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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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七年(一八八一)鸿章再投百万巨资,透过中国驻柏林使馆,向德商伏尔铿厂(Vulcan),订购七千四百吨,具十四吋装甲,配备有十二吋(三〇·五公分)巨炮四尊的“主力舰”(battleship)二艘。这便是中国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ironclad)了。
定远(后为清海军旗舰)、镇远二主力舰,是当时五大洋中最新型的战舰。此二舰成为我海军主力之后,再加上若干辅助舰艇,中国海军的战斗力,就超过当时世界最强的英国海军的“远东舰队”了。——换言之,“鸦片战争”或“英法联军”如再来一次,鹿死谁手,就很难说了。只是定远、镇远装甲过重,船长三〇八呎,用的也是复式螺旋推进机(twinstew),可以双向航行。它们的时速就只有一四。五浬,有时可能只有十浬,就稍嫌其慢。作战时可以坚守,也可以围歼敌船,但是要动如脱兔,追奔逐北,就非其所长了。
——总之“装甲”是其时海上战略思想的重点。李鸿章也被它迷住了。所以不惜重价,务必求其兵利甲坚、尽善尽美也。
——二舰的造价是六百二十万马克一艘(关两总在两百万两以上吧)。
李鸿章是合肥人。“合肥老母鸡”的地方国民性有个癖性叫做“府大架子”,是一种赌徒性格。所谓“家无甑食之储而一掷百万”。李鸿章就是这种人。所以他搞起海军来是不顾一切的。时下旋踵他就跻身于八强之林。花起钱来当然也就吓得合朝上下,目瞪口呆了。
须知一百年前世界海军的发展,亦如今日之空军,是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的。海军的战略思想也是变动下停的。它从着重主力舰的“厚重”,很快又转移到巡洋舰的“轻快”。世界列强也就围绕着这种战略观念,相互较劲。是所谓“世界军备竞争”(WorldArmRace)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实在是第一位国家领导人物,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位,领导着中国参加这项世界级的武装奥林匹克。可是参加奥林匹克是需要全国动员的。可怜的是李鸿章搞来搞去,始终只是“以一人而敌一国”(梁启超对他的评语),就难以持久了。
继定远、镇远二舰之后,李鸿章又继续向英德二国订购二、三干吨级的轻快巡洋舰五艘——济远、经远、来远(德制)和致远、靖远(英制),再加上稍前购买的超勇和扬威,以及福州船厂自造的平远、威远、康济、湄云、泰安、镇海、海靖等木制战船,和若干鱼雷快艇二这就是北洋舰队的全部实力所在了。(共船舰二十五艘,约四万五千吨,参见戚其章《北洋舰队》;王英男〈北洋舰队实力总览〉,载上引《论文集》页三〇〇;或Rawlinson前书Listofships,1860~1895,pp246~259。作者查明甲午之前三十五年中清海军共有舰艇一三四艘。资料分列极为详尽。)
表面上看来,李鸿章这支大舰队,是世界一流的了。但是亲自参加这项军备竞赛的李鸿章本人是知彼知己的。他知道他的舰艇速度不够快。他要加买快速巡洋舰。在甲午前夕英国的阿摩土庄厂知道它老主顾的脾胃,特以新近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二十三浬的四千吨巡洋舰,奉献给这位中国“宰相”。英人知道鸿章是内行,非买不可;鸿章也自知非买不可。
——但是四化没有五化,就要出毛病啰!举朝只一个行家;余子碌碌,众口铄金,他就买不成了。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人买去,就变成后来日本的吉野号。
——其后把我北洋舰队冲得落花流水者,即此姝也。着史者,执笔至此,岂能不感慨系之?此是后话。
以一校一级而战一国
以上所述是清末北洋舰队的船炮等物质条件(hardware)。船炮总得要有人使用嘛!为着掌握这项即将到来的中国史所未有的庞大海军,李鸿章于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在天津成立水师学堂,以训练海军专才。但千船易买,一将难求。远水不救近火也。谁知他因祸得福:一八七九年那位也是船政专家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病故。一八八四年秋中法战争爆发,法帝海军偷袭我马尾舰队,七舰皆毁。沈葆桢生前苦心孤诣所建设的南洋舰队,至此半遭摧毁。李鸿章奉命调刘铭传率淮军旧部,再援台湾;同时收拾中法战争这个烂摊子。他乃南才北用,把南洋舰队里的精华干部,悉数调入北洋舰队服务。宝剑赠英雄,二者竟然一拍即合。这才解决了他的人才问题(personnel)。
为着了解甲午之战时北洋舰队里那些失败英雄,我们还得从他们出身的马尾水师学堂说起。
且说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日双方参战者,各有大小舰艇十二艘。我方的十二舰共有舰长(管带)十四人(镇远、致远二舰均一死一继)。这十四管带经笔者约略调查,似乎全是马尾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最不可想象者是,他们十四人中,至少有十人是马尾船校“第一期”的同班同学。在他们底下工作的大副二副等人,马尾校友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在这十四管带之中,有四人在黄海之上阵亡殉国。有三人因战败随丁提督愤恨自杀。另一人显然含寃而死。
——真是惨烈之至!
