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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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末倒置的中共
反看中共呢！中共在国民党容共初期，党员人数实际不过数十人。它是在国民党中寄生长大的。至北伐时代，它已变成严重的破坏“国民革命”的力量。那时它抛开了那一阶段的两个主题－－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而集中全力去搞那不急之需的“副题”－－土地革命，社会革命。把北伐军的后方哄得乌烟瘴气。有的儿子正在前方和军阀浴血作战，老子却在后方被“农民协会”戴著纸帽子在游街。当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区内尚歌舞升平；北伐军解放了的地方反而阶级斗争起来，共产党这一闹，一方面抵销了国民革命的力量，一方面也闹垮了国民党的党权，为军人独裁铺路。
结果呢？共产党在国民党内被血淋淋的“清”了出去。它不服，还是继续暴动，结果是流窜了二万五千里。如果不是日本军阀侵华，中国共产党早成了历史上的名词了。幸免於死之后，还得向它曾经宣布过死刑的“新军阀”、“人民公敌”高呼万岁。其所以然者，便是他们错把“副题”当成了“主题”，不知先后。它几乎破坏了北伐，妨碍了抗战。它是那一阶段的恶势力，不折不扣的该阶段的反革命。
抗战后的新主题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局势便全部改观了。以前国民革命的两大主题是基本上完成了。因之以前的“副题”现在却变成了“主题”。这新的“主题”便是“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这一阶段也有一个“副题”，那便是“民主人士”所搞的“民主自由”运动。关于这主题，共产党是搞这套起家的，经验丰富；关于这“副题”它也学了乖。并假扮了一副“民主自由”的面孔，把“统战”搞得有声有色。国民党完全被孤立起来。
至於国民党呢？它本身是个革命党，但是现在却再也找不到革命的对象。它完成了前期的两大主题；而抗战后的新主题它又无法掌握。它的高级领袖们既缺乏远见，党的本身亦积重难返，负不起应付新阶段新主题的责任。因而一个有盖世功勋的革命党，这时反成了人家革命的对象。读史者有余慨矣！
大陆上在搞些啥子？
中共统治大陆已经十整年，它在大陆上究竟搞些啥子？“民主自由”的老口号，它已完全抛弃了。（其情形亦如国民党之抛弃“工农政策”。）因为那原是“统战”时代骗骗人的。
至於“土地改革”和“社会改革”呢？这两点，它当真血淋淋地干了起来。但是它所做到的亦只是对旧制度的彻底破坏。以前“五四”的英雄们把我国的“旧思想”摧枯拉朽的破坏了；现在“十一”的好汉们，却把我国的“旧制度”玉石不分的摧毁了。因此我国以前的“多种重心的社会”（multi…centeredsociety）在短短数年之内一变而为中共专制；由一个“新阶级”（用南共MilovanDjilas的新名词）来统治的单纯的社会。换言之，我国旧有的“父兄”、“绅董”、“老师”、“大龙头”等等所有的安定社会的力量，通统被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这一新的统治阶级的秘密警察和手枪。
我国旧有的社会体系，虽已不合“现代化”的要求，理该改变。但是秘密警察和手枪所控制的社会，是否就合乎二十世纪，现代化的文明呢？这点似已不必多赘！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社会性的破坏，竟“五四”的破坏未竟之功。破坏的任务终了，它本身也就完结！
中国共产党嚷革命嚷了数十年，试问时至今日，除了它自己之外，革命的对象又在何处呢？
试看中共“鸣放”期间，“右派”的反□怒潮，和现在海外和台湾的“民主自由”运动的方兴未艾，历史已明白地告诉我们现代化运动已进入另一大阶段。
现阶段，新主题
现阶段在大陆上争取“民主自由”的“右派”，中共只说他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敢说他是“反革命”。因为这“右派”的确是自中共内部发生的，其中坚分子多半是对“人民有功”的人。不是可以斩尽杀绝的“美蒋特务”。
台湾呢？它现在亦为这一问题陷入极为痛苦的矛盾。它一面要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号以反共；一面又要压制由这一口号所产生的群众运动。
凡此都足以说明中国现代化运动前一阶段的“副题”，现已变为此一阶段的“主题”。这一“主题”是反不掉的。它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必然大行於中国。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以前各阶段的主题都是历尽千辛万苦以后才完成的。
世界文化史也告诉我们，文化的挑战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中国文化史亦告诉过我们，中国文化不但可以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扬光大使其超过其在母文化中的程度。中国的佛教便是个例子。“民主自由”的思想和制度既然是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挑战的一个主要的课题，我们的文化绝不会冥顽不灵的相应不理。相反的，在我们没有能消化而发扬它之前，我们的文化由此一挑战所引起的震动是不会停止的。
