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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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速（重三六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八尊、鱼雷发射管四条、时速一八点六浬）　　
　　秋津洲（重三一五〇吨、不同口径速射炮十三尊、鱼雷管四条、时速十九浬）　　
　　按国际惯例，在非战争时期两国舰艇在公海相遇，礼应相对鸣炮或鸣笛“互敬”（exchangesalute）。然此次日舰取势而来，方管带立见其来意非善，即下令备战。果然日舰驶近万码时，吉野突发号炮一响，三舰乃直扑济远；速射炮弹如雨下。我舰仓卒应战，然优劣势殊，众寡不敌，胜负立见。　　
　　当炮战初起时，管带方伯谦、大副沈寿昌（上海人）正并立于主桅之端的望台上，指挥反击。瞬间沈大副头部直接中弹，脑浆进裂，溅染方氏衣裳。立于前桅望台之二副柯建章亦为敌弹击中，胸腹洞穿。斯时舰上将士亦伤亡枕藉，计阵亡十三人，伤者四十余人，一舰皆血。然我将士并未停止拚搏．一小时之纠缠，我舰连发四十余炮。日舰浪速竟为我连续击中而倾斜失速！　　
　　在此一小时拚搏之中，慢说我济远以一船敌三舰，纵是以一敌一，我舰亦非其对手。我广乙船太小，自始即难参战反击，在仓卒脱离战场时，终于搁浅自焚。济远官兵自知亦难久战，据说曾诈悬白旗，冲出包围圈向西南逃避。日舰吉野鼓浪追之，竟为济远尾炮击中要害，死伤枕藉，济远终能选出沉没之厄运。（见下节有关方之评论）　　
　　当济远向西南疾驶时，适遇我增援赴韩之运兵船，怡和公司之英轮“高升号”，正运盛军淮勇九百五十人，驶向牙山。济远乃以旗语通知，嘱其立即转舵南返。孰知高升商轮，时速有限。在其南旋途中，终为敌舰追及，追令下锚停驶。随高升而来之我炮艇“操江号”（重六四〇吨）遂为敌舰所掳。　　
　　高升被迫停轮之后，日酋乃迫令高升英籍船长随日舰驶往仁川或日本，以船上华军为俘虏。英船长被迫听命，而舰上我军不从，盖中日并未开战，日本岂可于公海之上窃轮索赎呢！我船上将士则强迫船长驶返大沽。在双方僵持期间，日舰忽升红旗，通知高升号上之西人“离船”。旋即对高升发炮，我军亦据船以步枪还击。然时不旋踵，高升号即倾斜沉没。我将士逼浮海上，泅遁无所，日舰竟以机枪向浮沉之人群扫射。枪声轧轧之下，白浪皆赤，浮尸蔽海。日舰乃挟我操江，掉头不顾而去。　　
　　斯役也，敌人系以间谍探得我军运兵情报，蓄意“偷袭”而来，志在必得。盖其时日军主帅伊东佑亨，副帅东乡平八郎，皆在军中，见其决策之坚定也。　　
　　此役亦系敌我两国，新建现代海军之处女战。初试锋镝，双方之优劣毕露，而敌人之残暴，亦不待“南京大屠杀”而后始为世人所知也。　　
　　李鸿章论敌我优劣　　
　　高升号沉没消息传入北京之后，举朝大哗。众议均以我海军亦有铁甲多艘，运兵增援，为何不派充足舰艇护送，致有此失？损兵折将，实因我海军将领，尤其是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之所致。光绪帝盛怒之下，其后竟将丁汝昌“革职留任”，要他“戴罪图功”。主战廷臣翁同和、李鸿藻与庆亲王奕劻等，甚至奏请连李鸿章亦一道撤职。东事由朝廷直接指挥。不幸的是李鸿章那时却是大清朝廷中的“周恩来”，是一个无人可以代替的全能宰相。如今他虽是全朝公敌，实际责任还非由他一人担任不可，尤其是日军在韩，此时正得寸进尺。攻占牙山（七月二十九日）之后，已进窥平壤。清廷不甘示弱，乃于八月一日与日本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进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倭舰决战。这时丁汝昌亦因屡遭委屈，受气已多，亦迭向鸿章陈情：不顾生死，出海与倭人一拚。然鸿章老谋深算，知彼知己，终不忍将数十年抚育的宠物，负气一掷。他一面仍严令汝昌，不许轻意出海觅战；一面密奏小皇帝，力陈海军下应轻掷之道。这篇有血有肉、情辞恳切的密奏，光绪读之，亦为之动容。笔者不学，窃思我们读者作者，亦有细读的价值，谨抄全文如下：　　
