十七、八世纪时，中国清室崛起，而康雍干三朝（一六六二～一七九五）本身固亦为一强大之陆上帝国主义也。以故于十七世纪之末，俄军东侵至外兴安岭之西麓时，乃为强大清军所遏阻。一战之下，陆军挫败，乃有中俄〈尼布楚条约〉（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一六八九）之签订。该条约之主款厥为两强以外兴安岭为界，划疆而治。俄人之陆路东侵至此乃告一大段落；双方相安无事者凡一百七十年。直至一八六〇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破北京，俄人乃撕掉〈尼布楚条约〉，进占我东北，强据我海参崴，改名俄属“镇东港”（俄语Vladivostok，即镇东二字之组合也），从此为患北方，至今未已。
然俄国自沙俄迄苏俄俱为生产落后之国家，在清朝与中国贸易，除大量皮毛之外，亦无太多进口货物，故其对华贸易兴趣不大，而所重者领土也。所以俄帝于晚清末叶为一单纯的土地帝国主义（territorialimperialism），较之英国之十项全能，逊色多矣。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