梁启超说: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而敌一国”。同样的,那空前绝后的鸭绿江口黄海大战,也是马尾船校以一校一级而大战日本一国呢!
马尾!马尾!我为尔欢呼。您在五千年中华通史上,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马尾水师学堂(俗称)或福州船政学堂,原是左宗棠左文襄公任闽浙总督时,于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在福州马尾创办的,官名“福州船政局”。聘法人日意格(ProsperGiquel)为总教习,任期五年,从事船炮轮机的制造,和驾驶人才的训练。
是年左宗棠奉调远去新疆,对付正在挑衅的俄人。左公在西北“手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门”,也干了一番大事,而他在福州留下的船政局,就保荐科甲正途出身、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继承其事了。
——抗战后那位受辱于美军皮尔逊,而引起全国学潮的北大女生沈崇,便是沈葆桢的曾孙女,林文忠公(则徐)的外玄孙(见当时北大校长胡适的电报)。
沈葆桢是个有见识有度量的干才,他把这船政学堂取了个文绉绉的名字叫“求是堂艺局”,办得有声有色。但是从这“艺局”二字,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科甲出身的士大夫,对这所新式的“海军官校”的认识了。艺局所培养出来的当然只是些学徒技工啊!技工艺人在清朝以前的传统宗法制度里,往往都只是些与倡优同列的“无籍”或“乐籍”、“贱民”呢!为缙绅之家的子弟所不屑为。所以沈氏当时所招收的,都只是一些清寒之家的子弟。为贪图食宿公费和每月一两的饷银而来。然既来之后,则不许利用艺局的免费教育,私自准备参加科举。
这个近代中国第一座海军官校,第一期有学生约六十人,于同治五年清历十二月(一八六七年阳历二月)正式开学。学生分为轮机与驾驶两班。课程则由基本数理化,及英法文与古典汉文开始。轮机术语用法文(当时欧洲大陆乃至国际法的标准语言);驾驶用语则英语也。盖斯时英国掌海上霸权,英语欧美通用也。纵迟至今日,国际机场指挥塔(包括北京、上海、台北),公用语言仍为英语也。
由浅及深,学制五年,学科术科与舰上实习并重。学生结业后,再随轮实习三年,便粗具一轮之长(驾驶或维护)的资格了。然后再由政府选送至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校(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深造三至五年,并进入英国舰队见习,或至德法各高级船厂,见习造船。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现代海军将才的培训,其严格有如此者。反观数十年后,我们“黄埔一期”搞三五个月的稍息立正,就可毕业。二者何能相比?
所以当李鸿章在欧洲大买其舰艇时,他需要大批专才来当“监工”;来“接舰”时,这批南洋培训的海军学生,就可以大派其用场;他在天津自办其水师学堂(一八八一),也就不愁没有师资了。
严复、刘步蟾和黎元洪
且举几位“马尾一期”的佼佼者,让大家结识结识:
马尾一期生,以第一名入校,可能也是第一名结业者,名为严宗光。他后来改名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则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载湉、乃至陈独秀、胡适之等早期就丢掉“四化”,专搞“五化”的魏京生们,就受其影响了。
严复和他的同班同学刘步蟾、林泰曾等人,似乎都是一窝“格林威治”。——再插句闲话。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去伦敦也住他个把月,我保证可把这批小格林威治们的成绩单,翻它个篓底朝天。没这个机会,就只能和野史馆长摆摆龙门了。设有差错,旅途匆忙执笔,尚乞读者教正之也。
严宗光后来被李鸿章罗致了,去当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在这学堂里,老严教了个湖北学生叫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小黎在甲午前二年(一八九二)毕业,被送往德国留学。逾年归来,被分发到刘步蟾当管带的“定远”主力舰上当个“炮弁”。
——他如被分发到骑兵部队里去,那就变成“马弁”了。所以炮弁者,马弁之弟兄也。
后来这位黎炮弁又被转战至“广甲”舰。广甲被日舰击沉时,老黎泅水逃生,又干起陆军来。想不到他捡回的小命“贵不可言”。武昌城一声炮响,这位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竟被革命军强迫做了革命元勋。其后又做了两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分两次做的,非“余又任”也。)——读者欲知其详,去看看章太炎那一篇顶刮刮的《黎大总统墓志铭》,价值数千块袁大头的好文章!
