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唐德刚)-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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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苦短，一时烜赫，究竟是白驹过隙、过眼烟云。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们倒真希望领袖万岁。当朝诸公长生下老。再过他一百年，回头看看“小平变法”的过程；看看将来的历史家对他们是怎样下笔的。
人民问政的开始和“太子党”
“公交车上书”这一出小闹剧末搞出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地还是照割；款也照陪。可是举人造反这一闹，却闹出个庶民问政的风气。关心国事，却变成了一时的风尚。关心之道，则是纠合志同道合之士，组织社团，报效国家。士大夫们目光远大、满腹经纶，就要组织他们的“强学会”、“保国会”；江湖豪杰，气功师、武术师，忠肝义瞻、视死如归，就要组织他们的“义民社”、“义和团”来“扶清灭洋”；海外华侨青年，海内知青和秘密会党，也要组织他们的“辅仁文社”、“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时组织林立，百会蜂起。据梁启超所作统计，自甲午（一八九四）至辛亥（一九一一）有章程可考的各种公开社团，盖有一百六十余家之多。——其宗旨除少数的革命造反之外，盖多为保种强国，扶清灭洋而设也。“扶清灭洋”可能就是后来中共“兴无（产阶级）减资（产阶级）”的老祖宗吧！
在这百余种社团中，那最有声势、最有内容、也是最先组织的团体，应该是由康、梁领导的“强学会”了，原来康有为在领导公交车上书之后，一时名满天下，变成了时代的宠儿。朝野士大夫皆折节下之。大家（包括西太后）都认为改制维新是中国必走之路，而康有为是这条路上的明星甚至是先知。康氏如果真是个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是大有可为的。不聿我们在一百年后的“恩怨尽时”为他“论定”，才发现他老人家二者都不是，后节再详论之。虽然他也为着他所想象中的“变法改制”，不眠不休地投下了百分之百的精力，和一个胞弟的生命。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几个月之间，中国朝野在痛定思痛之余，大家真是洗心革面，想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从事革新。那时中国居然也有个“太子党”（且用今日的语言来说）——那批有改革思想的“高干子弟”，如张之洞的儿子张权、曾国藩的孙子曾赓钧、翁同龢的侄孙翁斌孙、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名史学家陈寅恪之父）、沈葆桢的儿子沈瑜庆、左宗棠的儿子左孝同等数十人——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了。
写历史的人不能小视“太子党”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得天独厚，家庭影响深远；教育最好。知道旧政权的内幕最真切。接受新思想也最快。他们如果不流于吃喝螵赌、贪赃枉法而有心为国为民，他们往往是传统中国里，最精彩的接班集团或进步改革人士，甚至是造老子反的地下革命头头。汉、唐、明、清早有先例；国、共两党政权中，且变本加厉。
——我们只要单挑一、二人如台湾的陈履安和大陆的叶选平就足够说明一切了。
清末除这个太子党之外，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中年官僚军人如袁世凯、聂士成、孙家鼎、张謇等人：老年官僚甚至是李鸿章，都是倾向于改革开放。至于张之洞、陈宝箴、翁同龢等太子党之父就更不必提了。
——这一情况与今日大陆上的政治发展，颇有其异曲同工之处。康有为是搞英国式君主立宪缓进派政治改革的领袖。他对上述的保皇集团应善加领导，耐心教育才对。谁知他一开头便四面树敌，自我孤立呢？
“强学会”的成立和声势
原来“强学会”在一八九五年夏发起于北京之时，它最热心的赞助人便是翁同龢和张之洞，而最诚挚的实际组织者，便是上述这批太子党了。一次翁氏曾折节亲访康有为于其私邸，不遇。康回访时，二人竟如老友晤谈数小时。翁对康真是推心置腹。且看有为的自述：
“翁说”与君虽初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指皇帝）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艺阁（名廷式。翁的学生，亦一改革派）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即吾之见客。亦有人窥门三数巡之者。故吾不敢见客，盖有难言也。（见康著《自编年谱》）
康有为这时是个才拿到学位（进士）的小知识分子。在工部当个芝麻绿豆的小京官（六品主事），而翁傅师宰相对他折节若此。试问后来国、共两党的高干，做得到吗？朋友，若说“固有文化”，实应于此等处求之。近来新加坡李光耀要提倡“儒教”，可能他看中的也在这个“温柔敦厚”的一面。但其结果有时亦适得其反者，其中牵涉学理之深邃，就一言难尽了。
——这当然是题外之言。