中共的工业化和死结
我国文化向这一方向反应在现阶段最大的魔障便是中国共产党。它甘愿把中国文化拖进斯拉夫文化的死巷子。按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进行的程序来看，中共已经是走向古物陈列馆的路上去了。它今日之所以尚能肆无忌惮，作威作福的道理，便是因为它还抓住了一个现代化建设性的重要课题——中国的工业化。今日中共官报上唯一真能大吹特吹的只有这一点。海外侨胞对中共深恶痛绝之余，有时亦难免引中共向洋人夸耀的也是这一点。它是中共今日的“续命汤”。
中国工业化，本是任何政权都应该做的大事。隔壁王阿狗如做了“主席”也是要实行工业化的。只是工业化的方式或有不同罢了，不过其艰苦过程则谁也不能避免。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大企业家逼迫小企业家自杀。投资者亦闹过“黑色礼拜五”一类的丑剧。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亦何尝不是饿死妇孺数百万，硬把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物资呢？
中共今日的工业化便是采取俄国式计画经济的方式，在全国人力物资之中竭泽而渔。俗语说：“要铁用，连饭锅也打掉！”这岂不是中共今天的事实？因此中共政权独裁专制，残酷暴虐愈利害，其竭泽而渔式的工业化速度也可能愈快。相反的说，中共在经济建设上其工业化的速度愈高，其在政治设施上独裁专制残酷暴虐亦愈厉。因之在中共工业化达到最高峰时，亦即其残暴的统治达到绝顶之时。换言之，在共产党制度之下，人类团体生活中“政治”和“经济”两大问题，不但不能同时解决，并且是背道而驰的。其经济问题能日趋解决，其政治问题便日趋严重。至其经济问题可能作适当解决之时，便是其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面临崩溃之时，亦即是“自由民主”呼声最高之时。共产党徒都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层建筑”的政治问题可以成为他们的致命伤。所以其将来的结果，必然就“庞涓死於此树下”！
中共今日所采取的便是这项自杀政策。为著高度的工业化，它把大的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的奴工营。它要奴工们牺牲自由，束紧裤带，这样中国便可“十五年赶上英国”或“二十年后过好日子”。在中国长期积弱之后，这两项号召是动听的；是有高度说服性的。其魔力不下於抗战时期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但是它这项骗局至多只可维持十五年至二十年。过此人民就不特要放松裤带，而且要恢复全部自由。届时统治者是否会自动的恢复人民的自由呢？曰否！因为那是违反中共政权发展的逻辑的。君不见“百家争鸣”时统治者的面色乎？中共区内不会再有“百家争鸣”出现。要有也不是统治者自动号召的了。
所以即使不谈外界因素，只取“以经解经”的方式分析中共政权，天安门上的好汉至多还有十五年的安稳日子好过。
今后十五年的台湾
或谓俄国革命迄今已四十余年，何以并未动摇。其实中俄两国未可相提并论。俄国文明本为西方文明之边缘，所以它只可在西方文化之内作畸形的发展，而不足以向西方文化实行反挑战。所以白俄在出国之后，未几即为住在国所同化。不若我辈“唐人”在海外住了几代还不能变为老番，所以中国文化不能全部苏维埃化，中国人亦不能全部赤化，此其一也。中国自那拉氏到毛泽东经过了四十年，俄国自尼古拉到列宁只有几个月，所以俄国今日缺少我们所有的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坚分子的民主自由的斗士，此其二。我国尚保存一个台湾没有赤化，可以作我们“民主政治的实验区”。俄国的克仑斯基及其他反共俄人，均无所凭藉，此其三。
有此三点，则中俄之局势迥异。此三点中尤以第三点最为重要。盖共产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均自成一个整体。要对共产党“取而代之”，则必须以一个更完美更前进的整体来代替它。这个整体不是一个空洞的什么主义或宗教。这个整体必须是经过实验的合乎中国国情的前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新制度。
借用实验主义者一句名言：“真理不是可以发现的，真理是不断制造出来的。”所以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工作，应该是舍弃任何教条式的主义，以“科学的实验室的方法”在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的原则下，实验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替代共产党这一套反动的体制。如果台湾能在十五年之内，制造出一个新的真理来，到那时共产党的反动已达最高峰，那样才能水到渠成把共产党那一套，摧枯拉朽的送到北冰洋里去。
中国文化的前途系於台湾今后十五年的发展。而这一发展的开端，便看台湾是否能抓住中国现代化运动现阶段的主题！
最后阶段和文化反挑战