　　查北洋海军可用者，只镇远、定远铁甲船二艘，然质重行缓，吃水过深，不能入海汐内港；次则济远、经远、来远三船，有水线穹甲，而行驶不速；致远、靖远二船，前定造时号称一点钟行十八海里，近因行用日久，仅十五六浬。此外各船，愈旧愈缓，海上交战，能否趋避敏活，应以船行之迟速为准。速率快者，阵则易于追逐；败亦便于引避。若迟速悬殊，则利钝立判，西洋各大国讲求船政，以铁甲为主，必以极快船只为辅．胥是道也。详考各国刊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造在先，当时西人船机学尚未精造至此，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巳为极速。今则至二十余海里矣。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后，我军未增一船。丁汝昌及各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臣仰体时艰款绌，未敢奏咨渎请。臣当躬任其咎。倭人心计谲深，乘我力难添购之际，近年增置，臣前于预筹战备折内奏称，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即因快船不敌而言。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没法添购亦不济急。惟不必定与拚击，今日海军力量，以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馀。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取长，此臣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肄，以求谅于局外者也。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丁汝昌从前剿办粤捻，曾经大敌，迭着战功。留直后即令统带水师，屡至西洋，藉资历练。及创办海军，简授提督，情形熟悉。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若另调人于海军机轮理法全未娴习，情形又生，更虑偾事贻误，臣所不敢出也。（见《奏稿》七八，页五三；《大清实录》三四五；《年（日）谱》，页二七一。）　　
　　李鸿章这件密奏缮发于一八九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决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中日黄海大战爆发，经过四个半小时的血战，他苦心弧诣，扶植起来的心头肉、掌上珠，还是被“一举轻掷”了。　　
　　劣等洋员的谏言不可信　　
　　公元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也就是清历光绪二十年甲午，八月十八日，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有决定性的日子。这天下午，我国第一支、高踞当时世界第八位的现代海军——北洋舰队，在黄海之上，大东沟海面，与日本第一支现代化海军——联合舰队，发生了遭遇战。双方血战四个半小时才鸣金收兵，未分胜负。当然我方的损失，远大于敌方。　　
　　这一战，在双方都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我国近代军事史上，可能更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以现代武器、现代组织、现代法则，所打的大规模的现代战争。除此之外，连“台儿庄之役”乃至“印缅战场”，都只能说是一窝“烂仗”。　　