“强学会”在北京之成立，便是由翁同龢从户部划出个小预算，并拨出一部印书机开始的。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座房屋作会址。其后复由大学士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各捐五千银元。现役军人如淮军中的聂士成和毅军的末庆，亦各捐数千元。其它小额捐献更是所在多有。有这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学会的会务照理是应该一帆风顺的。不幸的是它一开始便发生了若干政策性的争执。其中有部分负责人想把这个学会逐渐办成个自给自足、提倡新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出版文化事业，庶可自力更生，长久维持。但是这一构想却为康某所峻拒。他认为这样做是“以义始而以利终”，结果争辩得“举座不欢”。
一个社团的成员对政策发生争执，原是正常而应该有的现象，可是它如发生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组合里，往往就要产生并发症而导致分裂和解体。再者这一内因之外，它对外亦示人以不广。这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行走”的李鸿章，对“强学会”也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二千元，加入作一会员或赞助人。但是李氏的申请竟被该会所否决。康有为自然也是这项否决的主要决策人。
李鸿章那时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虽然暂时失势，他的潜势力，他的国际声望，尤其是他在后党中的地位，仍是一时无两的，而康有为这个六品小京官，居然公开刮其胡子——这也可见当时康的气焰了。所以那时纵是最器重他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记里也说“康祖诒狂甚”。
新政、新思想毁于教条主义
康有为于一八九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阴历九月十二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的清望真如日中天。谁知他的气焰不但未丝毫减退，反而因之水涨船高。
这时在中国最有权有势而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实在是张之洞。张于此时适自武昌调到南京，出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市）。康一到上海，张之洞便派专人把他接到南京去。在南京，康有为一住二十余日，变成张之洞的上宾。张对他真是言听计从。这期间在上海正式成立的“上海强学会”，和该会的机关报《强学报》之发行（一八九六年一月十二日），都是由张之洞支持的。〈上海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便是由康有为执笔，用张之洞名义发表的。谁知张、康这段合作的蜜月，后来竟被康有为的教条主义彻底的破坏了。让我们再抄一段康有为的夫子自道：
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开“强学会”。香涛颇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鲁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梁）星海来言。吾告以“孔予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吾人读上段文字，便不难想象出康有为当时气焰之高了。其语言之横蛮，态度之恶劣，可说是达于极点。但是这篇回忆还是他失意之后追记的。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尽管如此，这位比康年长二十一岁的南洋大臣张之洞（一八三七～一九〇九）对他还是曲予优容、热心的支持和诚恳的劝勉。但是康有为对这位开明的老辈和上级领导，硬是不假辞色。且再把康氏有关的回忆看下去。康说：
在江宁时，事大顺。吾曰，此事大顺，将来必有极逆者矣。黄仲彛盒呛Ｒ椤扒垦Щ帷闭鲁蹋錾虾？讨闾我月垩Р缓媳趁恕５缰鑫鸢欤蛞浴盎嵴麓笮校荒苤兄埂备妗Ｄ丝崃尬萦谡旁芭浴Ｔ督煊Γ磺胁焕矗ΥΤ钢猓次扪畛缫痢坝贰敝溃啾厣⒁印＃ㄍ希┰谡舛渭鞘隼铮涤形衔垦Щ嶂О苁怯捎谡胖吹摹氨趁恕薄５歉菟姆蜃幼缘溃置魇撬约壕苋擞谇Ю镏狻Ｄ氖钦胖吹谋趁四兀俊 �
康、梁师徒在甲午战后所推动的这个“强学会”运动，实在是满清末年在中国最有“智慧”（wisdom）；最有“契机”（chance）的一个全国性新文化、新思想、新制度三位一体的群众运动。它如搞得好，则后来的“华兴会”、“光复会”乃至“同盟会”，可能都不会另起炉灶。没一个“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军阀乱政，哪还轮到后来的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去搞什么“五四运动”呢？
须知当年支持强学会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也可说是“资产阶级”吧）的菁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而强学会之崩溃也就直接缩小了其后“保国会”的阵容，和光绪皇帝搞变法维新的声势。这种搬石头砸自己脚的办法，都是康氏搞“教条主义”的后遗症啊！
报酬大于贡献