不过，抓住现阶段的主题实非容易。在西方文化向我国挑战的过程之中，“民主自由”这一项远在清末便是我国各种“改革”或“革命”运动中主要的口号之一。但是它却始终没有变成任何阶段的“主题”。因为在以前任何阶段，事实上我国尚没有完成此项课题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所以这一项口号我们喊了数十年，至今日始成为现阶段的主题。这也说明它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最难的一项课题。在其他各项课题逐一完成之后，始轮到它有变成“主题”的机会。事实上，其他各项课题之完成，原亦是使它变成主题的先决条件。
再者，在现阶段现有的主题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什么“副题”来。所以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的内容极为单纯；阵线亦极为明朗。“五四”时代拥护“德先生”的人群复杂极了。大家同床异梦，但是却打了相同的招牌，结果上了共产党“统战”的圈套。这种现象现在是没有了。正因为它目标单纯，阵线明朗，所以它没有足为下一阶段主题的副题参杂其间。因此现阶段的“民主自由运动”，实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后阶段。中国民族文化如能通过这一关，那便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之彻底完成。到那时我们民族的新文化便可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对西方文化作一个通盘的反挑战。彼之所长我悉有之；彼之政治经济各方面之矛盾，我均可调和而化除之。夫如是，则我民族以六万万人口之众，居富强安定之大国，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人身自由之最完满之新制度出现於世界，其时我们纵不愿为保持世界和平之盟主及人类进化之领袖，恐亦不可得矣。
不过目前这一关实在是我民族文化生死存亡之枢纽。斯拉夫、日耳曼、拉丁诸民族都在这一关之前了下去。我们能否平安过关，便看今后十几年中，我民族在台湾实验之结果。言念及此，不禁心向往之。 第二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第二章 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
在海外教授文史数十年。单在大学本科所授的史学课程便有“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种之多。在教学期中，个人对美日各时期所用各种教科书，总嫌其不合己意。有时竟随教随评之——纵是近年所用最权威的著作《剑桥中国史》，亦无例外。这种既教之、复批之的论学方式，在科举考试中，可能就构成“骂题”之谬说。伹为学若有主见，不愿人云亦云，实自觉亦无可厚非也。加以学生以及知友，亦每多好之者，这往往就是鼓励了。以致乐此不疲者数十年。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纵是全校必修科如“世界通史”、“世界文化史”，校中当权派虽强力干扰，务期统一教学，余亦每以补注方式，增抒己见。虽每犯众怒，而终不盲从也。至于自授各课，讲义则多自编：“教科书”就是附庸了。如此数十年，初不意讲义及所编之参考史料，装于纸箱中竟意高与身齐也。
前年自海外教学岗位自动申请退休之后，海内外华裔学界及新闻媒体中之老友，每每邀请参加学术会议，或为时论索稿，乃自从校中搬回家中之英文旧讲稿及积存史料中，编译之以应宠召。初则偶一为之，不意为时既久，听众与读者之间，颇不乏同调。各方口询、函嘱，鼓励尤多。因此使一得之愚，颇思废物利用，将数十年积稿，稍加分类回译，列出系统，以就教于学术界之同行，及一般严肃的听众与读者。
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以故在退休之后，尚思对旧稿稍作董理——古人有《日知录》、有《二十二史札记》等名作之遗规；笔者愚拙，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也。
近年在整理旧稿中，对中国国体“转型论”，亦数十年未尝忘怀的主题之一也。忆青少年期尝随顾颉刚师治商周史，对“中国封建之蜕变”即有专篇，独抒己见而推研之；曾扩充至十余万言。除以部分为中央大学学士论文之外，余篇则拟为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之基础也——其时笔者曾考入中大历史所为研究生。
不幸此一研究计画为战火所毁。积稿除〈中国郡县起源考。兼论封建社会之蜕变〉一篇之外，余稿泰半遗失；研究所亦未读成。
——《郡县考》一文嗣曾发表于“安徽学院”（今合肥安大前身）之学报《世界月刊》第一期（一九四四）。一九七一年复承宋晞教授之介绍在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所发行之《史学汇刊》中重刊之。
战后笔者赴美留学，转攻欧美史。中国封建史之探讨遂中辍。然对青少年期之所习，兴趣固未减也。因此其后对美洲印第安人历史之研读，总以我国三代史（夏商周）与之互比。以后竟至坚信，不读印第安人在美洲之历史，便无法真正了解我国夏商周之古代史也。甚矣比较史学之不可废也。
美洲印第安民族之历史，曾对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主义历史学派理论之形成有其决定性之影响，而其影响之发生为时较晚，“教拳容易，改拳难”，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