　　这场战争是怎样打的呢？百年来史家著述甚丰。但是故事大都是千篇一律，把黄海之战抹黑；把我们海军里大批的殉国英雄说成拘熊。首倡其说的原是一些当年海军里自高自大的洋员，尤其是那位英国浪人瘪三泰乐尔（WilliamFerdinardTyler）。泰氏曾亲历黄海之战。且在他的回忆录里（PullingStringsinChina。London：Constable&Co；1929）。写了一些亲历记。后来史家就根据他的故事，人云亦云的讲了几十年以迄于今。　　
　　笔者在当学生时，也对他的故事笃信不疑。后来教书海外，把他的回忆录指定作参考书而细读之，便怀疑起来了。等到在洋社会住了数十年，摸透了那些洋冒险家到殖民地国家打天下的丑恶的底子，我对他的故事就彻底否定了。　　
　　泰乐尔一八六五年生于英国农村，在他的祖国里他小学也末毕业。后来到一艘商船当技工，才申请到英国海军受连制服都要自购的“备役”训练一年。据他自述，曾取得英海军“备役中尉”（sub…lieutenantR。N。R）的资格。一八八八年他到上海掘金，想在中国海关谋一“室内工作”（indoorstaff），但是海关人事室却把他分配到海关巡逻艇上去当个小职员或水手。这儿他一干五年，一八九五年经人介绍进入中国海军旗舰定远号当差。不久便碰上了黄海之战。　　
　　泰乐尔在定远号上当的什么差事呢？他在回忆录里说他是定远号的“副船长”（comander）——他这牛皮可吹得太大了。且看上文所述，那位天津水师毕业、德国留学归来的黎元洪，在定远上只当个“炮弁”，他至少会放炮嘛！泰乐尔除掉碧眼黄须之外，他会放啥子呢？　　
　　无独有偶，那位在镇远舰上服务的美籍洋员马吉芬（PhiloMcGiffen），原任美军少尉，来华教操。后来也自吹自擂说他曾是镇远的船长（mander）呢！其实他二人都只是两个水兵级的“营混子”而已。　　
　　不特此也。黄海战后，那位有提督衔的德籍顾问汉纳根（ConstantinVonHannecken）辞职了。李鸿章又找了一个英籍拖船驾驶麦格禄（JohnMcClure），来补其缺。麦格禄原来也是个一无所长的酒鬼，出任有提督衔的总顾问，就自认为是中国海军的副司令了。泰乐尔对此缺也垂涎欲滴。因此对麦某也嫉忌不堪，弄得这两位英国浪人，终身不和。　　
　　这儿的问题便是：李鸿章为什么要找这些烂仔在海军里鬼混呢？这大概是在他处理内政和外交上，“洋员”（尤其英国人）都是个必需品。但他又不愿雇用有真才实学者。有真才实学者如琅威理，就必然要抓权。在海军里抓权，则海军里就要再出个赫德了。中国有一个赫德已嫌太多，再来个赫德，中国岂不要亡国？所以琅威理一怒而去。老李也就由他去了。——琅烕理怎能建设中国海军呢？充其量把中国海军建成个印度海军罢了。此老李所深知也。朋友，李鸿章就是周恩来！与周总理打交道，只有他利用你；你还能利用他哉？　　
　　毛主席的延安被胡宗南打下了。毛反要“胡宗南听指挥”！胡宗南敢不听哉？　　
　　老毛颐指气使，吩咐总理这样、总理那样，总理无不俯首听命。老毛自觉好下风光。但是真正要“毛泽东听指挥”者，周恩来也。老毛，独夫而已。人亡政息，何足道哉？接独夫之班者，周公也。毛泽东不听指挥，邓小平，哼！今日有你。围棋国手，天下无敌，浅见者安知其妙哉？李、周在朝，大才小才，鸡鸣狗盗，都是棋子，通吃不误。　　
　　所以麦格禄、泰乐尔者，老李麾下，一些虾兵蟹将、小棋子而已，什么鸟“洋将”、“洋员”哉？但是，把这些烂仔混入军中，军中将士对他们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在那个崇洋时代，一般土将土兵包括丁汝昌，对他们都会崇而敬之。但是，对那些自己也洋过了头的人，像刘步蟾、林泰曾、严宗光、方伯谦等等，就不会把这些一无所长的洋混子看在眼里了。　　
　　因此，泰乐尔跻身定远之内，对一般兵将，他可七拚八撞；在刘管带之前，那就是小鬼见阎王了。甚至连英语会话、作文，刘步蟾可能也高他一筹——泰乐尔的英文风格便十分低下。他原来连小学也没毕业嘛！怎能写出好文章呢？　　
　　在泰乐尔后来所写的回忆录里，因而他要不惜一切丑化刘步蟾。情见乎辞，以泄其咬牙切齿之积恨。他这种书，历史家恶可据为信史呢？不幸，在张荫麟（一九〇五～一九四二）教授以后，我国史家、作家，竟然偏信了数十年，此笔者不揣浅薄，希望据实稍为扭转之也。　　