“强学会”的失败，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实在是一大顿挫，顿挫于康有为在“今文经学”里的教条主义。“今文经学”是个什么东西呢？笔者为使一般读者对它有个粗浅的了解，特辟前篇为万言专论加以阐述。读者批览后，便知今文经学在我国的“儒教”里，除被一些官僚利用于一时之外，在学术界并未成过大气候。所以自汉以后，轻视甚至鄙弃今文经学的儒家，正不知有几千百人。张之洞之劝康有为搞变法“匆言此学”，实在是一个长辈学人的善意劝告。翁同龢在一八九四年也读过康著《新学伪经考》。看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见翁《日记》）
其实把康说看成“野狐”，又何止张翁二人。其后的章太炎、胡适之，以及最近才去世的钱穆，对康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记得笔者本人在重庆读大学期间，便有一位同班同学（似乎是黄彰健兄）专治公羊学为毕业论文。余亦偶涉之，但觉以“三世”论，读《春秋》，未始非“通经”之一说，若要以它来“致用”，那就是“迂儒”了。不学在五〇年代亦尝试述文，阐两汉“太学”。在拙篇中，我自己亦斥汉代的今文家不只是“迂儒”，简直是把持立国意蒂牢结的“学阀官僚”也。——当时也是有感而发。当然那时的“学阀官僚”的学术水平与两汉和清末的今文家相比，还差得远呢！（拙文见《附录》）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龢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六品主事的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果然在一八九六年初，在数名昏聩老领导授意之下，御史杨崇伊一纸弹章，张、翁等实力派在一旁幸灾乐祸，康有为的“强学会”就烟消云散了．强学会一散，小会分立。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新政新思想，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过：“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那时去古未远；我们记忆犹新。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康有为当年犯了他那教条主义的绝大错误，但是这错误虽使他铩羽而去，却没有影响他衣锦还乡，为老太太做寿的风光。其后他曾一度想移民巴西，到海外去另觅前途。谁知一八九七年山东曹州教案突起。全中国很快的又被卷入另一个更严重的危机。在朝野束手之时，闻鼙鼓而思将帅，大家又想到康有为毕竟是个人才；他的变法维新的主张，也是“今日中国之必需”，这样康有为也就东山再起了。
瓜分的威胁和图强的意志
所谓曹州教案原是发生在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有两位德国传敦上在山东巨野县为暴徒所杀的小事——在当前纽约市上，每天都有五至八人为暴徒所杀（最近遗有一位前来开会的日本大学校长被杀）——可是这件小事却被那时后来居上的德意志帝国主义引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并要求在山东省筑路开矿。老实说，我们本钱大。出租胶州湾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时甲午新败，大清帝国已至死亡边缘，德国人一开其端，其他帝国主义援例一哄而来——俄国人要租旅顺大连，英国人要租威海卫和九龙，法国要租广州湾，日本要在厦门一带打主意……，这样群盗入室，划定“势力范围”、割据自雄，那问题就大了。
——弄不好，大清帝国就要步波兰后尘，被列强瓜分了。
为应付这种严重局面，那在总理衙门办外交的清室诸大臣也并不太颟顸。李鸿章就是个搞“以夷制夷”的老手。在他访问俄期间（一八九六年四月三十日至六月十三日，共四十四天），便与俄国订有密约以应付贪得无厌的日本。胶州交涉期间，翁同龢、张之洞乃至康有为等也想联英法而拒俄德。但是帝国主义哪就那么笨让你去以夷制夷呢？他们要搞他们自己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划定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spheresofinfluence）；要把东亚病夫“瓜分”掉（partitionofChina），哪由得你“支那曼”（Chinamen）去自作主张呢？所以清廷的外交至为棘手，而瓜分之祸，则迫在眉睫。这时当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和有远见的大臣们，就感到与其治标则莫如治本。这样他们就想到要“变法图强”。要变法，就少不了那个变法专家康有为了。而康氏自己也当仁不让。一八九七年底，有为乃携满箧奏稿与所著新书，赶往北京。
康氏这时在北京自然又变成变法的智囊了。因为他毕竟写过一些小册子，什么《俄国彼得大帝变法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波兰分灭记》若论内容，这、》《法国革命记、等等。些名著只不过是今日台湾主局初中历史教科书耳。然在那时的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
再者，有为此时既然仍在工部挂名为主事，他的上皇帝书依法也可由本衙门代递。不幸康氏个人与“本衙门”之内的人事闹得很僵，遭到工部各阶层的留难。所