但是他的老师严复就没那个好命了。严复学贯中西(非笔者过誉吧)。他压根儿瞧不起他那个臭官僚土上司李鸿章。鸿章也嫌他古怪,敬而远之。严宗光因而觉得要做官,还得走“正途”考科举。提调不干了,乃“捐”了个监生(秀才),参加福州乡试,想来个“一举成名天下知”,扬眉吐气一下。谁知三考不售.只好卖卖洋文,当当翻译,了其怀才不遇的一生。
再看刘步蟾:刘氏则代表他们同学中,另一个极端。步蟾显然没有严复的文采。但是他在本行学术科的成就可能远超过严宗光。他于一八六七年入伍(且用个现代名词),五年毕业,三年实习期满,一八七四年(日军侵台之年)即由总教习日意格,发具船长证明书,证明他可以独立作一舰之长。这时正是李鸿章要购舰造船买炮,成立新式海军之时,苦无人才。此时步蟾大致二十岁左右(严复刚二十岁),英姿焕发,一下便被李鸿章看中了。步蟾其后留学格林威治,并在英国舰队见习。归国后立刻成为北洋大臣身边的红人——也是理所当然嘛!此后他奉命率队赴欧“接舰”,可能不只一次。一八八一年李氏向德国订购定远、镇远两大主力舰时,步蟾又奉命率十余员工赴德监造。一八八五年船成,又奉命“接舰”返国。未几北洋舰队完成编制,步蟾奉命出任旗舰定远的管带,官阶是总兵(位同今日的师长),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为中国海军中的第二号将领。此时刘步蟾年龄不过三十上下。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可想而知。
在千舰易买,一将难求的情况之下,李鸿章对刘亦万般倚重,密奏他才可大用,隐然是将来的提督人选。但鸿章对他也稍有保留,则是因为他们南方子弟,略嫌轻浮。其实这是满清老官僚的成见。须知清末的海军正如民国初年的空军,是一种最时髦、最洋化的兵种。当时的威海卫和旅顺口的海军俱乐部内,酒吧间、弹子房、跳舞厅……,应有尽有,斯时国内闻所未闻也。过这种时髦生活的青年军官,在满清老官僚的眼光中就略嫌轻浮了。
刘步蟾事实上只是他们“马尾一期”同学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与他同时出任镇远管带的林泰曾;出任致远管带的邓世昌;来远管带的邱宝仁;济远管带的方伯谦;威远管带的林颖启等等,都是大同小异的青年军官。总之,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受过十年以上,最严格的最现代化训练的海军专才。驾驶这种庞大而复杂的大洋轮,外行是不能领导内行的。而这种内行在当时的大清帝国之内找不出三十人。这三十人却又是一个师父(马尾一期)下山的。李中堂不办新式海军则罢。要办,则所有主要舰长职位就由他们包办了。
——顺理成章的事嘛!再者,他们既有此相同的背景和友谊,很自然的也就形成了一个帮。对帮之外的外行领导丁汝昌,不用说阳奉阴违;对老李重金礼聘来的外国专家,也就不放在眼里了。在这一心理状态之下,一八九〇年就发生上述的“升旗事件”了。原来丁汝昌于是年率舰访香港。一时因公离舰,旗舰管带刘步蟾乃降下提督旗,改升总兵旗(他自己是总兵),以示他才是一舰之主呢,这时还在船上的琅威理不服,因他自认是大清海军的副提督。有他在船,自应升提督旗。步蟾没理他,官司便打到李鸿章那儿去了。李鸿章来他个是刘而非琅。琅威理大怒乃拂袖而去。英国那时想掌握中国海军,琅氏一去便削弱了英国的影响力。英国再一怒,就不许中国学生进入英国皇家海校就读了。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第二章 慈禧太后和她的颐和园
在前篇拙文里,笔者曾提到,在近百余年的中国里,李鸿章实在是最早的,乃至唯一的当国者,曾经领导我国参加过世界军备竞争(WorldArmRace)。
我们应当暸解,自哥伦布发现美洲(一四九二),到二次大战结束(一九四五),在白色帝国主义的五霸七雄(后来又加上个日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之下,我们这个地球,实在是个“土匪世界”(引李登辉总统的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那儿只有强权,没有公理。强权从何而来呢,曰:武装也;军备也。在李鸿章那个时代,人类还没有发明飞机和原子弹。列强要横行世界,就只能靠强大的海军了。
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海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了。大英帝国要维持“日不落”的权势,在海军实力上还要确保它的“两强标准”(two…powerstandard)呢!换言之,大英帝国的海军实力,要超出其它任何两个列强合并起来的战斗力量。
同治九年(一八七零)以后,出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深谙此道。他一再讲,洋人的神气,神气在有“铁甲”。你跟洋人打交道而自己无铁甲,你得闭起乌鸦嘴。
李鸿章是近百余年来,我国仅有两大外交家之一——另一人是周恩来。笔者曾替顾维钧先生写了几百万字的回忆录。但是翻烂顾氏的公私文件,我总认为威灵顿顾只是个“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和“黄面皮的洋员”。他一直只是在替老板干活而已;自己没有真正在外交上作主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