　　大东沟血战真相　　
　　前节已略言之。在丰岛一役之后，敌我优劣毕露。鸿章深知，鏖战于大洋之上我舰队断非日舰之对手，因而避战之心愈切。我舰游弋，只许自威海卫、旅顺至鸭缘江口之一线，不许越境御敌。然李氏退避之策，终难执行。盖海军避战，陆军屡败，最后必至避无可避之绝境。再者，清廷已对日宣战，海道向朝鲜增兵，舰艇护航有责，又从何避起呢，果然牙山既失，平壤吃紧，清廷续调刘盛休部铭军四千人于九月十六日自大沽出发，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去韩，增援平壤。日舰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十二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伺我舰返航时，加以邀击。我舰避无可避。两军遭遇于大东沟上，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在九月十七日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正式爆发了。　　
　　这次黄海之战，百年来史籍滋多。史家亦时有异辞。然去其传言妄语，根据史实，择要简述之，真相大致如后。　　
　　我方护航舰艇，于九月十七日抵达大东沟者，计有十八艘。其中镇中、镇南两炮舰（均重四四〇吨），率鱼雷艇四艘，护兵入港。平远、广丙两舰则在口外下锚。余十舰为北洋主力，则下锚于口外十二浬之海面。十舰中计有：　　
　　定远（旗舰）、镇远二主力舰，各重七千吨，各有十四吋装甲，十二吋巨炮各四尊，时速均为一四．五浬；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钢质巡洋舰五艘，各重二三千吨不等，各种口径钢炮十余尊，时速大致十五至十八浬之间；超勇、扬威、广甲三炮艇，各重千百吨，各有炮十馀尊，时速十五浬。　　
　　我舰队此时之重大弱点，盖为：　　
　　（一）无新船。所有舰艇均为一八八八年前下水之旧式战船；　　
　　（二）我舰无快炮。李鸿章勉力所购之十二尊，此时尚未及安装。　　
　　而此时在大东沟外，伺机拦击我船之敌舰十二艘，其性质则正是我舰之反面。其十二舰中，计有：　　
　　（一）三四千吨之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七舰为一八八八年以后始下水之新船。吉野、松岛等五舰，且为十九世纪末之崭新（brand…new）产品；　　
　　（二）各新船之时速，均在十八浬以上。吉野则二十三浬也；　　
　　（三）日舰新船均配有“速射炮”；　　
　　（四）日方老式舰艇，除比叙外，其它如高千穗、浪速、扶桑、西京丸皆钢质。船既不老，设备弥新。　　
　　朋友，现代化海空战，全打科技，全打年代。时新一年、技高一筹，就逼手逼脚。人海战术、血气之勇，中古打法也。抗战中期，日机在我成都机场着陆，取走国父遗像，留下战书向我空军挑战。我健儿不理他。但是我最高当局，忍无可忍，拍桌严令应战。结果璧山一仗，只有我领队两位大队长开了枪。其它健儿尚未及扳机开火，便纷纷坠毁如秋风落叶。从此，我们在后方就只有抱头挨炸之份了。　　
　　——此事余闻之于当年参战英雄，想我空军旧档中，应有案可稽也。　　
　　——甲午黄海之战，正是如此且说九月十七日中午，大东沟上我海军将士正吃完午餐，警报东南海面发现敌船。我舰乃起锚，列阵，迎了上去。　　
　　据说，我原队形为两主力舰平行居首，余舰排成双行，尾随于后。然全队启碇不久，副帅刘步蟾忽改传旗令，变原船阵为一字横排。伸张两翼，向敌阵包围上去。　　
　　何以刘氏中途改变队形呢？据泰乐尔说是起于刘的胆怯和自私。他故意要暴露两翼小船以饵敌。庶几敌船将不致攻击刘所乘之旗舰，云云。泰乐尔更强调说，刘氏这一变队阴谋，连在吊桥上观察敌情之丁汝昌和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